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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中的灵知主义

作者:张新樟

提要:灵知主义是对人类处境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回应,它的思想原则和精神态度普遍地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本文总结了灵知主义的基本范式,并检视了灵知主义通过现代精神表现在现代文学中的几种主要形式。

关键词:灵知主义(诺斯替主义),浪漫主义,荣格式的灵知主义,存在主义,科幻小说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埃及发现灵知主义经书《那戈·玛第文集》以来,1)灵知主义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学者们不仅把灵知主义看作历史上的一场精神运动,而且进一步把它视为对人类处境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回应,认为它的思想原则与精神态度普遍地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如今,灵知主义的精神原则已经体现在现代精神之中。2)本文试图提出灵知主义的基本范式,检视灵知主义通过现代精神表现在现代文学中的几种主要形式,旨在显明灵知主义对现代文学的影响。3)

一、灵知主义的基本范式 “灵知主义” (Gnosticism)是一个现代术语,来源于希腊词gnostikos(即knower,指一个拥有灵知(gnosis),或“密传知识”的人),用于指称寓于希腊化晚期大规模混合主义宗教运动之中的共同精神原则。4)灵知主义普遍地体现在当时的新柏拉图主义、斐洛主义、犹太教、神秘宗教等哲学与宗教派别之中,它在基督教之中找到了自己的永久的栖身之所,形成了教父学中称之为基督教异端的灵知派。也有灵知主义者从这些既存的哲学宗教派别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派别,最著名的有塞特派、瓦仑廷派、摩尼教、马克安派等。

灵知主义产生于基督教纪元第一世纪的希腊化-东方世界独特的精神处境:人与社会、人与世界之间的异化的二元论处境。希腊化时期的社会政治宗教的大背景中最根本性的事件是个人主义与宇宙城邦主义的形成,这导致了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的重大变化,也即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异化、人与宇宙城邦之间的异化。人们感到自己处于其下的帝国法律是外在的、不可企及的力量的统治;宇宙的律法、宇宙的命运也同样是外在的、不可企及的力量的统治,国家是它在地上的执行者;人们感到自己孤独地流落在一个异己的、冷漠的世界之中。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这种变化伴随着内向性的加深与新的情绪主义,这一切使得当时的人们对苦难极度敏感:“在那个社会中有对于净化、安慰、赎罪、治疗的真正需要。而这一切无法在别处找到,人们就开始在宗教中寻求”。5)这样一种生存处境造成了新的、个人对于宗教的兴趣,这正好证实了一位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对于宗教现象的最敏锐的观察者的一句话:“在那些处于逆境的年代,人们的心灵更为热切地转向了宗教”。6)再没有别的历史时期能比这几个世纪更具有如此普遍的宗教兴趣以及对拯救的热切而持久的呼求,对拯救的向往成为强烈的内在的共同体验,在极大的范围里成为潜在的、根本的情绪。7)对二元论处境的强烈体验以及对拯救的热切呼求,这就是希腊化晚期人们的基本生存处境。拯救就是要克服二元论的处境,拯救的途径何在呢?如何才能克服二元论的处境呢?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他们所面对的恐惧和希望、困难和问题,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只有灵知(gnosis)或拯救的知识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无知是安全感的最大障碍,而它只有依靠诺斯的启示或关于灵魂和肉体的神圣的科学知识才能去除。因此,灵知主义精神在于企图在各种宗教与哲学中找出关于拯救的共同性的、本质性的知识(诺斯),从而回答宗教神秘主义和哲理性宗教中所提出的一切重大问题,如:世界和物质的起源、人的来历和命运(作为个体和作为宇宙秩序的成员)、恶的起源和消灭的问题、灵魂的上升和下降、人从命运和有限中解脱出来、获得永生的方法等等。8)总之,对于克服二元论处境的拯救性知识的追求就是希腊化晚期的灵知主义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种族与教派界限的,是体现在当时的整个浪潮之中的一条新的精神原则。9)

正是这种追求克服二元论处境之拯救性知识的灵知主义时代精神造就了希腊化晚期的各种哲学宗教的神话思辨体系。当自我认识到自己深陷在这个世界之中,他就希望自己从这个世界解脱出来。这个时期之神话思辨体系的杰出贡献就在于把这个维度投射到过去:自我是如何陷落到这个世界之中的?通过回答这个问题,神话思辨体系就把在世界中的异在感、孤独感客观化在一个故事的形式之中,这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就可以照亮现在并启示未来之解脱的可能性与意义。当这个故事得到讲叙的时候,它就实现了它所预示的事件,它是一个召唤,要唤醒陷落昏睡在世界中的人,让他们清醒过来,引导他们走向彼岸。因此神话与思辨体系的讲叙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故事之中的一个转折点。

约纳斯(Jonas)在众多旨在解释并克服二元处境的神话思辨体系之中总结出了七个相继过渡的先验图式:

这个世界与神之间的距离(距离的先验图式);这个封闭的世界(洞穴先验图式);人被囚禁在这个世界中(下界或此世的先验图式);迷路的体验(迷宫的先验图式);自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否定或孤独的图式);神是绝对地高于这个世界(上界、外面、或彼岸的先验图式);此外还有指向性的运动包含在所有这些图式之中,把这些图式构成一个整体:堕落、失去本源,以及所有这些的相反运动(向上与向下运动的先验图式)。10)

这里所列的七个先验图式构成了一个体系,构成了约纳斯称之为的“根基性的灵知神话”:人是被扔入到一个极端敌意的环境之中的,这个敌意的环境就是这个世界,是受邪恶的暴君或阿其翁的主宰。那些敌意的神灵竭力阻挠灵知主义者为了回归真正的家园而做出的一切努力,他们的真正家园在众阿其翁不可迄及的天上。任何讲叙这个根基性神话的尝试都必然会超乎这个根基而形成灵知神话思辨体系的一个实际的版本,这个根基性的神话起到了由先验图式向灵知神话版本过渡的作用,在这个根基性神话的基础上产生了众多不同的思辨体系。那些被称为灵知派的神话思辨体系的根本之处就是这个根基性神话,这个根基性神话背后就是那个时代的极端二元论情绪以及克服这种二元论情绪的冲动。

如果深入到灵知主义的教义神话体系的背后,从二元论情绪及其克服二元论的冲动来界定灵知主义,那么显然我们可以把灵知主义理解为对人类处境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回应。由于希腊化罗马世界的晚期在许多方面与现代处境有相似之处,因此灵知主义这种特定的回应方式也会在各种思想和运动之中得到复兴,并在相关的文学之中得到表达。

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乃是现代世界对于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异化处境的最早的灵知式的回应。与启蒙运动把灵知主义视为推翻基督教传统的有力武器相反,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它所要超脱的恰恰是启蒙运动所奠立的理性主义世界。在英国诗人、艺术家布莱克(William Blake)那里,理性本身被视为专制者和人类想象力的敌人。布莱克在他的《弥尔顿》(Milton)一诗中点出了这些敌人的名字:

……这牛顿的幽灵 这伏尔泰和卢梭:这休谟和吉本 ……人里面的理性力量 这是一个虚幻的肉体:包裹着我不朽的灵的外壳; 这是必须永远加以抛弃和消灭的自我... 我达到了忘我和辉煌的灵感 依赖对救主的信仰抛弃理性的论证 依赖灵感抛弃记忆的烂布 从阿尔比恩11)的土地上赶走培根、洛克和牛顿 脱去她污秽的外胞,披上想象的衣裳。

这是二元论语言的新运用。对布莱克而言,拯救就是对自己的幻想场面的自由表达。就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离死亡之门已经很近了……但是灵和生命并没有接近死亡,真正的人、想象力并没有死亡,它们永远活着。当愚笨的肉体逐渐消亡,我在这方面却变得越来越强大。”在布莱克的一生中,他以具有浓厚的灵知主义特征的诗性神话来表达这一意象。在他的这些诗篇中,他称邪恶的德穆革为乌里神(Urizen),他赋予这个角色的含义很丰富,它不仅仅是指物质世界的创造者耶和华,它还是“光明王子”、撒旦和“觉悟”。对布莱克而言,乌里神是邪恶的,因为他的创造是有限的,他的最主要的象征是“金色的罗盘”。在乌里神的著名诗篇《古老的日子》(The Ancient of Days)中, 乌里神伸出永恒,带着他的罗盘深入到黑暗的空虚之中,去度量、划分、禁锢。《四个挪亚》(The Four Zoas)与灵知派文献很相仿,布来克在其中回应和模仿了《创世记》和柏拉图的《蒂迈殴篇》:

……一开始这位建筑师预言了他的计划 令人惊叹的脚手架伸展开来,树立在无限之中 四角形的建筑在天空中笔直地升起 这是一座辉煌的金色建筑,有许多的窗,许多的门 还有许多的房间与广袤的未知相通 四方的窗户使建筑成立方形稳固不动,在它的围墙和天花板之中 天空被封闭,许多精灵在日夜为自己的受缚而哀叹

接着他开始播种系在腰间的种子 他的腰带和围裙里装满了不朽的灵魂 这些灵魂嚎叫着、呼啸着飞离了乌里神那强有力的手

布莱克是从何处看到或听说灵知派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他的某些观点确实是在有意识地回应灵知派。他与灵知派一样,把神与自然加以区分,然后把宇宙自然的创造者视为邪恶的神。

布露姆(Harold Bloom)是浪漫派传统的当代解释者,他拿布莱克的《泰戈》(Tyger)与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墨比·狄克》(Moby Dick)相对照。他们都不愿意颂扬自然,“自然就是死亡”。梅尔维尔写道:“自然打扮得象个娼妓,是神的难看的桂冠。”对阿哈伯(Ahab)而言,物质宇宙“只是一个面具”,在化妆品的背后躺着的是死亡,它就象是白色的裹尸布,象患了白化病的鲸鱼。阿哈伯说“我的怨恨深不可测,我要把我的恨发泄在这白鲸的主人身上。”这种愤恨之情可以与古代的一个灵知主义的鹅费特派(现代学者也称之为塞特派)相比,《那戈.玛第文集》中有几篇是他们的作品。在这本书的最后几页,阿哈伯对造物主的控诉令人想起亚大巴多(Ialdabaoth)12)对他自己的母亲的无知。

你不知道你是如何来,于是你称自己不是受生:当然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的开端,于是才称自己没有开端。我知道我自己的来处和开端,而你,万能者,却不知道自己的来源。超乎你、你有限的灵之外,有无可限量之物存在,相对于他而言,你的永恒只是时间,你的创造力只是机械。

在布莱克和梅尔维尔所写的这些段落中,物质世界是一个障碍物。浪漫派的作家对这个障碍物感到不适,乃至明显的敌意。拯救存在于布露姆所说的“后启蒙运动对神和至高者的强烈的渴望”,存在于科乐里奇(Coleridge)所说的“精神力量对死亡的克服。”学者们在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兰波(Jean Nicolas Rimbaud,1854-1891)、早期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国的象征主义者、德国的理想主义者、美国的超验论者,卡莱尔(Kalyle)等作家的作品之中发现了“灵知主义”的范例。布露姆写道:“我们可以说有一种灵知主义的形式在浪漫派传统中流行。”他举的最主要的例子是叶芝(W.B.Yeats)的灵知主义倾向。叶芝的抒情诗内化了二元论,生动地表现了自我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冲突。布露姆认为,在诸如《自我与灵魂的对话》这一类诗中,其中的两个对话者“相当于灵知主义者所说的属灵者和属魂者这两类人。在叶芝的诗篇中,灵知派的异乡的或超俗的真神为想象所替代:

如果想象弃绝了地球 思维在游荡 到这、到那、到各个地方 从生死之罪恶中得到解放。

这种内化了的对抗在《向着拜占庭航行》(Sailing to Byzantium)中得到了更为大胆的表达:

耗尽了我的心思;因欲望而成病 执着于垂死的肉体 它不知道它是什么,却把我陷在虚假的永恒之中。 一旦摆脱了自然,我将 永远不再以自然物的形体出现。

叶芝的一首奇怪而有名的诗《第二次来临》(The Second Coming)把这种对抗历史化,并展望了世界精神的到来,暗示一个新的、后基督教时代的来临。

确乎一些启示已近在眼前 确乎第二次来临已近在眼前 这第二次来临啊!难以语言表达 当巨大的意象出自于Spritus Mundi 令我目炫 ……但我现在知道 这两千年冷冰冰的睡眠 摇篮的摆动中做着无尽的恶梦, 那粗暴的野兽,他苏醒的时间终于来到, 低首走向伯利恒去再次出生?

这个在小睡之中的粗暴的野兽让人想起“冷冰冰躺着睡觉的乌里神”。

叶芝曾经编辑出版过布莱克的诗篇;他记录了他的妻子在神灵附体的出神状态时所说的话语,并以《一个幻象》(A Vision)为题加以发表。叶芝曾经是一个名叫金色曙光(Golden Dawn)的赫尔墨斯修道会(Hermetic Order)的成员,这个修道会热心传播秘传宗教的文献,包括灵知文献,他在该会中的同道米德(G.B.S.Mead)一生致力于收集世纪之交所能获致的灵知主义资料,并把它们翻译成英文加以出版。米德出版的诸如《忘却的信仰残篇》(Fragments of a Faith Forgotten)之类的书在非学者的读者群中激起了对灵知主义的极大兴趣。叶芝诗歌之中的灵知主义色彩与他在这个神秘团体中的经历和体验不无关系。

三、荣格心理学式的灵知主义 心理学家荣格(C.G.Jung)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提到灵知主义者,他托名巴西里德(Basilides)13)写过一个冥想短文《向死者的七篇布道文》(The Seven Sermons to the Dead):

夜晚,死者站在墙边哭泣: 我们本应认识神。但神在哪里? 神死了吗? 神没有死。现在,永远,他活着。 这是一位你们不认识的神,因为人类已经忘记了他。 我们称呼他的名字ABRAXAS。 Abraxas站在太阳之上,站在魔鬼之上。 这是不可能的可能,不真实的实在。 如果普累罗麻14)是一个存在,那么Abraxas就是它的显现。 死者于是大声喧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Abraxas生出了真理和谎言、善与恶、光明与黑暗, 用同一话话、同一个动作。 为什么说Abraxas是可怕的? 他是爱,也是爱的谋杀者。 他是圣人,也是圣人的背叛者。 他是白天最亮的光,也是疯子的最黑的夜。

这首小诗中的这位自相矛盾的Abraxas就成了后来的“自我”(the self),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荣格把它当作“a complexio opposotorum”(对立面的结合) 加以反复讨论。自我知识(self-knowledge)是通过意识对无意识(包括黑暗的“阴影”的一面)的吸收而达到并趋向于“完整”的境地的。因此,荣格对灵知主义者坚持“恶是一种积极的本能”这一点深感兴趣。他赞许地写道:“灵知主义者详尽地讨论了恶的问题。”“恶从哪里来?”——恶来自于以“不完美的、虚荣、无知、无能的德穆革与善的、完美的、灵性的神”相对立。在《唉翁》(Aion)一书中,荣格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对这个神话加以阐述:“这位无知的德穆革把自己想象为最高的神,这表明了自我(ego)的困惑情绪,即,当自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无视于它已经被更上一层的权威所罢免的事实时所感受到的困惑情绪...这种无法描述的‘完整’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过程的相加,在于内在的自我-心灵(ego-psyche)的对立,即我所谓的自我(self)。”荣格的心理学象许多灵知派的文献那样描写了分裂成碎片的自我的图景,并且与他们一样在这些碎片中找到了神的形象。

二十世纪的许多作家都构画了这种心理学式的灵知主义。海塞15)于一九二五年发表的《德勉》(Demian),就是在接受了荣格的心理分析之后写成的。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构造了一个荣格的原形(Jungian Achetypes)的寓言。强有力的人物德勉的出现是要模糊一切年龄、性别、伦理的界线。他是“出奇地与众不同”。他告诉那位对灵知派修正圣经感到不安的英雄,指出“有骨气的人愿意接受圣经故事中的不公平待遇。”德勉还象荣格式的灵知派那样,推动他的英雄去超越他对于现实的有限视野。“一个将要出生的人必须先摧毁一个世界”,然后飞往神,这个神“的名字是Abraxas,把神性的要素与恶魔的要素结合起来。”德勉其实是代表了这位英雄的自我的一个方面,因为小说的结尾部分模糊了“他者”与“内在者”之间的区分。在神秘的、同性恋式的幻象中,这两个角色融为一体。海塞的随后的一篇小说《斯蒂芬瓦夫》(Steppenwolf)描写了一个人物,居住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无家可归的斯蒂芬瓦夫,一个狐独的人。”斯蒂芬瓦夫暗示了古代灵知主义者的一个最令人惊异的意象,看到“整个人类生活乃是最初的母亲的一场痛苦而不幸的流产,是自然界的剧烈而凄惨的灾难。”与“自然”(海塞把它等同于“粗俗的习俗”)相对抗的乃是“趋向于上帝的...精神。”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斯蒂芬瓦夫发现这种对抗更为复杂,不仅仅是两个,而是有上千个灵魂在与他一起喧闹,“一片潜能与冲动的混乱。”回应他的努力,斯蒂芬瓦夫得到了一个心理学式的、很现代的信息:“你向往抛弃这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超时间的世界中去。当然,你知道这个世界隐藏在什么地方。唯有在你自身当中存在着这个另外的实在。” 海塞的这些小说是二十世纪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的早期形式:即在通往心灵王国的旅程中所发现的外部世界与内心实在之间的冲突的故事。其中有一些可以当作“灵知派”的作品来阅读,这是不足为奇的。其中有一些,比如莱辛16)的《下降到地狱简述》(Briefing for a Descent into Hell)辛辣地抨击了平庸的生活。她的小说不提倡走向完全人格的整合,相反,它限制英雄的分裂了的心灵的幻想,以免牺牲他的精神“健康”。他的内在旅程带领这位英雄进入到外空的神话的土地,然后又作为诸神的信使回到地面。主人公奋力抓住这个现实,抵抗他的精神病医生的药物和休克疗法,这个过程是用典型的灵知派的隐喻——醒和睡、遗忘和回忆——来加以描写的。

四、存在主义 神学解释的现象学学派把去除了神话色彩的灵知主义与存在主义对应起来,认为它们都指向相同的内在体验。在这种体验中,个体发展出一种对自己的“切己”的实在的升华了的意识。阿尔替泽解释道:

古代的灵知主义……寻求彼岸的神圣实在,他们拒斥此世,视之为污秽的实在。现代灵知主义……力图逃避人在其中丧失了其实在的一个宇宙和一部历史,寻求一种主体的纯净和真正切己的状态。17)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界定二十世纪的灵知主义:“二十世纪的灵知主义是在上帝之死的背景下,超脱异己的宇宙,追求真正切己的拯救。”18)陶伯说,“正是灵知主义的堕落、流放、拯救的剧本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发展成了内在于自我的动态结构。”19)灵知主义的神话认为人是被扔入到一个极端敌意的环境之中的,这个敌意的环境就是这个世界,是受邪恶的暴君或阿其翁的主宰,那些敌意的神灵竭力阻挠灵知主义者为了回归真正的家园而做出的一切努力,他们的真正家园在众阿其翁不可迄及的天上。在海德格尔的根本的本体论中也可以看到一种类似的运动,在那里,缘在(Dasein)被扔入到一个沉沦(Verfallenheit)的处境之中。在这种状态中,它存在于两种存在状态的张力之中:一种状态是不切己的自我疏离,另一种状态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切己状态。

这种关于拯救的根本模式,也就是灵知主义的模式,可以完整地或部分地在下列现代小说之中:加缪(Albert Camus)的《快乐的死亡》(La Mort heureuse),《陌生人》(L’Etranger), 《不贞的女人》(La Femme adultere);萨特(Jean-Paul Sartre)的La Nausee;黑塞(Hermann Hesse)的《德勉》(Demian),《斯蒂芬瓦夫》( Der Steppenwolf);卡夫卡(Franz Kafka)的《审判》(Der Prozess),《城堡》(Das Schloss)。

存在主义的异化理论与现代式的幻觉浪漫主义(visionary romanticism)相结合,给予灵知主义以强有力的文学表达。凯鲁亚克20)和金斯堡21)是哥仑比亚大学的同学,四十年代,他们的教授韦弗(Raymond Weaver)曾向他们介绍过灵知主义。“跨掉的一代”22)历史学家泰太尔(John Tytell)指出,凯鲁亚克的小说《撒克斯大夫》(Sax Doctor)已经表达了他对灵知主义思想的兴趣。这本书的神话式的幻想描写了撒克斯大夫,这个“反罪恶之王”努力把这个世界从“罪恶的世界大蛇”的喷着死亡气息的口中拯救出来。这条蛇“背上覆盖着鳞片,发出嚎叫的声音”,是“难以忘记的罪恶、愤怒和撒旦的来源”;撒克斯大夫“耷拉着帽子”在世界各地“寻找植物,他知道有一天他会把它们提炼成有魔力的毒药...他可以让这条蛇跌在地上死掉。”小说在一场大梦中达到了高潮,似乎善恶双方的人物都在这里出场了。金斯堡也运用灵知主义的意象来表达他对世界之罪恶的痛恨。他的一首反核武器的诗《幽冥颂歌》(Plutonian Ode)是在一九七八年读了约纳斯的论灵知主义的书之后写成的,这首诗以类似驱魔符咒的形式召唤灵知派的阿其翁:

我敬仰你令人惊畏的显现,象神一样庄严, Sabaot, Jehova, Astapheus, Adonaeus, Elohim, Iao, Ialdabaoth, 不知不觉中,移涌生出移涌,在那深邃的光明之中, 所费娅的反省使思想的银河闪闪发光,星星泡沫的旋涡稀朗的银光,象爱因斯坦的头发!

五、科幻小说中的灵知主义特征 在现代的文学体裁——科幻小说中也可以找出灵知派的思想。历史学家汤普森(William Irwin Thompson)在罗戈(Nicholas)的电影《跌入地球的人》(The Man Who Fell to Earth)和汉德森(Zena Henderson)的小说《朝圣》(Pilgrimage)中看到了灵知主义的神话。这两个故事都讲述了悲惨地离开了他们的真正家乡暂时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人。通过回忆,他们奋力回想起他们更高的来源。超人虽然没有患思乡病,但他也是一个异乡人在与罪恶力量作斗争。最有意识地运用灵知主义思想的科幻小说是作家迪克(Philip K. Dick)写成的。在他去世前一年,即一九八一年发表的小说《费丽丝》(Valis)中,主人公与神相遇,神“用一束粉红色的光将信息射入他的脑袋。”这位神就是“心灵”(Mind),可是,就象人格分裂的主人公一样,心灵把自己分为相互争斗的两半。“由于失败和悲伤,心灵变得精神错乱,于是,我们作为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脑子也变得有点错乱了。”这个名叫婓特(Horselover Fat)的主人公与他的医生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相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的吗?” “是的,”斐特说:“但是按照创造者神,而不是真神。” “什么?” 斐特说:“他是亚大巴多。有时候有叫作撒姆尔,是一个瞎眼的神,他精神错乱了。” “你倒底在胡说什么呀?”

斐特谈论了《那戈·玛第文集》中的《论世界的起源》。对迪克来说,“疯狂的瞎眼的创造者和他的一团糟的世界”解释了这个“非理性的、粗制滥造的、精神错乱的”宇宙。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斐特力图超越这位非理性的神和他自己的分裂症而重新发现真神。这篇科幻小说和它的续篇《神的入侵》(The Divine Invasion)都讲述了外星人的故事,其中精神疾病演出了疯狂和清醒的戏剧,在人头脑中,神圣的碎片一度迷失,而后又回忆起自己。也许可以说是《那戈.玛第文集》中的文章启发了这些小说的写作,但是灵知主义本身则并没有这么简单。作品中的主人公斐特的名字就是由作者的名字变过来的,迪克自称《费丽丝》其实是他的自传,他就象书中的主人公那样早在一九七四年就遇到了一束神圣的粉红色的光。《那戈.玛第文集》的发现只不过是印证了他的启示而已。

自觉地运用《那戈·玛第文集》中的文献的科幻小说出现于1979年,是布露姆(Harold Bloom)的《飞往金星——灵知派的幻想》(The Flight to Lucifer: A Gnostic Fantasy)。在小说中,转世重生的瓦仑廷及其追随者们飞往金星。作者引用《那戈.玛第文集》的资料,来描述这些英雄与撒卡拉(Saklas)(即在撒卡拉王国(Saklaseum)受到敬拜的德穆革)展开的激烈战斗。

注释: 1、《那戈. 玛第文集》(Nag Hammadi Library)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尼罗河上游的那戈玛第镇附近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代手抄本,共有十三个蒲草纸手抄本,包括了五十二个科普特文的灵知主义文献,它的发现为古代灵知主义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对于灵知主义研究而言的重要性相当于犹太教爱色尼派研究中的《死海古卷》。 2、Jesephine Donovan, Gnosticism in Modern Literature—A study of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mus, Sartre, Hesse, and Kafka, 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1990. 3、本文采用了下列资料:刘小枫,《灵知主义:从马克安到科耶夫》,见《灵知主义与现代性谋杀》,道风书社,2001;Mi rcea Eliade, P.(ed.) ,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Macmllan Publishing Co.1987; Richard Smith, “The Modern Relevance of Gnosticism”, 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 Sanfrancisco, Harpe & Row,1988. 4把gnosis意译为“灵知”,相应地把Gnosticism译为“灵知主义”,这是刘小枫提出的正确的意译。人们熟悉的音译为“诺斯”和“诺斯替主义”。 5、Harnack,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扩张》卷一,London: 1908, 页140。 6、Lucretius, De rerum nat. 3.53f. 7、S. Angus, The Mystery-Religion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75,p.16。 8、参:张新樟,<“诺斯”与拯救——论诺斯替主义的精神渊源及其神秘主义本质>,见刘小枫编,《灵知主义及其现代性谋杀》, 香港道风书社,2001,页76-77。 9、约纳斯把灵知主义的原则定义为“反宇宙主义”,即一种极端的否定一切有界限的有秩序的存在物以及一切有限定的道德规范的革命性的态度。这个定义隐含着二元论的生存体验,以及克服二元论处境的追求,这是正确的,但是它指出克服二元处境的途径在于“反宇宙主义”,这过于狭隘,不如把着重点放在“诺斯”上面,“诺斯”可以把“反宇宙主义”作为其中的一个途径包括在自身之内。 10、Hans Jonas, Gnosis und spatantiker Geist, vol.Ⅰ, Gottingen, 1934,p.259。 11、Albion<诗>指英格兰或不列颠,源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该地的称呼。 12、亚大巴多(Ialdabaoth),塞特派神话中的重要人物,相当于造物主德穆革,他是低级所费娅的儿子,但他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以为自己是至高的神。 13、巴西里德(Basilides)二世纪第一位重要灵知主义者。 14、Pleroma, "Fullness",即围绕在神周围的移涌们的灵性世界。 15、Herman Hesse(1877-1962),瑞士籍德国作家,试图从东西方宗教、哲学中寻求理想世界,所著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获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重要作品还有《草原之狼》、《东方之行》等。 16、Doris Lessing(1919-),英国女作家,年轻进曾在罗德西亚加入共产党,作品题材广泛阔,擅长刻画知识妇女形象,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狂暴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等。 17、Altizer,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Gnosticism,” The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 30, no.1(Jan.1962): 20. 18、Altizer,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Gnosticism,” The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 30, no.1(Jan.1962): 20. 19、Susan A. Taubes, “The Gnostic Foundation of Heidegger’s Nihilism”,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34, no. 3(July 1954):168. 20、Jack Kerouac(1922-1969),美国小说家、诗人,“垮掉的一代”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提倡自发发现的创作方法,主要作品有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汉》、《孤独天使》等。 21、Allen Ginsberg(1926-),美国诗人,以擅长吟诵著称,其诗作《嚎叫及其他》是美国“跨掉的一代”的代表作之一,其他诗集有《现实三明治》、《美国的堕落》等。 21、beat generation,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的一批年轻人,对社会现实不满,蔑视传统观念,在服饰和行为方面屏弃常规,追求个性自我的表现,长期浪迹于社会底层,形成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

(张新樟 学者 杭州)

转自成言艺术第二十一期2004年10月号

最早看到“诺斯替”是在荣格的书里,看他们的语言充满禅意,对自我有极深的体认,原来西方也有玄奥的思想的。
我的一生,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过程。 荣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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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两昆仑在2004-11-9 14:36:30的发言: 最早看到“诺斯替”是在荣格的书里,

印象最深的是:在下如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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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诺斯替主义:从其神话体系的宇宙论和人类学观之

李思源          引 言      在写作本文之时,笔者始终不敢忘记自己阅读诺斯替主义文献时试图思考和努力解答的一些问题。虽然在文中没有得到具体讨论,但这些思考始终是本文行进的重要背景。这些问题大体如下:   1,就基督教教会史而言,诺斯替主义1的作用究竟如何,对《圣经》正典的形成和基督教信仰及其神学的确立有过多大的刺激和影响?与诺斯替主义比较而言,基督教信仰及其神学的独特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作为犹太教传统分离出来的无数个派别之一,鲜明对照于诺斯替主义各流派的衰败,基督教何以回应自身在希腊化-罗马时代的“现代化”问题2,基督教何以能够发展成为西方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宗教?   在研究诺斯替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想由此对东方教会和俄罗斯东正教(特别是其神学的独特性)进行一番可能的解读。关于这一点,可以具体落实到对“平信徒神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考察。对于别尔嘉耶夫的神学思想(如,恶与创造、自由、神人和神人类、新基督教意识等等),在梳理俄罗斯自身神学发展(比如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础上,以往学者或者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解读,或者从德国古典哲学(比如谢林)或之前的神秘主义(比如伯麦[Jacob Boehme])解读,很少从诺斯替主义的角度进行考察和理解。然后,根据这个理解角度,我们试图从别尔嘉耶夫出发来透视东方教会(东正教)与西方教会(天主教和新教)的具体差异所在,特别是体现在人类学和基督论上的差异3。   2,就整个西方思想史而言,城邦希腊(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化-罗马时代(公元前323年-公元476年)是思想[范式]的第一个重大转型期4。其中,诺斯替主义作为时代的象征之一,在面对相同的时代问题之时,与同时代的斯多亚派5、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等有着怎样的关系?   另外,据说,在其鼎盛期(公元二、三世纪)过后,诺斯替主义就退居历史舞台之后,在西方世界一直潜滋暗长,并且不时以各种名目出现于历史前台。到了近代,诺斯替主义的幽灵更是潜入思想领域,附身于一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比如,卡尔?巴特、别尔嘉耶夫、布洛赫(Ernst Bloch)、黑格尔、海德格尔、荣格、马克思、马塞尔(Gabriel Marcel)、梅烈日科夫斯基、尼采、诺瓦利斯(Novalis)、施莱尔马赫、谢林、索洛维约夫、托尔斯泰、薇依等等6。对于这种看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除了直接阅读和理解这些名头不小的思想家的作品,另一个该做的基础工作大概就是去了解诺斯替主义是什么。   3,就东西方思想比较而言,诺斯替主义与东方印度教或佛教的关系究竟有多么密切,这东西方交通史上的悬案究竟会有着怎样的答案?一些学者认为,诺斯替主义就是西方的佛教,其理由和意义何在?佛教密宗和禅宗等在现代西方的流行,与其自身传统中的诺斯替主义因素有什么关系?   4,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新兴宗教运动中,在西方历史中潜滋暗长多年的诺斯替主义因素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自称为诺斯替主义后裔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与诺斯替主义的关系何在?7   5,各种打着“诺斯替主义”旗号的解释路向,比如“作为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神学问题(而不是宗教史或早期基督教史问题)的灵知主义研究”8,比如把马克思主义诠释为诺斯替主义9,比如把诺斯替主义当作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根据10,他们所说的诺斯替主义到底与诺斯替主义本身有什么关系?   要想研究和回应上述诸般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清楚的问题是:诺斯替主义本身到底是什么。毕竟,不管对诺斯替主义做出何种解释,“六经注我”的大师气象还是要建立在“我注六经”的修炼基础上,除非某位天才注定是“六经注我”的。   为了说明什么是诺斯替主义,本文主要从其神话体系中的宇宙论和人类学来进行描述和分析。不过,鉴于目前汉语学界的诺斯替主义研究状况,本文首先花了一定篇幅交待了诺斯替主义研究的资料来源和历史进展。由于资料的匮乏和片面,以往的诺斯替主义研究多集中于资料的整理,在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对诺斯替主义的起源和本质更多的则是想象。什么是诺斯替主义的基本特征,直到约纳斯(Hans Jonas)才第一次成为真正可以讨论的主题。在约纳斯研究的基础上,鲁道夫(Kurt Rudolf)的推进工作值得注意。   在对西方诺斯替主义研究文献的简要考察和大略梳理的基础上,本文以约纳斯和鲁道夫的描述和分析为基本线索,从宇宙论和人类学的角度引介和解读诺斯替主义的基本神话(basic myth)11,力图构建和呈现其中的思索体系,从而尽可能澄清诺斯替主义的基本特征,尽可能说明什么是诺斯替主义,尽可能表明诺斯替主义作为别一种宗教与哲学对宇宙与人生的独特反思、回应和努力。至于诺斯替主义与希腊传统思想(比如宇宙论)和基督教信仰(比如基督论)的相同与差异,本文只是略微涉及,不作具体处理。      一,诺斯替主义研究的资料和历史   1,资料来源   众所周知,我们对于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知识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其资料的掌握情况。对于那些古代的历史现象,我们尤其要注重已有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相互检省和印证12。要想知道诺斯替主义是什么,这些工作同样不可或缺。而且,诺斯替主义的本质和起源,恰恰正是诺斯替主义研究史的基本问题。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主导的差不多两千年之内,诺斯替主义文献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人们对它的了解仅仅是通过其对手的作品,所得到的知识和理解难免薄弱甚至扭曲。藉着无数学者的文献研究和偶尔的考古发现,关于诺斯替主义的图像才逐步有所清晰,尽管诺斯替主义在古代世界影响不小、意义非凡,尽管诺斯替主义藉着各种方式一直渗透到了现代。   直到十九世纪,诺斯替主义文献大都还是二手的,主要来自教父的反异端著作中的报道、概要和摘录13,以及之后伊斯兰教的历史书和概要性纪录。所有这些文献,加起来也就只有不超过50、60页的篇幅14。其中,来自基督教正统教会的反异端文献主要有15:   公元150至155年,殉道者尤斯丁(Justin the Martyr,死于165年左右的罗马)写成《第一辩护书》(I Apology),以送呈当时的罗马皇帝皮乌斯(Antoninus Pius)。在《第一辩护书》第26章的结尾,尤斯丁谈及西门(Simon)、梅南德(Menander)和马西昂(Marcion)三位诺斯替主义者。对尤斯丁来说,这三人是受到魔鬼影响的异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还在人们之中行使诡诈。   公元2世纪的下半叶,伊里奈乌(Irenaeus of Lyons,或译爱任纽,生卒年不详)断断续续地写成了著名的《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此书堪称反异端文献中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作品,主要针对的是活跃于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的瓦伦廷派(Valentinianism),特别是瓦伦廷(Valentinus)的门徒托勒密(Ptolemy)和马尔库斯(Marcus)。   200年左右,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生于150年左右,死于223年或225年)写成《关于起诉所有异端的呼吁》(A Plea for the Prosecution Against the Heresies)。其中,德尔图良讨论了不少诺斯替主义者的学说。对于坚持信仰优先、反对调和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德尔图良来说,诺斯替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融合主义,它从对上帝的诉求转向对人内在精神本性的诉求,诺斯替主义者高估了自己的属灵能力,而且混淆了造物和上帝之间的明确界限。因而,本质上,诺斯替主义是对创造世界并道成肉身之上帝的敌视,是一种无意义的说法。   3世纪上半叶,伊里奈乌的学生希坡律陀(Hippolytus of Rome,死于235年左右)完成《对一切异端的批驳》(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这部作品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批评基督教之前的哲学、巫术、天文学等;二是批评基督教之后的异端,比如所谓的三十三种诺斯替主义体系,其中包括纳赛内派的教义(Nassene preaching)和西门的“伟大诠释”。   基督教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大约生于约公元150年,大约死于公元215年或216年)和奥利金(Origen of Alexandria,死于253年)经常提及的诺斯替主义者主要有巴西里德斯(Basilides)、瓦伦廷和马西昂。克莱门的《杂记》(Miscellanies)和奥利金的《论首要原理》(On the First Principle),是了解当时诺斯替主义情况的重要资源。对于这两位基督教大神学家来说,诺斯替主义大逆不道之处在于:割裂《旧约》和《新约》、从而认为《旧约》上帝和《新约》上帝是两位上帝。为此,奥利金还写下了大量的释经著作,以回应诺斯替主义者对《圣经》各卷经文的解释,因为奥利金看到,“在诺斯替主义的名义上,异教掀起了反驳基督教的浪潮。”16   犹西比乌(Eusebius of Casarea,死于339年)是基督教教会的第一位历史学家,他的名著《教会史》保留了一些关于诺斯替主义的材料,但缺乏原始的引文。   与德尔图良立场相似的伊丕芬尼(Epiphanius of Salamis,生于315年左右,死于403年)是其时代最为活跃的护教家之一,他对希腊的科学、哲学和神学充满敌意,对诺斯替主义更是恨之入骨。除了信仰立场上的不能苟同外,他对诺斯替主义的态度还缘于其本人在埃及接触巴贝罗派(Barbeliotes)的经历。   皈依者伊夫雷姆(Ephraem of Edessa,306-373年)提供了不少关于叙利亚地区诺斯替主义的重要资料。   提奥多雷特(Theodoret of Cyrus,约395-466年)写有一部异端史,主要侧重神学问题,内有不少关于诺斯替主义的资料。   对于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e,354-430年)来说,摩尼教(Manichaeism,诺斯替主义的重要分支)是他年轻时的信仰,更是他成为基督徒后最大的论战对手之一。与摩尼教论战,回应恶的相关问题,是奥古斯丁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17。   之后,值得一提的名字还有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约675-749年)和提奥多雷(Theodore bar Konai),前者身处穆斯林统治区,著有一部异端史;后者关于曼达派(Mandaeans)和摩尼教的报告颇具史料价值。   除了基督教会的反异端文献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为数不多的材料。它们主要来自以下零星的发现:   1463年就被翻译成拉丁语的海尔梅斯文献(Corpus Hermeticum)来自二、三世纪,包含许多诺斯替主义的希腊语论文,而且有着受过埃及影响的明显痕迹。其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十五世纪以来广为欧洲学者所知的《人的牧者》(Poimandres,Shepherd of Men),其篇名一度成为整个文献的代名词。   两份来自四、五世纪的科普特文手稿,十八世纪被两名英国收藏家带至英格兰,分别标识为阿斯库抄本(the Codex Askewianus,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和布鲁斯抄本(the Codex Brucianus,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收)。在阿斯库抄本中,有著名的《信仰-智慧》(Pistis Sophia,Faith [and/is] Wisdom)、《耶乌二篇》(Two Books of Jeu)和其他一些断片,主要讲述升天后耶稣与男女门徒谈话,向他们启示超越世界的奥秘。这些大概属于三世纪的诺斯替主义作品,其时,正在流行的诺斯替主义渐趋衰落。布鲁斯抄本由三篇文字组成,其中的著名文献也有《耶乌二篇》。   1896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柏林的教会史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18宣称,他在开罗发现了一份科普特文献。后来,这份文献标识为柏林抄本(Berlin Codex 8502,柏林图书馆收藏),主要包括以下文本:《玛丽福音》(Gospel of Mary)、《约翰秘传》(The Apocryphon of John)、《耶稣基督的智慧》(Sophia Jesu Christi)和非诺斯替主义的《彼得行传》(Act of Peter)片断。可惜的是,文献的出版几经周折,直到1955年才公布于众。   《所罗门之歌》(Odes of Solomon)是一组叙利亚文的赞美诗,三世纪的教父拉克唐修(Lanctantius)曾引述过其中的一些内容。这些诺斯替主义的赞美诗可能源自二世纪,起初的文字大概是希腊语或者阿拉姆语。   《珍珠之歌》(The Hymn of the Pearl)也来自于二世纪的叙利亚地区,它是《多马行传》(Acts of Thomas)的一部分。在狱中,使徒多马藉着《珍珠之歌》来安慰难友。这首赞美诗是诺斯替主义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在东方王子到埃及寻找珍珠的动人故事背后,灵魂自黑暗被解放至光明王国的主题正是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的典型内容。   如今依然居住在两河流域的曼达派是一个独特的例子,他们是唯一存留至今的诺斯替主义社群,而且其已成规模的阿拉姆文字书写传统从未中断过。   在古代,曼达派未曾引起教父们的注意。到了16世纪,由于一些葡萄牙传教士的工作,欧洲学者才开始知晓曼达派的存在。不过,直到19世纪,藉着比较宗教学和宗教语言学兴起的东风,曼达派才引起欧洲学者的关注,翻译曼达派文献的热潮也由此得以掀起。         2,诺斯替主义研究的五个阶段   按照鲁道夫等人的描述,诺斯替主义研究的历史(主要在德意志地区)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初期,以鲍威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为代表。   对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7世纪末的阿诺尔德(Gottfried Arnold)的《关于诸教会和诸异端的无偏见的历史》(Impartial History of Churches and Heresies,1669年)。阿诺尔德主张一种新奇的教会历史观,认为可以从叛徒和异端中找到真正的基督教,包括诺斯替主义在内的所有异端都是真正基督教的代表,从而为独立地考察诺斯替主义者及其文献打下了基础。19   此后的18世纪,值得一提的严肃研究有:改革宗神学家博索(Issac de Beausobr)出版了现代第一部关于摩尼教的专著(1734/39年),莫斯海姆(Johann Lorenz von Mosheim)几次试图独立且不带偏见地研究异端(特别是诺斯替主义)的历史。   真正的诺斯替主义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其标志是内安德(August Neander)的《诸种诺斯替主义重要体系的起源和演变》(Genetic Evolu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Gnostics Systems,1818年)和法国人马特(J. Matter)的《诺斯替主义的批评史》(Histoire critique du Gnosticisme,1828年,1833年德文版)。不过,诺斯替主义研究的真正创始人是图宾根的教会历史学家鲍威尔。1827年,鲍威尔完成关于诺斯替主义者的基督教(the Christianity of the Gnostics)的博士论文。1835年,鲍威尔出版专著《基督教的诺斯:或者其历史发展中的基督教宗教哲学》(Die Christliche Gnosis oder die christli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堪称诺斯替主义研究史上的里程碑,直到今天依然值得一读。作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鲍威尔认为,诺斯替主义者是基督教之宗教哲学的起点,此宗教哲学经由伯麦、谢林、施莱尔马赫,到黑格尔发展至顶峰,也就是说,德意志唯心主义是某种形式的诺斯替主义。   是为诺斯替主义研究的初期。在这个阶段,研究者主要把诺斯替主义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从而致力于探究诺斯替主义的思索体系及其起源。这种研究思路主宰了19世纪的诺斯替主义研究。   第2个阶段,以哈纳克为代表。   哈纳克(1851-1930年,Adolf von Harnack)的研究改变了诺斯替主义研究的上述状况。他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古籍的探究和整理,这体现在其名著《马西昂:异在上帝的福音》(1923年);二是把二世纪的诺斯替主义置于基督教教义史的重要位置,这体现于其1886年出版的专著《教义史》,其中的一个标题后来成了经常为人所讨论的经典表述:“诺斯替主义者对创造信仰的使徒性教义和基督教神学的尝试:或基督教的极度希腊化”(the attempt of the Gnostics to create an apostolic doctrine of faith and a Christian theology, or: the acute Hellenization of Christianity)20。作为神学家,哈纳克的研究方法和进路是教会史的21,他所作的只是在教会历史的框架内处理诺斯替主义问题,其描述和理论、甚至判断,从而都或明或暗地受到了早期教父偏见的影响。这不仅仅是哈纳克一个人的处境,在这个研究阶段,诺斯替主义被广泛地当作早期基督教的异端。      第3个阶段,以宗教史研究学派为代表。   这种研究状况的改变来自于宗教史研究学派的兴起,主要代表有德国新教的新约学者布塞特(Wilhelm Bousset)和赖岑施泰因(Richard Reitzenstein)22。1907年,布塞特的《诺斯的几个主要问题》(Principal Problems of Gnosticism)出版,标志着宗教史研究学派的正式形成。布塞特认为,诺斯替主义早于基督教是不证自明的,并且试图从东方宗教那里找到诺斯替主义的渊源。这种思路被后来的赖岑施泰因和维登格伦(Geo Widengren)等人所推进。赖岑施泰因的《希腊化的神秘宗教》(The Hellenistic Mystery-religion)认为,诺斯替主义源自东方,其核心在于“伊朗的拯救奥秘”(an Iranian mystery of salvation)。具体而言,这强调上帝和灵魂同一的奥秘源自波斯,早于基督教,在摩尼教和曼达派中有着最纯粹的表达;而且,这奥秘对古代晚期的神秘宗教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宗教史研究学派的这种努力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了诺斯替主义研究的领域,对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约学者(特别是布尔特曼)也有着深远影响。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关于新约或早期基督教和诺斯替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一度成为新约研究的热点。不过,按照奎斯培的说法,所谓“伊朗的拯救奥秘”似乎根本就不曾存在23。   尽管如此,宗教史研究学派坚持必须在其它宗教的背景下考察诺斯替主义的起源和本质,这种研究进路具有极强的方法论意义。由此,在诺斯替主义的研究史上,教会史的视域为历史-宗教的视域所代替,偏于一隅的视域变得更为广阔,诺斯替主义研究的领域扩展至社会学、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的领域。在这种视域下,诺斯替主义被纳入整个希腊化世界和晚期古代的思想史中来加以考察。      第4个阶段,以约纳斯为代表。   以上曾提及宗教历史研究学派对布尔特曼的《新约》研究有所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在布尔特曼的指导下,在翻译曼达派文献的热潮中,海德格尔的学生约纳斯24开始研究诺斯替主义。约纳斯的博士论文《诺斯的概念》和之后的一系列相关著作25把诺斯替主义研究带入了第四个阶段,使得对诺斯替主义本质的理解第一次成为可能。   约纳斯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地方在于:他的研究方法是哲学的,具体而言是存在主义的和解释学的,甚至还有深层心理学。约纳斯把古代诺斯替主义和现代存在主义置于互为解释、互为门锁与钥匙的境遇中。26按照约纳斯自己的说法,他试图理解诺斯替主义的精神,从而找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诺斯替主义的本质。在约纳斯看来,对诺斯替主义的哲学式研究可以直面人类对其困境一个更为激进的答案,直面唯有这种极端处境才能产生的洞见,从而增进人类的理解27。   关于诺斯替主义的本质和渊源,以往的研究沉溺于繁琐的资料探究和文献分析而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约纳斯的尝试不仅回应了宗教史研究学派所提出的诺斯替主义与古代晚期其它宗教的关系问题,而且第一次给出了关于诺斯替主义及其思索体系的全面概述。据说,研究曼达派的权威鲁道夫也是走在同一条研究进路上的一支重要力量28。      第5个阶段,以《那戈?玛第文集》的发现为标志29   相对于1947年《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的发现而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1945年底《那戈?玛第文集》的名头和地位似乎并不那么重要;而且,大多数学者们也没有能够马上接触到《那戈?玛第文集》。按照约纳斯的说法,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与同一时期发现的《死海古卷》不同,在那戈?玛第发现的诺斯替主义文献从一开始直到现在受到无休止的政治障碍、诉讼等因素的困扰,尤其受阻于学者之间的嫉妒和对‘最先发表者’地位的争夺。”30   对于诺斯替主义研究而言,《死海古卷》发现有着非凡的意义。通过整理和研究《死海古卷》,学者们对于诺斯替主义的起源有了一些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且得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结论:   1,琐罗亚斯德教对诺斯替主义的影响被夸大了;   2,起初最为知名且被讨论得最多的所谓“希腊化的诺斯替主义”(Hellenistic Gnosticism)几乎肯定有着更早的、可能是非希腊化的基础;   3,先前所谓“犹太教的诺斯替主义”和《新约》中的“诺斯替主义”因素显然不同于诺斯替主义,因为它们缺乏诺斯替主义的基本要素:宇宙论上的二元论;31   4,尽管和诺斯替主义共享着除了《圣经》以外的部分犹太教传统和文学,艾赛尼派(the Essene sect)却不是诺斯替主义的;因为它缺乏诺斯替主义的一些基本要素:超越上帝不同于世界的创造者,“诺斯”基础上而非悔改、宽恕和遵循律法基础上的拯救,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及其基础上的人类学,等等。32   《那戈?玛第文集》的发现33革命性地改变了以往主要依赖教父文献的研究状况34,堪称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考古发现。《那戈?玛第文集》由十三份科普特文手抄本组成35,其中大部分都是诺斯替主义的文本。这些主要翻译自希腊文的文本不会早于四世纪,大部分编辑于二、三世纪,其针对的主要是当时亚历山大里亚的正统基督教教会。   对于学者们而言,这些文本特别值得一提的主要有:《真理的福音》(Gospel of Truth)、《约翰秘传》(Apocryphon of John)、《多马福音》(Gospel of Thomas)。其中,《约翰秘传》保存在四个不同的抄本里面,部分内容与伊里奈乌完成于185年左右的摘录36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文本中的神话代表了伊里奈乌所批判的诺斯替主义(主要是塞特派[Sethites])的典型神话,其变种奠定了瓦伦廷所创派别的基础,而且文集中有不少文献就是来自瓦伦廷派。37   《那戈?玛第文集》的重要性还体现于:它分别呈现了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诺斯替主义文献,这些偶尔出现的非基督教文献确证了诺斯替主义者的不同于基督教教会。而且,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诺斯替主义与犹太教传统千丝万缕的关系38。由此,以往经常提到诺斯替主义孕育于早期犹太教的边缘这个观点不能再被轻易消解,而且特别值得注重,比如,佩金斯(Pheme Perkins)试图由此重构诺斯替主义历史的努力39,比如佩特森(Erik Peterson)诺斯替主义起源于犹太而非伊朗和希腊的观点。   在这个研究阶段,由于有了直接的研究材料和解释文本,研究的进路日趋多样,解释的倾向也逐渐增多40。比如,在荣格的影响下,奎斯培(Gilles Quispel)等学者把诺斯替主义的主要象征解释为自我经验的神话表达41;不仅如此,奎斯培还把诺斯替主义当作不同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种世界性宗教(《作为世界宗教的诺斯》,Gnosis als Welt-religion,Zurich,1951年)。   不过,在现代的诺斯替主义研究界,特别是在哲学和文学批评领域,有些学者似乎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谨。在这些学者中,有着这样的一种趋势:“诺斯”(gnosis)和“诺斯替”(gnostic)等词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到处使用,被贴上诺斯替标签的主要有:具有虚无主义特征的某个思想流派、拥有超越能力的某种人、具有流溢性特征的某个体系、或仅仅是某种或隐秘或显白的“知识”。这样的用法,很难说得上跟诺斯替主义有多大关系,因为诺斯替主义的主要特征乃是“二元论和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42。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沃格林,他把“诺斯”宽泛地定义为基督教的异端和一种反规范主义倾向43,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一种现代的诺斯替主义。   鉴于诸如之类的种种混乱,对于什么是“诺斯替主义”和什么是“诺斯”,学术界达成的也只能是一种宽泛的认同,而且,这已经是1966年的事情了。   二,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体系:以宇宙论和人类学为中心   1,时代背景   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84年生)染疾而死于东征途中。从此,古代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希腊化时代。“希腊化”一词最早出自普鲁士历史学家德诺伊森(Johann Gustav G. Droysen,1808- 1884年)的《希腊化史》一书。德诺伊森认为,所谓希腊化,乃是体现希腊文化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把希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地区后,进而与亚非诸国固有文化融合而形成希腊化文化。按照约纳斯的转述,德诺伊森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生前的“希腊”和生后的“希腊化”的区别在于:“希腊化”表示的不仅仅是城邦文化向世界性文化(cosmo-politian culture,直译为“宇宙城邦文化”)的扩展和扩展过程中内在的转化,而且还有这扩展整体因接受东方影响而发生的特征性变化。44 这里的“东方”指的是上述亚非诸国,从埃及一直延伸到印度的边境地带。相对而言,“西方”指的是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世界。45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其所开启的东征不久就偃旗息鼓,但是东西方的文化融合却没有丝毫停滞,而是前所未有并且毫无阻碍地继续了差不多一千年,直到穆罕穆德的出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对于希腊人来说,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希腊城邦的解体、民族和地域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对于更大范围内(当时的“世界”)的人而言,正如沃格林所说,“古代东方帝国的衰落,以色列、希腊和腓尼基城市国家的丧失独立,人口的变迁,放逐和奴役,文化的相互渗透,使得人们对历史行进的步伐已经失去控制,并且在这世界的动荡、智性的错位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不稳定中进入了一种极端的绝望状态;制度、文明和种族凝聚力崩溃了,意义也丧失了;为了重新理解人存在于世界给定状况中的意义,于是,许多不同的解释出现了”46。诺斯替主义的神话解释就是其中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其神话中体现的宇宙论和人类学恰恰回应了人们的种种疑惑,比如,“如果神是善性的,那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存在邪恶,除非这世界据以创造的质料是绝对的坏恶?如果命运及其仆从掌管着这个宇宙,那我们该如何看待灾害、疾病、以及猝死呢?”。47   具体而言,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乃是如何获得拯救,如何从这动荡世界中被解放出来48。由这个核心问题引申出来,按照约纳斯的总结,希腊化时代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四个特征:1,宗教性;2,拯救;3,超越的上帝概念;4,存在之领域的二元论:上帝和世界,灵与物质,魂与肉体,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生与死,作为小宇宙的人和作为大宇宙的整个世界49。一言以蔽之,希腊化时代的宗教乃是“关于拯救的二元论的超越性宗教”(a dualistic transcendent religion of salvation)。50对于希腊化的时代背景,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也有着相似的洞察:“希腊化-罗马哲学从伦理观点逐渐过渡到宗教观点,其内因存在于哲学本身,其外因存在于时代需要的迫切要求”。柏拉图主义的短暂尘世与理念世界对立的二元论恰恰就反映了时代的内部矛盾和问题,顺应了这种时代的迫切要求,“随着罗马帝国的社会形势带来了与此形成的强烈的对比,面对此强烈的对比千百万人看到自己被隔绝在世间美好事物之外,他们的眼光如饥似渴的仰望着未来的更美好的世界……首先这种宗教运动的活力表现在希腊-罗马世界热衷于吸收外来的宗教礼拜仪式,表现在东西方宗教的渗透和融合……人们的主要兴趣从尘世转向了天上,人们开始在感官世界之外寻求解脱。”51在这里,文德尔班还清晰地谈及了希腊化-罗马时代的另一个时代特征:融合主义(syntheticism),即东西方宗教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   关于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思想状况,值得一提的还有:神话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表达方式,这里有着古希腊的遗绪,也有着强烈的东方色彩。不管是斯多亚派哲学还是基督教信仰,神话都是他们表达其思想的重要方式。宇宙论和人类学,即宇宙的产生、人类的本质、宇宙和人类的关系等等,是当时神话的主要内容。   这些正是诺斯替主义得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其他思潮一样,诺斯替主义同样关注时代所面临的拯救问题。在重新利用和诠释以往各种思想和宗教资源的同时,诺斯替主义独特的神话体系提出了独特的宇宙论和人类学以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         2,两种神话体系   由于材料的纷繁复杂,以下对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的描述和分析不免带有一些个人色彩。笔者力求强调和试图探寻的是,在其神话体系中,作为一个整体的诺斯替主义所具有的思索体系及其核心信息(或基本信息)。按照笔者的理解,任何一个宗教,特别是本文讨论的诺斯替主义,除了所谓的经典、组织、专门人员、仪式和教义体系等,更为根本的是要有一个核心信息或基本信息,不管它有多少的宗派或派别,不管它的表达借用了多少的外来资源。这个核心信息或基本信息是某宗教之所以为该宗教的核心所在,该宗教的不同宗派或派别之所以仍是同一宗教的原因所在,也是它区别于其它任何宗教的关键所在。比如,判断是否基督教,关键看其宣讲的是否符合《圣经》(和使徒统绪)的关于耶稣是基督的福音,是否坚持其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道成肉身的十架救赎和末日审判等神话式的信仰表达。   在诺斯替主义的经典文献中,神话的表达形式最为常见。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神话就是他们表达和传承其理念及其宗教经验的具体方式,这不同于信仰的神学表达和理性的哲学表达52。   由于启示来源和个人理解的不同,在不同的诺斯替主义者那里,神话的表达体系也是不同的,而且越发展越精致,虽然主旨和意趣并没有多大变化53。关于这一点,伊里奈乌有这样的观感:“每一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发明些新东西,若不如此行,他们就不会视之为完善的。”(Against Heresies,I. 18. 5)   不过,在林林总总、为数繁多的神话体系中,还是有着两种基本的形式。这种说法来自约纳斯的考察,而且极大地方便了日后《那戈?玛第文集》的整理和分类。约纳斯认为,诺斯替主义的神话表达有两种基本形式:1),叙利亚式的,诺斯替主义的大多数神话体系都属于这个分支,比如瓦伦廷派的神话;2),伊朗式的,这种形式的神话表达在摩尼和摩尼教那里臻于极致。这两个基本形式的共同点在于:其目的都是为了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为了解释这错位的形而上学处境下的同样一些事实,其话题都是二元论的,即上帝和世界、世界和人、灵与肉的断裂,其态度都是非宇宙主义或反宇宙主义(anti-cosmism)的   叙利亚式的神话表达,主要源自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主张一种较为复杂且涉及下降式的二元论,这是“一元论背景下的二元论” (dualism on a monistic background)。在这种神话表达中,终极的神圣者54只有一位,而非伊朗式神话中相互对立的两位神。此外,一群数目固定且名字对称的移涌(aeons)55围绕着这一位神圣者,并且组成了神圣领域。这种“一元论背景下的二元论”的出现通常是因为神圣领域的过失和错误,最小的移涌则经常被当作过失和错误的始作俑者。这移涌一般称为女性的“索菲亚”(Sophia)56。正是“索菲亚”从存在的同一和不可分的源泉中导致了二元论、以及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随之而来的困境。在这种神话表达中,有着一种人格化的神圣状态的发生学谱系,其中以过犯、错误和失败等范畴描述了原初的光明不断变为黑暗的过程。通常,这神圣领域的下降终止于其完全的自我异化——(物质)世界。   伊朗式的神话表达,显然受到了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影响,主张一种平衡的二元论:善(光明)与恶(黑暗)两个根本原则相互对立,而且力量相等,这是“二元论前景中的一元论”(monism in the foreground of dualism)。在这种神话表达中,一开始,光明和黑暗根本对立,当光明散播到黑暗所掌管的领域,部分的光明被妒嫉的黑暗夺取了。光明的这种被夺取和随之而来的被拘禁,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伊朗式神话所表达的宇宙“堕落”,也就是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失败和牺牲。而且,人的命运是神圣命运的一部分,人所居住的世界是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并非情愿的产物,并且成为光明与黑暗发生战争的一个场所。对于人及其所处世界而言,正是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失败和牺牲导致了光明的被拘禁,出于对受害光明的感同身受(compassion)57,一位来自神圣世界的大能使者,向邪恶的劫掠者发出挑战,并且提供劝告或“诺斯”给那些光明的种子。最终,光明战胜了黑暗,被拘禁的光明得到释放或救赎,回到了全新的光明领域,黑暗领域也不复存在。   在这两种神话表达中,来自上面的干预至关重要,而且往往都是故事得以开始的前提。故事开始之后,两种神话表达的基本差异逐渐显明:神圣者所遭逢的悲剧,来自外面的独立之黑暗的侵入(这黑暗具有第一原动力,而神圣者自身处于完美的宁静中),还是来自自身内部激情的产物,从而接下来的一系列故事都变得不太一样,大概情形可以简单列表如下:   伊朗式神话体系: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失败和牺牲;对被拘禁光明的同情,从而提供劝告或诺斯;最终的神圣解放;典型代表:摩尼教   叙利亚式神话体系: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过犯和错误;对无知造物主的属灵蔑视;通过启蒙(提供诺斯)而获得改良和恢复;典型代表:瓦伦廷派   在其神话表达中,伊朗式神话讲述了战争、击败和解放等一系列故事,叙述不仅宏大而且戏剧化、不仅具体而且引人注意。不过,由于更多地融合了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更为精细的叙利亚式神话,通过将形而上学的状态对应于知识和无知,通过特点鲜明的宇宙论和人类学,似乎更为适当地处理了诺斯替主义者以诺斯为代表的拯救声明,似乎更为恰切地回应了时代的拯救渴望。   因此,代表叙利亚式神话表达的瓦伦廷派堪称一条不错的理解进路。以下的描述和分析就是以瓦伦廷派的神话体系为基础进行的。具体落实下来,我们可以参考的神话文本是已经译成中文的《约翰秘传》和《三部训言》(The Tripartite Tractate)58。《约翰秘传》表达的是巴贝罗派的典型神话,而巴贝罗派正是瓦伦廷所创派别的重要基础。《三部训言》乃是晚期瓦伦廷派的作品。   3,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体系:以宇宙论和人类学为中心   未识的上帝和神圣领域   在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中,至高神圣者的超越性、独一性和不可知性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调。首先,至高神圣者是超人间的,它所寓居的领域完全处于物质宇宙之外,与人类所居住的世界有着不可测度的距离;其次,至高神圣者是独一的、非宇宙的、甚至反宇宙的,对这个世界及其所有附属而言,至高神圣者在本质上是“他者”(other)和“异在者”(alien)(马西昂)、“异在的生命”(alien Life)(曼达派)、“深”或“深渊”(depth or abyss)(瓦伦廷),甚至是“非存在”(not-being)(巴西里德斯);再次,由于其存在的超越性和他者性,由于它不能被自然揭示和显明,至高神圣者自然而然地未被认识、不可言说、超出人类的理解力从而不可认识。当然,由于启示或秘传的缘故,对至高神圣者有着许多肯定性的描述和比喻,比如,光、生命、灵、父、善59,但关于至高神圣者的讲述大体上都必须以否定的形式进行60。   不过,至高神圣者并不孤独,因着其内在的多样性,其内部发生流溢,这种流溢有时被用以精细的辩证法来描述61,但更多的时候是被用以相当自然主义的神话方式(比如,性)来描述。结果,围绕着至高神圣者的是其永恒的、分等级的流溢物,它们实体化为半位格性的永恒存在物,即“移涌”。这些有着高度抽象名字(主要是精神特性的)的移涌与至高神圣者一起组成了神圣领域的等级体系:“普累若麻”(即“充满”或“圆满”,plentitude或fullness)。   关于“普累若麻”的多样性,有许多的神话体系描述得更为广泛和细致。这是诺斯替主义诸学派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比如,瓦伦廷及其后学的传承关系就是如此。瓦伦廷本人的神话体系较为粗糙,后学的神话体系则更为多样、精细和完善。不过,上述的几个层次,是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神圣易错性(divine fallibility)的处境,从而世界的产生和人类的历史得以发生。   造物匠上帝和世界62的产生   在诺斯替主义的大多数神话体系中,下降的运动开始于神圣领域自身的内在危机。63其中,女性移涌“索菲亚”往往扮演着危机和下降(fall)的主角。索菲亚逾越了某种界限,坚持自我意志,甚至坚持其试图知道未知之父的非分之想,从而被牵扯进一段痛苦和错误的历史,这导致她出离了被祝福的普累若麻。高一级的移涌随即开始拯治这个神圣秩序中的破口(breach),这就是发生在神圣领域内的原型拯救(archetypal salvation)。但为原初过失所开始的下降运动必须持续进行。于是,上述两种不同趋势的相互作用主导着这个过程:一方面,一系列更低一级的实体从犯错的索菲亚中下降而出,另一方面,原型拯救不断地进行,并且时而打断下降的过程。   在那些下降系列的早期,带有降落所有变形效果之特征的造物匠上帝(the demiurge)出现了,它是其下面诸力量的巨大怪异且陷入黑暗的主宰。这个广为传播的形象不仅表明了诺斯替主义对世界的敌意,而且显然是对《旧约》上帝的挖苦和讽刺,因为诺斯替主义者经常把《圣经》文本中上帝的言语和行为来转而描写造物匠上帝。64在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中,这位创造者的骄傲、无知和恶毒是不断重复的话题;另一个不断出现的话题是,更高级的力量阻碍了造物匠上帝的各种计划,使他谦卑并且败下阵来。   造物匠上帝处于普累若麻之外的虚无或混沌中,具有从母亲“索菲亚”那里继承而来的力量,但对自己上面的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却一无所知。造物匠上帝认为自己是独一的上帝。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空虚和对统治的渴望,造物匠上帝投身于各种创造当中。在他创造的各种低级力量中,主要有六个低等级的主宰(archons),分别居住在六重连续的天。在这六重天之上,他居住在第七重天。于是,宇宙的秩序及其统治体系得以建立。65   其上的第八重天则由母亲“索菲亚”所占据,她依然被普累若麻驱逐在外,没有参与世界的创造和统治,但是为了拯救的缘故,她对上对下都进行着干预。   在所有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中,瓦伦廷派的版本最为精细。在他们的神话体系中,造物匠上帝以自己伪劣的物质秩序和时间极力模仿众移涌的完美秩序和的永恒。这种柏拉图式的造物匠,藉着对《圣经》中创造者的模仿,表达了对犹太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强烈敌意。不过,对《圣经》模仿和讽刺的主要例子不是世界的创造,而是人的创造。      尘世之人的创造   不知何故,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对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有了些许了解,于是,他们做出大胆的计划,决定创造地上的人,试图与上一级的完善同等,这种影响是神圣领域所未曾预料的。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说:“来,让我们根据所看到的形象来造人。”他们定下决心的动机或者出于简单的妒忌和野心,或者出于某种考虑:试图用一种似乎合意的接纳作为诱饵把神圣实体诱入他们的下一级世界,从而获得最为稳固的保障。这种专横和笨拙的模仿居然是有效的:他们所造的活人有体(body,flesh)和魂(psyche,soul),不能自己存活;藉着自上而来的属灵(spiritual)元素的介入,这活人得以存活,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记》2:7)。   超越之灵(spirit,pneuma)在自然之人的临在,这是一个悖论性的、非自然的事实,而且是整个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的支点所在。关于这一点,诺斯替主义的神话表达给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的主要区别在于这临在标志着低等级力量的成功还是高等级力量的策略。前者是伊朗式神话的典型解释;后者是叙利亚式神话的典型解释。按照瓦伦廷派的说法,在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神圣的光明种子(或神圣的火花)秘密地被放在其造物里,以便将他的工作变成非其所愿的拯救工具。   不管采取何种解释,无论如何,灵的内在于体和魂是一种流亡的状态,这是原初神圣悲剧的结果。另一方面,就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而言,超越的属灵元素被纳入他们的系统,成为该系统存在的一种状况;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他们的工作和自身,这些属灵元素的保留与否成为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必定不惜代价地阻止灵从这宇宙性的纠缠中被救拔出来。与此同时,为了恢复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同一性,高等级的力量努力且不断地进行着拯救工作,他们所凭借的手段就是诺斯。   启示和人   把拯救知识传达给被囚于世界的光明种子的过程,开始于最初的“有灵的活人”亚当,并且贯穿于人类同世界之主(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互相作用的历史。由此,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是末世论的。按照这个计划,诺斯替主义者重新构造了《圣经》的神话描述,特别是伊甸园的故事,而且颠倒了其中所有的价值标志。在被颠倒的价值标志中,最重要的大概是蛇。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蛇不顾造物匠上帝对无知的命令,第一次带来了知识,并且一般性地象征了非宇宙主义的属灵原则致力于唤醒在世界上被拘禁的同类。由此,启示的路线得以开始,历代不断持续,基督的到来是其中的一个高峰。   于是,在诺斯替主义的主要团体中,两个膜拜蛇的团体奥菲特派(the Ophites,来自希腊语ophis,“蛇”的意思)和纳赛内派(the Naassenes,来自希伯来语nahash,“蛇”的意思)均占得一席之地。同样地,该隐、以扫等旧约中被否弃的人物成为了与世界之主抗争的正面人物,而该隐和以扫他们的反面,比如亚伯和雅各及其支持者,则代表了未被启蒙的绝大多数人。显然,诺斯替主义在此是想丑化基督教。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诺斯替主义属于基督教的范畴,因为有证据表明,诺斯替主义者以同样的方式颠倒了希腊神话的传统表达,比如普罗米修斯被解释为属灵的人,他忠于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命运之神宙斯,而是世界之外的超越之神。66   宇宙和人的本性   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所统治的物质宇宙就是人类生活的具体处境,其中的地球如同囚禁人的监狱。围绕和居于地球之上的通常有七重天,它们同心圆式地排列成紧密的封闭系统。另外,环绕在七个同心圆之外的第八重天介于这个物质宇宙和上面的普累若麻之间,并不属于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的领域。67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具有显然的独特之处:七重天中的各种事物都服务于把人与超越性上帝分离开来,不仅仅藉着空间的距离,而且还通过主动的恶魔力量。   七重天分别是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的宝座所在,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这些统治者如今成了希伯来上帝的同义词。他们集体统治着自己(或最高统治者)创造的世界,并且各自在自己的那重天充当这宇宙监狱的典狱长。他们用以专制统治的世界规则被称为命运(fate),这不仅是物理上的自然规律,也是道德上的正义律法68;道德上的正义律法出自造物匠上帝或其主宰们,借着报复和惩罚的威胁,目的在于禁锢人,就如同物理上的自然规律借着必然性力量所做的一样。作为自己那重天的守护者,每个主宰挡住死去灵魂往上攀升69的通道,以阻止他们的逃离世界和返回神圣领域。   在物质宇宙的这些种种状况中,其中的主角是由体、魂、灵组成的人。追溯至最终的原则,人的起源有二:宇宙的和超宇宙的。体和魂是宇宙力量的产物,这些宇宙性力量以其所知的神圣领域的形象塑造了体,并且以自身的属魂力量赋予体以生气:由此,自然之人的欲望和激情出现了,这些欲望和激情分别来自于和对应于宇宙中的某一重天,并且一起组成了人的魂。因为体和魂,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受制于命运。封闭于体和魂的是灵(或“气”,也称为“火花”),它是从上面堕落进世界的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一部分;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之所以创造人显然就是为了把灵禁锢于这世界。由此,正如处于大宇宙的人被七重天所封闭,在人的小宇宙中,灵被七个分别来自七重天的属魂装置所封闭,这些属魂外套被当作是超世界之灵的损伤和羁绊。结果,宇宙秩序中最外面和最上面的(不属于宇宙的),在人而言是最内部的,宇宙秩序最内部和最下面的结构——地球——,在人而言是其外在的衣袍。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唯独最里面的和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不是属于世界的(of this world),而只是在世界上的(in the world)70。因为他的起源——神圣者其神圣领域——作为一个整体外在于整个宇宙。在未被救赎的状态之中,灵远离自己的源泉,被囚禁于魂和体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身,沉睡和沉醉于世界的毒害之中。一句话,这就是无知,比如,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变成了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将被抛弃至何处?我们应去往哪里?我们从什么中得到解脱?什么是生?什么又是再生?”71。灵的觉醒和解放是藉由知识(诺斯)所实现的。   末世论:藉由诺斯而拯救   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的宇宙论和人类学表明,超越的上帝异在于世界,正如世界中的属灵自我异在于世界一样,这决定了其拯救的一般概念、宇宙的分层和人所处的状况。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拯救意味着:内在的属灵人从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并且回归光明的故乡。为此,他必须知道超世界的上帝,并且知道自身,也就是说,象知道自己的现实状况一样知道自己的神圣起源,从而也知道决定其状况的世界之本质。这种知识,他是被世界及其统治者拒绝给予的,因为无知是世间存在的本质,正如同无知是世界得以形成的原则一样。而且,超越的上帝在世界上是未被认知的,不可能从世界中被发现和认识;因此,启示是必需的。于是,启示,或“呼召”(call)就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拯救的一部分。启示的带来者不是如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自身,而是来自神圣领域的使者,他们穿过各重天的层层阻碍,智取物质宇宙的各位统治者,唤醒沉睡和沉醉于世界中的灵,从外面向灵传授拯救的知识。甚至在世界的创造以前,这超越的拯救者的使命就已开始,因为神圣领域的下降早于创造,而且原型拯救在前宇宙阶段就已发生。正是这起初复原的不完全,导致了世界的产生和世界历史中拯救过程的延长。于是,“被拯救的拯救者”(saved savior)这个不断发展的观念就产生了,其根源在于诺斯替主义者的如下观念:其一,永恒使者若要履行任务,就必须自身承担道成肉身和宇宙流放的命运,借用基督教的说法,就是取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7);其二,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拯救者的使者,同一于作为被拯救被呼召的属灵人,这些属灵人作为光明的种子和神圣的火花是神圣领域曾经失落的那些部分。   由使者们所启示的知识,简单而言就是诺斯替主义者所谓的“诺斯”,它组成了诺斯替主义神话的所有内容,这些内容涉及上帝、人和世界;也就是说,从启示而来的“诺斯”包含了一个理论体系的所有因素。而且,在这些得以落实的实践层面,“诺斯”还蕴涵了“关于道路的知识”(灵如何脱离世界从而攀升回家的道路),这其中还包括为其将来攀升所作的仪式性和巫术性的准备和那些通过各重天的神秘名字和话语。有了这种“诺斯”,死后的灵向上攀升,不断地将每重天所强加的属魂外壳抛弃;于是,被除去所有外在增添物的灵达到世界之外的神圣领域,与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重新同一。72不过,个人之灵的攀升还只是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整体性复原的一部分。如前所述,这整体在起初的一些事件中受到了破坏,正是由于所遭受的破坏,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被牵涉进世界的命运当中。为了重新恢复自身,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藉着使者介入宇宙的历史。随着这恢复的完成,被剥夺了其属灵因素的大宇宙将会走到其终点,就象小宇宙“有灵的活人”失去了灵后就必死一样。   伦理学   对于很多诺斯替主义者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属灵人、属魂人和属体人;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两种人,属灵人和属世界的人。73诺斯替主义的人类学区分决定了他们对伦理学的理解,不过他们的伦理学当然针对的主要还是属灵之人。   由于自身所具有的“诺斯”,属灵人的行为有着一些最高准则。一般而言,属灵人的伦理态度决定于其非宇宙主义的宇宙论:对世界的敌意和对所有世间束缚的蔑视,决定其源于超越领域而非物质世界的人类学。于是,循此原则,诺斯替主义者得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禁欲和纵欲。之所以禁欲在于,拥有“诺斯”的属灵人有责任和义务避免世界的进一步玷污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世界的作用;之所以纵欲在于,拥有“诺斯”的属灵人有自由和特权不受来自世界的任何限制。   为什么诺斯替主义者可以得出可以纵欲的伦理结论呢?其论证如下:道德律法代表着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的意志,并且是其专制的一种形式,灵不应该对其承担责任,也不应该受束缚。属灵人是因其本性而被拯救的74,他不会被行为所玷污,也不会被世界之主报复和惩罚的威胁所吓倒,因为这报复和惩罚只会影响到体和魂。因此,在命运的力量之前,在道德律法的重轭之下,属灵人是自由的,任何事情对他而言都是可以允许的。75不过,对于某些诺斯替主义者来说,这自由并非仅仅是可以允许的,它还受到了某种形而上学旨趣的牵引。藉着对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统治秩序的有意冒犯,属灵人阻碍了他们的计划,从而为拯救工作做出了贡献。从蔑视的动机而言,这与该隐派(Cainites)和卡珀克雷特派(Carpocratians)的教导只有一步之遥;这两个诺斯替主义派别都认为,人有肯定性义务去履行每一种行为,不留下任何未做之事,不留下任何未实现之自由,从而使得自然得到其应得的,并且消耗自然的力量。只有这样,属灵人才能从轮回的循环中才能得到最终的解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诺斯替主义的纵欲主义有两个纬度:单纯的否定性纵欲和义务的肯定性纵欲。   诺斯替主义的禁欲也有很多的蔑视成分。一般而言,禁欲主要服务于纯净或其他完善的目的;然而,诺斯替主义的禁欲却经常宣称要阻碍创造者的事业,甚至仅仅是通过拒绝使用其作品来困扰创造者,仿佛“一种形而上学的罢工”(语出约纳斯)76。所以,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禁欲更多的不是伦理学事务而是形而上学结盟的事物,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宇宙论和人类学所决定的。由于这特殊的宇宙论和人类学,禁欲和纵欲的共同基础就在于,不参与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的游戏。禁欲通过戒绝来拒斥同自然宇宙、物质世界的联盟,而纵欲凭借的则是过度。因此,运用的自由和不运用的自由都是同样的非宇宙主义的可能性表达。         4,小结: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和人类学   如上所述,关于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和人类学,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至高神圣者及其流溢而出的移涌组成神圣的领域——普累若麻;由于最小移涌“索菲亚”的缘故,这个神圣领域发生了危机,神圣的同一瓦解了;由于这个危机,原型拯救和神圣领域的下降同时进行着;下降的结果是造物匠上帝出现了,由于且藉着无知,造物匠上帝创造了数目固定的多重世界及其相应的主宰;除了人所居住的地球之外,这个多重世界一般有七重;在神圣领域和多重世界之间,乃是索菲亚存在的领域;这多重世界并非出于至高神圣者,而是出于造物匠上帝及其创造的主宰们,其创造的原则是无知,从而这多重世界并非希腊人所谓的充满和谐与秩序的宇宙,也非基督教上帝创造的好的世界而后堕落的充满罪的世界。   至于居住于地球上的人,对于诺斯替主义者来说,分为属灵的人、属魂的人、属体的人;属体的人是不可救药的,属魂的人尚可教育和启蒙,属灵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对于属灵的人(即光明的种子和神圣的火花)来说,地球及其以外的七重天是囚禁他们的监狱,神圣领域才是他们真正的光明故乡。藉着“诺斯”,他们才能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认识真正的超越上帝,从而在死后不断进行着灵的攀升,逐渐摆脱宇宙命运和规律(这是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借以统治宇宙的方式)的束缚和羁绊,获得最后的解放,回到真正的故乡。   一般而言,人的拯救是诺斯替主义神话的最后一个主题,而且可以说是整个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因为人的拯救这个主题,不仅仅涉及属灵人自身的拯救,而且还包括对整个宇宙系统的胜过和消解,从而成为分离之神圣者自身及其神圣领域的恢复同一的手段,即通常所谓的“上帝的自我拯救”。   三,什么是诺斯替主义   “诺斯替主义”是一个现代术语77,来源于希腊词gnosis和gnostikos(gnostics,即knower,拥有gnosis的人)。这三个词中,“诺斯替主义者”(Gnostics)的含义乍看起来比较清楚,因为它曾在基督教教父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大量出现,指的是一些自称拥有“诺斯”的个人及其派别。不过,“诺斯替主义者”究竟何意,依然取决于“诺斯”和“诺斯替主义”(尤其是后者)这两个词语的具体意思。在研究历史上,实际情况的是,学者们对于后两个词语的使用经历了不少指称的混乱和历史的变迁。   1966年,在意大利的每西拿(Messian),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召开了一次关于诺斯替主义起源问题的学术会议。在会上,学者们认同了一份关于如何定义研究术语的协议78。在这份协议中,“诺斯”被宽泛地定义为“为精英特备的、关于神圣奥秘的知识”;“诺斯替主义”则被当作这样的一个定义,它指称的是公元二世纪的诺斯替主义体系这种独特历史现象,这个体系拥有一系列的连贯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总结为如下的一个理念:人里面的神性火花,从神性领域而来,落到这命运的、生与死的世界,需要自我神性的对应者来唤醒,以便能够最终重新成为一体”。这些被定义的诺斯替主义的人类学特征来自于弗洛拉莫(Giovanni Filoramo)提供的资料。此外,他还提供了关于诺斯替主义之宇宙论特征的材料,即“关于神性下降的观念”,“纵使仅仅是间接地,神圣的外围(经常被称作“索菲亚”或恩诺亚)命定要陷入危机和生成之中,由此产生的世界不可能扭转神圣外围的危机和生成,因为这神圣外围必须恢复那神圣的火花或灵”,这是一种“一元论背景下的二元论观念”,神圣下降和重新成为一体的双重性恰恰说明了这一点79。   奎斯培提供了相关协议的另外一些部分,可以与上面的说法相互印证。在这部分的协议中,诺斯替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宗教,其神话表达了如下的主要教义:“未识的上帝不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造物匠上帝或雅威[YHVH];这个世界的产生出于错误,它是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下降和分裂的结果;人,也就是属灵的人,异在于这个自然世界,而属于神性世界,当听到启示之言时,他会认识到最深层的自我;恶的来源不是罪或过犯,而是无意识”。80   结合以上的定义和本文的主旨,在笔者看来,“诺斯替主义”指称的是鼎盛期在公元二、三世纪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独立于其他宗教之外,具有融合宗教(synthetic religion)的性质。所谓“融合”,意指诺斯替主义的来源和神话表达芜杂难清,来自犹太、伊朗、巴比伦和埃及等东方传统的因素不仅互相混合,而且与希腊观念以一种非常自由的形式混合81。如前所述,融合主义是诺斯替主义所处时代的潮流,这是东方贡献给希腊化文化最重要的东西,这种贡献主要不是在文学领域而是在宗教的领域。“但是,融合主义提供的仅是现象的表面而非实质。”82诺斯替主义这种来源上从而教义表达上的融合主义虽然实际上趋于遮蔽、但并未排除一种高度原创的思想的内在统一。诺斯替主义的教义表达大量采用了神话的形式83,这类神话体系实质上有着深刻的哲学和神学意涵,体现了诺斯替主义在宇宙论和人类学上的一种根本立场,并且与古典希腊思想和正统基督教信仰的立场形成了根本的对立。因而,诺斯替主义被当时的基督教教父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分别视为基督教信仰和柏拉图哲学的异端,这是不足为怪的。   在约纳斯看来,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不仅宏大,而且富于理性,这来自于诺斯替主义者所具有的强有力的诺斯替冲动(powerful Gnostic impulse)。这种冲动和由此构建起来的诺斯替主义的神话表达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其中内在统一的基本特征也定义了什么是诺斯和诺斯替主义,并且决定了同一名称下众说纷纭的各种借用体系(东方神话、巴比伦的天文学、伊朗的神学、犹太教等等)的分类。      以下,根据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体系和我们对诺斯替主义的定义,我们就来从宇宙论和人类学的角度看看诺斯替主义的基本特征,从而了解到底什么是诺斯替主义。   1,二元论   在诺斯替主义的诸多神话体系中,一种根本性的二元论趋向起着主导作用,并且统一着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达形式(不管是教义型的、还是诗歌型的或伦理型的)。这种二元论包括人和世界的对立、世界和上帝的对立。按照诺斯替主义的理论,在经验的层面上,人和世界的对立反映了上帝和世界的原初对立,而且前者来自于后者。当然,反过来的说法也是可以解释的:世界和上帝的对立这种超越性教义来自人和世界分裂的内在经验,也就是说,世界和上帝的对立反映了人的异化处境84。在这种三元结构中,人和上帝本质上是在一起的,并且同世界形成对立;但在实际上,人和上帝却又被世界所分开。其中,世界起着异化、分裂和阻碍的作用。   诺斯替主义的神话体系的目标就是通过宇宙论(特别是宇宙起源论)的方式得出以上基本的对立关系,从而通过这样的谱系学指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类学),指出人如何获得最终拯救的解决之道。   不过,二元论还不足以标示出诺斯替主义的特别之处。就西方思想史和宗教史而言,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主要受到了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和柏拉图哲学的影响。   在人类宗教史上,琐罗亚斯德教的二元论可能是最为有名的。其教义主张,善神和恶神的相互对立是原初性的,它们之间的斗争主宰了宇宙和人类的历史,直到最后善神藉着随从的协助战胜了恶神及其随从。按照鲁道夫的说法,这种二元论主要是伦理学取向的,因为它极大地强调了宗教和道德的态度和看法85。这种二元论对诺斯替主义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特别是在摩尼和摩尼教那里。   柏拉图的二元论则主要是哲学取向的,它不仅对于希腊思想,而且对于古代世界的思想史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二元论认为,宇宙的组成有两部分:精神性的永恒的理念及其物质性的短暂的对应物,这个宇宙本身是神性的,从而也是善的。      2,非宇宙主义   与琐罗亚斯德教和柏拉图的二元论比较起来,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所蕴含的非宇宙主义。通过以上对诺斯替主义神话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对其中宇宙论和人类学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说,非宇宙主义(和反宇宙主义)才是诺斯替主义立场的真正基础,才真正标示了诺斯替主义二元论的独特之处。   在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中,其非宇宙主义的立场体现得最清楚不过:这个物质世界及其创造者都是无知的从而是恶的,属于邪恶和黑暗的王国。首先,诺斯替主义物质等同于邪恶的基本观念,这是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所没有的。至于反宇宙主义的二元论,则是与希腊思想和基督教信仰针锋相对的。正是由于这一点,对于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自认为柏拉图哲学正宗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普罗提洛的反应非常激烈。对于普罗提洛来说,“毋庸置疑的是,宇宙是美的,是有形体者中最完善的”86。为此,其《九章集》专门有一章用来回应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学和伦理学。同样地,基督教的教父们非常反感诺斯替主义宇宙论的造物匠上帝之说,十分厌恶他们对《旧约》的宇宙论和人类学解读。   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特别是经历了存在主义运动之后,诺斯替主义的非宇宙主义包含了虚无主义的种子:神圣超越的极端主义蕴含了虚无主义。作为完全的他者、异在者和未识者,诺斯替主义的上帝在其概念中更多的是否定而不是肯定。在人和其周围各种实在的关系中,这隐蔽的上帝是否定性的;没有律法出自于这上帝,不管是对自然的,还是对(作为自然秩序一部分的)人类行为的。上帝与世界的唯一关系就是否定性的,要从这世界中拯救出什么。从这些前提出发,很自然地,即使并非不可避免地,就可以得出反律法主义和对世界命运的反抗。   3,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同一的一元论   不过,我们不要忘了,神圣超越的至高上帝不仅仅是对这个世界及其命运和律法的否定,它更是诺斯替主义神话所描述的最终归宿。世界和创造它的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要被胜过,被拯救的属灵人要回归它的光明故乡,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要恢复先前的同一。这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同一才是诺斯替主义神话的根源和最终目的,才是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和人类学的根源和最终目的,才是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和非宇宙主义的根源和最终目的。   以上,从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的宇宙论和人类学,我们得出了诺斯替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87从这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出诺斯替主义对世界、人的独特看法。正是这三个基本特征,尤其是其中的非宇宙主义,诺斯替主义才得以独立于希腊思想和基督教信仰,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思潮和运动。   正是藉着约纳斯和鲁道夫的研究,从宇宙论和人类学的观察角度,本文力图构建诺斯替主义的基本神话体系,主要涉及的问题有: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神圣领域的危机和下降,造物匠上帝及其主宰们的出现,世界的产生和人的本性,人的拯救及其伦理生活,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恢复同一。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了什么是诺斯替主义的基本结论,进而指出了诺斯替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二元论、非宇宙主义和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同一的一元论。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在讨论诺斯替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时,笔者并未顾及秘传和精英主义也是诺斯替主义基本特征的说法88。其主要原因在于,“秘传”和精英主义并不是诺斯替主义神话体系关心的主要问题,而且并未触及诺斯替主义的根本立场。在笔者看来,秘传和精英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某种末世论冲动是希腊化-罗马时代的时代特征。在诺斯替主义者那里,“秘传”主要有两个方面:1,神话或启示得自神圣领域使者的秘传89;2,这神话或启示的传承是秘传的,若想领受和继续传承,非得寓意(灵意)理解不可,不过这只是属灵人的事情90。至于精英主义,从诺斯替主义的人类学看来,主要指的是属灵人的在世态度和具体行为。本文谈及诺斯替主义的伦理态度时,大概涉及了这个问题,即,与世界之主及其所统治大众的不同和不合作。   谈论诺斯替主义者的秘传和精英主义,还是要回到他们独特的宇宙论和人类学,即二元论、非宇宙主义和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同一的一元论,因为这些体现了诺斯替主义的根本价值立场,体现了诺斯替主义区别于希腊思想和基督教信仰的根本所在。至于诺斯替主义者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由于材料的缺乏,笔者不敢随着己意作出想象,更不敢由此来重新构造和理解诺斯替主义的宇宙论和人类学。      另外,本文并未详细讨论“诺斯”的基本含义及其在诺斯替主义中的特殊意味,只是在讨论诺斯替主义神话中的末世论和拯救论时有所涉及。在这里,我们想做一下大略的总结,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   对于早期基督教作家(主要指使徒和教父)来说,诺斯是描述与正统信仰实践不相一致的各种社会团体(教派或学派)的概括性名称。他们进而把这种个人或派别称为“诺斯替主义者”,并写下了大量文字进行反驳。《新约》中最早提及“诺斯”一词和相关现象的是使徒保罗的《提摩太前书》6:20-2191。   就希腊文原义而言,“知识”这个词本身并没有说明知识的对象是什么,也没有说明认识者如何获取知识和为什么要获取知识。一般认为,知识所关涉的乃是理性的对象,而获取知识的手段则是人的自然理性;按照柏拉图主义的理解,这样的知识是与意见(doxa,belief)相对而言的,是达致真理的必由之路。然而,作为“知识”的诺斯,明确地指向某个对象,强调认识的行为甚于知识本身,并且带有明显的宗教性或超自然意味,所指向的对象是我们如今称之为信仰而不是理性的对象。92在这一点上,诺斯替主义和基督教《圣经》正典的立场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其所处的具体思索框架和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是不一致的。   在诺斯替主义者看来,诺斯关乎的首先不是理性及其对象,而是上帝,这上帝不是世界的创造者,而是超越的、未曾认识的和不可认识的(就人的自然理性而言)至高神圣者。关于至高神圣者的诺斯有如下内容:属于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一切(包括神圣领域的秩序和历史)、和由此神圣领域而来的一切(包括人和世界的历史与拯救)。而且,认识者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其中包括上帝主动的自我泄漏或启示。就此意义而言,上帝根本就不是客体,而是主动的主体。   显然,诺斯不同于希腊哲学的作为理性认知的知识,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来自信仰的属灵知识。一方面,诺斯与启示紧密关联,对所启示真理的领受或者通过神圣和神秘的经验,或者通过内在的光照,而不是通过理性的论证和理论。另一方面,因为与拯救的秘密相关联,诺斯就不仅仅是关于某些事情的理论性信息,而且作为人类和世界处境的一种改变,在拯救的实施中履行着一定的功能。因此,诺斯非同寻常地具有实践的一面,诺斯不仅仅是拯救的手段,更是拯救的目的,即重新恢复神圣者及其神圣领域的同一。      主要参考书目   Filoramo,Giovanni,A History of Gnosticism,trans. from the Italian by Anthony Alcock,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格鲁特斯(Douglas Groothuis) 著,金璿、郭秀娟 译,《新纪元的迷思:耶稣是谁?》(Revealing The New Age Jesus: Challenges to Orthodox Views of Christ),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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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eneral editor),The Nag Hammadi Library in English, third,completely revise edition,Leiden,Netherlands:E. J. Brill/Harper & Row , Publishers, San Francisco,1988   罗宾逊 史密夫 编,杨克勤 译,《灵知派经书》(卷上),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   http://www.gnosis.org/      2,研究专著   Dart,John,The Jesus of Heresy and History: the discovery and meaning of the Nag Hammadi Gnostic Library,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of The Laughing Savior: The Discovery and Meaning of the Nag Hammadi Gnostic Library (1976), Leiden,Netherlands:E. J. Brill/Harper & Row , Publishers, San Francisco,1988      Filoramo,Giovanni,A History of Gnosticism,trans. from the Italian by Anthony Alcock,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Gran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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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存在着许多无聊的真理和有益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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