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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马立诚论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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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10 00:53: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日本问题之马立诚说
总的来说,中国与日本应该向法国与德国学习。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反思精神,中国应该学习法国的宽容胸怀,以经济融合为前导,为建设亚洲共同体展开对话,捐弃前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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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对日新思维提出的和解之路
马立诚 共识网  2014-04-14

  编者按:本文系马立诚老师在3月15日共识网举办的青年学者沙龙第四期上的发言,已经作者审订。
  马立诚(原人民日报评论员):听了各位的意见,获益不少。同意主持人说的,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需要新思维,需要大智慧。
  我先介绍几位德高望重的智者的一些看法,有助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一位是何方老人,92岁了,1938年到延安,曾任张闻天总书记的秘书、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他创办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他两次对我说,中日关系不能以历史为基础,而应该以现实战略利益为基础,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为基础,那么美国与英国、法国与德国、俄国与德国、美国与日本根本就不可能搞好关系。
第二位是原中联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主任朱良,今年90岁。朱部长给我写了一封信说,2002年的时候,你写文章提出对日新思维,很有勇气,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朱部长是老革命了,他说:“应该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进行这样的引导”。
第三位,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80多岁了,写过《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在中日两国都有很大影响。他今年1月来中国,我跟他就中日两国关系交换了意见。他对我说,中国现在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比较厉害,日本受到很大压力,很紧张。目前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面是中国,中国掌握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动权。日本现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国压力的一种反弹,但基本的态势是日本害怕中国。其实日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
第四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也80多岁了。今年春节,我跟余先生通电话,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只有和解这一条路可走,别的路都是死路。
  我赞成以上诸贤的意见。我认为,致力于推动两国和解的对日新思维,是唯一的救赎之路。
  钓鱼岛没多大实际价值,中印、中越、中马(来西亚)之间的领土海岛争执,面积比钓鱼岛大得多,有的甚至大1.5万倍。中日两国为了一个小小的钓鱼岛这样紧张,本质是什么呢?是新兴大国向原有大国和权力现状提出挑战,即国际关系理论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原来的东亚权力平衡由于中国迅猛崛起被打破了,这是东亚权力的转移,日本很不适应。有的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要适应中国强于日本,至少需要10年左右的心理时间。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这本书里说,德国和捷克在1938年9月关于苏台德地区的主权争执,实质上并不是苏台德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而是对整个中欧的主导权问题。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之争,实质是东亚主导权之争,争谁是老大。法国学者克劳德·迈耶2010年在法国出了一本书,我们社科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书名是《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迈耶看出了这一点,他说中日之间的争斗,实质上是争夺东亚的主导权,争夺更高的外交地位。希望这一次权力转移,能够以和平方式进行。应当说,全球化的新形势增加了和平转移的概率。
  我们要反思的是,近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飙升。袁伟时教授说是燃烧的民族主义。李泽厚、易中天、徐友渔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比如2012年8月85个城市反日游行打砸抢烧,就太过分,国际影响恶劣,陈晓鲁说是搞文革。前一段,我国驻40个国家的大使找各小国报纸发表文章骂日本,犹如小孩子打架,让欧洲人看笑话。还有我们的电视台播放300部反日电视剧,国人都倒了胃口。北京的报纸就先后发表4篇文章批评说,拍这么多这些反日电视剧,不是播种仇恨吗?而且很多电视剧剧情十分无聊。
过去,我们是用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理论压抑民族主义,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情况就变了。阶级斗争理论让位,民族主义逐渐高涨。为什么会高涨?这是社会内部问题和外交问题相同相连的产物,是政治精英主导和民众自发情绪相结合的产物。

大致原因有五条:
一是我们的社会凝聚力在80年代末急剧流失;
二是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以后,传统的意识形态衰落了,玩不转了;
三是执政的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调动民族主义来平衡;
四是早年屈辱经历和今天的虚骄之气未经理性过滤混在一起产生了粗野的躁动;
五是近些年来东亚各国民族主义飙升,互相刺激。

  经济绩效和民族主义,是非选举的政权维持统治的两个主要支撑。八九以后,为了反击西方的制裁,国内大力调动爱国主义即民族主义资源。有人说,这样做也是为了转移国人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民族主义燃烧起来,日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中日战争离得比较近,中英鸦片战争时间久了。

我们看到,利用民族主义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做法没有成功,反倒加剧了我们在国际上的孤立。比如,有人说要把日本打成一片火海,有人说几星期就可以把越南打成植物人,还有人说“到了在南海动武的时候了”等等。这些媒介舆论,使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动向产生了很大疑虑,他们认为中国媒介上说的话都是代表政府的,因此他们希望美国力量介入东南亚,以维持平衡。美国最近高调“重返亚洲”,与东南亚国家的需求一拍即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国内民众也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孤立产生了疑虑,提出了很多质问。

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刘吉前些天对我说,我们国内一些人在媒体上威胁和谩骂日本,其实帮助了安倍,使安倍在日本国内获得了更多资源,并且使日本的主张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支持。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南海、东海主张表示支持。支持日本的国家却比我们多。另外,我们一方面支持国际法庭对日本捕鲸的裁决,另一方面拒绝国际法庭对领海争端的裁决,这种矛盾的态度反映了立场混乱。另外,就国内问题而言,民族主义也没有缓解国内矛盾的激化。就此看来,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要遏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慎重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力量越大,越要谦逊。

  也有学者对我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虚假成分。理由是,2009年2月,俄罗斯军舰向中国新星号货船开炮,击沉货船,打死5个中国船员,另有2人失踪。俄罗斯比日本还狠得多。结果呢,上边不让深入跟踪报道此事。按理说,民族主义的意思是,谁对中国人不好,我们就反对谁。俄罗斯多次炮击中国船,打死中国船员和渔民,对中国人这样凶残,为何不游行?这位学者提出,我们的民族主义是选择性民族主义,是操控下的民族主义。这位学者的意见,供大家思考。

  日本极少数右翼不时大放厥词,破坏中日关系。我们要揭露和批判日本右翼的言行,坚持钓鱼岛主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绝大部分日本人并不是右翼,他们希望和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繁荣的中国需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改革中的日本也同样需要与中国和解。我们国内有些人对日本情况不加分析一概而论,动不动就要动武,就要“降伏日本”,这是一种破坏性盲动。对此,我国学界很多人指出,这也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念头。

  实际上,我国某些人这样强硬的表态,脱离了民众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认知与需求。

  香港《南华早报》说,今年1月,日本发放中国人旅游签证11万个,相当于去年同期的10倍。有的中国游客接受采访说,对两国的争端感到厌倦了。他们承认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日本产品。据报道,今年春节到东京最高级的三家百货商店购物的中国人比去年增加了325%,三家商店销售额比去年增加了400%。香港《镜报》说,2013年,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陆销量比2012年增加49%,日产汽车增加30%,双双创出在华销售最高量。上海2013年十大百货公司销售额第一名就是日资八佰伴浦东新区总店。今年春天,在武汉和北京观赏樱花的民众挤爆了公园。就此而言,中国国内已经产生了反思民族主义的健康的因素。2012年10月,1000位中国两岸三地知识界人士就中日关系遇到的问题签署声明,在坚持钓鱼岛主权的同时,批评了中国有关部门中断两国友好城市交流,中断高中生交流,以及把日本图书下架的做法,指出不应中断两国文化交流。
  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要搞意识形态。邓小平还说,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两国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可是我们外交领域还有人搞意识形态。比如,中越两国存在大量的岛屿争端,越南从有争议的岛屿中开采石油,从贫油国变成富油国,还把石油卖给中国。去年底和今年初,越南还举行两次反华游行。我们的官员却说,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矛盾好解决。这是意识形态色彩太重。我认为,我们现在偏离了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指导原则。邓小平时代也有钓鱼岛争端,但他老人家站得高,从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来看问题。我们现在看问题,是战术角度,高度不够。

  有些学者说,对日本问题的处理是衡量中国外交文明和外交理性重要的试金石,我赞同这个观点。我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仇恨没有未来——中日关系新思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和解是唯一的前途。对于战败国,不能过于苛刻。在欧洲一战结束之后,凯恩斯就是这样主张,他不同意战胜国对德国过于苛刻。苛刻的结果,就埋下了二战火种。中国现在强大了,不能动不动就要压服别人。这个全世界都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文化传统是,泽被远方,仁者无敌。换句话说,就是永远高举和平的旗帜,应该以这样的心胸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关系。能否处理好中日关系,是中国能不能顺利融入全球化的一个关键,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总的来说,中国与日本应该向法国与德国学习。日本应该学习德国的反思精神,中国应该学习法国的宽容胸怀,以经济融合为前导,为建设亚洲共同体展开对话,捐弃前嫌,共同努力。
 楼主| 发表于 2014-9-10 00:58:1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请各位预热后做点点评。中国人的小农意识无论是是在对待国内的问题上,还是在看待国际问题上,就像个“影子”总是难以摆脱。要成为“大国”实在是难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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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局势:美国重大战略性失误及其体制根源

李晓鹏

  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不管接下来走势如何,都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大失误。因为它从根本上毁掉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逼着俄罗斯加强与中国的联盟。乌克兰乱局给美国造成的最大损失不是让它失去乌克兰或者克里米亚,而是让它彻底失去俄罗斯。

  美国现在最重要的战略对手是中国。这种局面是如此的显而易见而且迫在眉睫。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过去两百多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再过五到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将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四代战斗机和航母,还有两艘正在建造中;登月和空间站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超高速导弹技术已走到了美国前面。而且已经在东海和南海地区不断加强与邻国争夺领土领海的力度。作为有着独立意识形态和战略核武器库的政治实体,中国也不像三十年前的日本那样可以被美国操纵于鼓掌之间,轻易打压。美国最近才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已经很迟钝了。但在明确战略方向以后,仍然为了乌克兰这么一块“鸡肋之地”和俄罗斯决裂,几乎可以说是蠢到家了。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乘胜追击,在欧洲、中东、中亚、南亚、非洲等地区不断的攻城拔寨,扩大胜利果实。从1992年的海湾战争开始,到肢解南联盟,再到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以及最近几年的中东和中亚地区“颜色革命”,基本上把原来和苏联争夺的“中间地带”全部变成了自己的地盘。

  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显然不能理解“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中国式战略智慧,也对“背水一战”的道理不甚了了——也许他们知道,只是被过度的贪婪遮住了眼睛。不管怎么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命门”。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面向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乌边界距离莫斯科只有400公里,而且基本是一马平川。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比朝鲜对于中国还要重要。把“颜色革命”的战火烧到乌克兰,犯了两个“兵家大忌”,第一是在不能消灭对手的情况下把对手逼到死角,必然遭到最猛烈的还击;第二是把战场选在了敌人后勤补给线最短的位置。

  在与俄罗斯隔着一个黑海的叙利亚,俄方的支持已经让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们难以取得像埃及、阿富汗那样的胜利。更何况这是在乌克兰,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所以当俄军进入克里米亚,封锁乌克兰海港的时候,美国的第六舰队却连黑海都进不去,只能在遥远的地中海虚张声势、摇旗助威。

  但这些错误都只是战术意义上的。克里米亚乃至整个东乌克兰会不会并入俄罗斯,在当前的国际大棋局中,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战略对决的地点已经很明白,是中国的台湾、南海、东海。在远离主战场的地方取得一点胜利还是失败,其实无关紧要。

  数十年前,当苏联的攻势咄咄逼人的时候,美国人曾经不得不对如下问题作出重大的战略判断:如何处理与红色中国的关系。他们先后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和一个正确的选择。前者就是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粮仓,中国被迫反击。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损失惨重,而让苏联在东欧和中亚地区赢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当美国最终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尼克松访华,跟比苏联还要“左”的中国建交,这才是正确的抉择。

  诱发中美在朝鲜开战的战略失误来源一个错误的认识:中国与苏联是铁板一块,都是红色阵营。因此他们未加分析就认为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是苏联和中国联合支持的,是整个红色阵营向全世界输出革命的起点,甚至是中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征兆。北朝鲜的攻击刚刚开始,美国的立刻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并在以后出动飞机轰炸中朝边境。这种做法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把事情做绝了”。

  事后的证据表明,在对北朝鲜的支持上,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深刻分歧。苏联试图利用朝鲜战争把美国拖在东方,而中国实际上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搞建设,并不支持北朝鲜出兵。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只是把反击定位于将北朝鲜赶回三八线以北,通过摧毁平壤和北部经济来实施惩罚,而不是占领整个朝鲜,也不把这个事情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将会袖手旁边,并且继续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当时的美国战略家们谁也没有想到:红色中国其实需要美国的帮助来制衡苏联。

  今天的情况与六十年前几乎一模一样。只是主角和配角交换了一下位置:在中国已经变得过于强大的时候,美国绝对不应该把俄罗斯逼到墙角,在乌克兰燃起战火。唯一正确的做法是:讨好俄国,离间中俄。

  在目前的双边国际关系中,中国最不能承受的就是中俄关系的恶化。这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腹背受敌的境地,严重分散她在经济建设上的精力——当年中国为了防止苏联的入侵,把许多重工业分散到内陆山区,主要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同时呆在北京,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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