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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沈从文与郭沫若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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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7 10:3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沈从文与郭沫若的恩恩怨怨

         1931年年轻气盛的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不善于写小说的观点,认为郭沫若写小说不行,喜欢“用英雄夸大的样子,有时使人发笑”,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1938年12月,全民抗战的当口,沈从文在《一般或特殊》文章中说,“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此见解当即被认为是鼓吹抗战停止,等过五十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因而被斥为比梁实秋“更毒”、更阴险的“与抗战无关论”。以后到1948年郭沫若撰写《斥反动文艺》一文时,更据此批评沈“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与抗战无关’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证据”之一。 沈从文过去一直反对政治干预文艺,同时也反对作家参与政治。提出要把文学“从商场和官场解放出来,再度成为学术一部门。”这种“反对作家从政论”接连受到郭沫若和其他左翼作家的批评。

  沈从文与政治的距离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两个典型。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对沈从文近十年背离左翼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给沈扣上“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郭沫若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的前程,而且也影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研究。北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贴出了抄《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并且在教学楼上挂出了“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由此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使得沈从文竟致于一度神经错乱。从此后,沈从文退出文坛,转到文物部门工作去了。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的父亲把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沈从文蹬开。后来,沈从文又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一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时,他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1949年的两次自杀虽均获救,然而一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的心彻底地“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于命运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政府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周)总理、(毛)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 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 沈从文发自内心地说:“我的生命是党所给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新中国成立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故宫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後一样向来比较出色”。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作为卓有成就的著名作家、学者,郭沫若不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朱光潜、肖乾等人的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界、文学界的影响和地位,所以他于1948年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让人费解和痛心。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著”。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後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所以这面旗帜以外的一切他都彻底打倒,不但精神上要彻底消灭他们,甚至恨不得将他们连肉体一并消灭。遭此贬损的作家和学者们从此开始了他们几十年悲惨、屈辱的生活。从阎王殿走回来的沈从文彻底告别了他心爱的文学事业,转入历史博物馆,为文物填写卡片,而此前他却是闻名海内外的作家、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终止了文学创作,却在文物考古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绩,这可能是郭沫若先生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为此庆幸!想想沈从文在死亡线上的挣扎以及之後几十年含垢忍辱的折磨,我们宁肯不要他考古学上的成绩! 92岁的周有光回忆说“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贬低。郭沫若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2005年第23期《文学故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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