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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段协平:北大梁柱教授的“谈话”让人犯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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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15 09: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段协平:北大梁柱教授的“谈话”让人犯晕




 作为国内知名网站,共识网好就好在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有真知灼见的文章,还总是能为读者提供一些犯晕的教材。这不,题为《梁柱:历史虚无主义“重写历史”有何诉求?--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梁柱》的文章一经在共识网发表,在笔者写完这篇粗浅的文字时,两天的点击量就已经达到7966,不能算低。看读者投票,犯晕的是1164,吃惊的是25,冷汗的是140,存疑的是67,负面评价总计为1396。而给予正面肯定的,总计86。(2014年4月25日3点13分的统计数字)这个数字随后肯定还有变化,但整个盘面变不了是可以料定的。面对这个账单,梁教授恐怕也要困惑而犯晕的。


  读梁教授这篇谈话,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核心在下面这句话:“对毛泽东的诬蔑、抹黑和歪曲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点。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开国领袖,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民族英雄遭到如此的谩骂、诬蔑、抹黑。”梁教授最大的困惑和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也许就在里。但他也应该看看,世界上的开国领袖,哪个敢自称是秦始皇且还要比秦始皇强一百倍?哪个敢在制定宪法的时候,公然敢定这样的调子:“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哪个开国领袖在他任上敢放言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其治下出现草菅人命,杀掉几百万、饿死几千万,冤狱遍地的惨象?哪个开国领袖敢于无视民生,自乱江山,号召天下大乱,挑动兄弟阋墙,在和平年代搞得满世界炮火连天,民无宁日,最后把国家经济推向奔溃的边缘,还大言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要隔七八年就来一次?哪个开国领袖敢于把人的恶的一面放胆召唤出来,把背叛亲人、告密同事、揪斗师长、互相攻讦、落井下石、甚至大打出手等最卑鄙龌龊、最血腥恐怖的行为作为忠诚的代名词予以褒奖?哪个开国领袖敢于把人类的全部文明视为垃圾和罪恶,煽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对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对世道人心给予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摧毁?清者自清,污者自污,还需要人们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谩骂、污蔑、抹黑?

  说到开国领袖,外国,华盛顿算一个。在他之前,北美大陆只是大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他领导了那场伟大的独立战争,从而有了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200多年来,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很少或者说没有听见有人对他有什么批评,对他的评价也不存在什么争议,更无论什么谩骂、污蔑和抹黑。人家没做亏心事,没把枪杆子里出的政权揽在怀里,看做“这是如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更没有心安理得、踌躇满志地接受臣民的膜拜,听任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而不脸红。北美大陆独立战争硝烟甫一落地,此公就回家种地去了。周围人劝他黄袍加身,他不干,被生拉硬拽当了总统,干了一届就撂挑子,好说歹说,续了一届就死活不干了。他不搞家天下,不搞党天下,也不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更不干“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勾当。他相信,离了自己,地球一样转动。他后来静静地死于自己的弗农山庄,没有破费国家纳税人的一两银子。他伟大的如一座高山,谦虚的如一粒微尘,赤城的如一个处子,干净的如一泓山泉。对这样一位开国领袖和民族英雄,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谩骂、诬蔑、抹黑?谁忍心去谩骂、污蔑和抹黑?照华盛顿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个大地主,照我们的说法,华盛顿是个资产阶级领袖,却把事情做到这份上,羞煞了多少高标的大救星!

  中国的开国领袖是谁?怕是如果不从五千年的源头去找,至少要从三千年前的源头上去找了。后来的,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抑或是什么朱元璋、皇太极,等而下之,都没资格称开国领袖,遑论民族英雄!他们只配称得上一个新政权的独裁者,一个周期的匆匆过客,一个家天下的堂主,一个朝代的符号,一个人莫予毒的屠夫,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一个宁可自己负天下、不可天下负自己的曹满式的流氓。因此,作为题外话,这些年,每当看到听到什么建国多少年、祖国华诞多少年之类的话,就让人犯晕。这样的说辞,如果不是存心欺师灭祖,数典忘祖,就是骗人的鬼话,是对历史的狂妄或无知。但既然梁柱说到开国领袖,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就迁就一下,把领袖换成皇帝,叫“开国皇帝”。

  中国的“开国皇帝”,大凡留下点好名声的,都多少还知道自己姓谁名啥,保持了一点应有的清醒和谦虚,懂得“天下苦秦久矣”,打天下坐江山后,都不敢率性而为,一意孤行,胡乱折腾。他们有个底线:要与民休息,让老百姓喘口气。他们不敢对从前朝过来的人追究原罪,镇压什么历史反革命,他们要调整政策和生产关系,力图实现各阶层和阶级的和解,是为民族和解。当然,做得到做不到,或者能做到多大程度,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他们在主观上不愿意故意制造新的矛盾,给自己弄一个对立面,所谓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个敌人;他们不敢把老百姓的土地等生产和生活资料--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分到手的--全部没收;他们不敢污蔑、欺负知识分子,称他们是什么皮上的毛,从而进行无休无止地羞辱、打击、批判、改造,让他们斯文扫地,甚至打入另类,几十年不得翻身。生活在新朝廷下的老百姓,总体上的感受,要比生活在刚刚被推翻了的前朝好一些。也正是这些“开国皇帝”实行了较为开明的让步政策,使得他们的身后,能出现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对了,还有那个立了不杀士大夫规矩的宋高祖,为奠定后来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繁荣,为创造中华民族骄傲世界的四大发明有其三的辉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哪怕是客观上的。他们之不被后人谩骂、污蔑、抹黑,其来有自。

  梁柱教授嘴里的“开国领袖”、“民族英雄”,坐江山后情况怎么样?梁柱先生的答案是,“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回答斩钉截铁,可惜,不仅历史的事实不给梁先生争气,毛自己的说法也很让梁先生难堪。

  毛领导“新中国”27年的历史,说文治武功也罢,说丰功伟绩也罢,说伟大英明也罢,无非两件事。一是经济上进行“天堂实验”:从“开国”伊始的公私合营、互助组、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大跃进,做的都是超英赶美、一夜进入共产主义,从而成为世界革命中心和领导世界革命的乌托邦梦、红太阳梦。大梦正酣,大饥荒不期而至,“人相食”猝然发生,举目哀鸿遍野,看逃荒路上,饿殍相枕,还继续做美梦。最近习主席号召学习焦裕禄。这位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去兰考赴任是1962年冬天,按说全国已经走出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的阴影,但焦裕禄还是不得不去兰考火车站,拦截成群结队、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外出逃荒的灾民。而我们知道,当时的兰考,在中国大陆还不是最苦的,饿死人也不是最多的。现在有人否认三年大饥荒期间饿死人,说他良心被狗吃了一点都不过分。手头有两份材料:

  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报告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安徽省农业厅长1961年的报告的凤阳全县死亡情况更是惊人。当时的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请注意,两份材料揭示,饿死人的比率,最低为13.5%,最高为26.9%。平均为20.2%,也就是说,当年饿死人占到灾区人口的五分子一。至于四川,根据该省政协原主席廖伯康发表在2007年《随笔》上的文章揭露,三年大饥荒,这个天府之国,饿死1000多万人。根据新华社原高级记者杨继绳《墓碑》一书记载,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人数在3700万左右。这就是毛笔下的莺歌燕舞,这就是他自诩的风景这边独好!刘少奇在1962年千人大会上分析造成如此惨原因,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按照后来专家对那三年自然环境和气候的考察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三分天灾也是子虚乌有。就算是三分天灾,那七分人祸,始作俑者是谁?他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还是灾难?他带给国家的是进步还是落后?捅下如此大的乱子,在梁柱眼里居然不是灾难,而是福利,不是落后,而是进步。天下可有这样的福利和进步?梁柱先生说这是失误,说得多么轻巧!就这么轻轻两个字,就过去了。是过去了。当年没有任何人,特别是当政者,为人祸买单,为饿死几千万人买单。没有检讨,没有自责,没有下罪己诏,更没有引咎辞职和被弹劾。有人说,在天朝,官最好当。朝廷不管弄下多大罪错,可以赖老天爷,可以赖苏修,可以赖奸臣当道,可以赖红颜祸水,就是没有皇帝的份,吾皇圣明,皇帝还是好皇帝。可惜那时没有“四人帮”,不然,梁柱先生的历史就更好解释了。

  毛“开国”后干的第二件事,是政治上的。之所以是政治上的,是因为他在经济上试了一把,不行,不是一般的不行,是相当的不行。但是,就如一个谎言要用另一个甚至很多谎言掩盖一样,一个罪错一定要用另一个罪错圆说。经济不行,政治行不行?于是,另一个个折腾就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无比疯狂的阵势展开了。批《武训传》,批俞伯平、胡适、胡风,那是小试牛刀,从反右开始,就杀气腾腾了。收拾完党外,接下来就是党内,从反右倾、四清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革”,无不轻车熟路,而又乌烟瘴气。毛死后,所有这些,或平反或改正或否定,总之是一风吹了。这是不是“翻案”?毛说过,翻案不得人心,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规模的平凡冤假错案,究竟得人心还是不得人心,还需要再加以解释吗?这样的翻案,要得要不得?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呢,还是实事求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至于对文化大革命,中央有决议,尽管这个决议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文革”和毛的问题讲透彻,根源找准确,教训全弄明白,但也足够回答梁柱先生的灾难和福利、落后与进步说了。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以上仅死亡人数就高达210多万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以上内容摘自杨继绳的文章)这就是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的福利和进步。这样的福利如果落在梁柱头上,不知教授该做何想?还能不能发出“我们有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但是能不能从中得出新中国的建设,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建设,带给人民的是灾难而不是福利,带给国家的是落后而不是进步?当然不能”这样的宏论?






毛领导“新中国”27年,后十年“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的梁柱,是不是认同中央的这一决定?如果认同,也就是“开国领袖”三分之一还多的文治武功被彻底否定,能不能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描绘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试图博取眼球、引发轰动效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毛的说法,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另一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国”后就干了这么一件事还被彻底否定了,这算不算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加以无限夸大、丑化”?当然,除了“文革”十年,27年中还有17年。如果按照毛干了两件事的说法,这17年在他眼里显然是被抹掉或忽略不计了,这算不算“虚无主义”?如果按照毛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初衷、意图,这17年还恰恰是被他否定的。他的说法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林彪的解释是,革我们革过命的命。毛的红卫兵的口号是,彻底砸烂旧世界。对这27年,是谁“虚无主义”了?还需要别人虚无主义吗?

  梁柱不管这些,他举出这样一组数据:“1953-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

  面对梁柱先生提供的这一组漂亮的数据,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第一,数字的真实性。在反保守、高指标、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高压和发高烧、浮夸风甚嚣尘上的当口,在1956年连周恩来总理都被毛批离右派只有50步远了,而不得不流着泪写检查的日子里,怎么敢相信那些数字不被高度注水,肆意拔高?我们现在讲经济泡沫,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某权威日报发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热昏口号的鼓动下,高产卫星竞相升空,一亩地生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喜报满天飞,至于工业战线,以钢为纲,时称钢铁元帅升帐。1957年,全国只有500万吨左右的钢产量,到1958年居然要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卫星,无非都是肥皂泡沫,但却不影响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和伟光正,更不影响年均经济增长数字报表的亮眼。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这样的数字,除了赔本赚吆喝,愚弄国人,为自己脸上贴金,从而贻笑大方,还能是什么呢?第二,就算梁柱先生提供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梁柱先生也应该诚实地告诉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那20多年,国人的收入年均增长了多少?如果弄个国富民穷,你就是经济年均增长是个天文数字,与老百姓的饭碗子、钱袋子有何相干?

  前面介绍了三年大饥荒时期的情况。大饥荒后,情况要好了一些,但也只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我手头有一本广东教育出版社在尘封十几年后,于2008年再版的一本书,书名是《告别饥饿》--告别的不是1949年前的饥饿,而是改革开放前的饥饿。作者是由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抽调的本社四位记者。书中记录的是他们70年代末在陕甘宁地区调查的情况。记者胡国华在《前言》中写道:“十多年前......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开过了三年,农民们普遍敢讲话了。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着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辛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许多地方农民辛苦劳动一年,扣除了口粮,竟没有任何现金可以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倒欠集体的钱,集体倒欠国家的钱,已经走进又黑又长的隧道而苦无出路。......一家人连多养两只鸭、三只鸡,多栽几棵树的一丁点自主权,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叫他们到哪里寻找生存的空间?!这便是三年困难时期举国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非命的主要教训;这便是十年‘文革’我国农业濒临破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城乡人民生活中......不得不凭票限量供应的艰难之所在。”

  在书中,作者记录了因为唱《东方红》而为国人熟知的李有源家的情况:“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妇。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作者还写到当年曾接待过毛泽东的高文秀家。当作者走进高文秀老汉家,看到:“炕上还算有一片烂毡,角上堆着两条破被。其余也就一无所有了。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晚景如此凄凉,我们一时语塞鼻酸,说不出话来。”老汉说:“不瞒你同志,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陪同记者的公社副书记老雷说:“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苜蓿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来吃了。......差不多人人面黄肌瘦,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而问起1935年毛泽东来村里那阵儿,“老人忽然张大了模糊的泪眼,闪出了感奋的神色,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好到“就说俺家,那会儿八口人,在村里是穷户,一年也要打十四五石粮食,洋芋还不算在内,腌的酸菜,晒的干瓜片、干红豆角也吃不完。”以至于能够供应毛泽东率领的一支部队在村里吃住二十多天也无匮乏之虞。类似的事例,在书中不胜枚举。

  李克强总理回忆插队时说,也直言不讳:当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吃不饱肚子。(大意)

  这应该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普遍感受。对此,梁柱是不是应该结合他给出的那一组数据,给出合理的解释?不然,就不要妄言“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从而奢谈什么“历史虚无主义”。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指出:“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诚哉斯言!循此逻辑,如果一个“开国领袖”领导下的国家,能造出原子弹,却不能保证它的人民吃饱肚子,如果一个国家能为第三世界大把地撒银子,却让自己的人民“人相食”,这样的“伟大成就”到底是谁的成就?如果“开国领袖”只是醉心于“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兴无灭资”“破四旧立四新”,整天搞运动,窝里斗,让所有人特别是地富反坏右等贱民都生活在恐惧中;如果“开国领袖”就知道用户口、票证把国人束缚在土地上、单位里而动弹不得,从而失去迁徙的自由,从而龙生龙凤生凤,农民只能是农民,阶层结构板化;如果“开国领袖”既要垄断权力,还要垄断真理,让他一个人的思考代替了全体国人的思考,还把知识越多越反动奉为圭臬,让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让偷听境外电台入罪;如果在“开国领袖”领导下的27年里,鼓吹越穷越革命,使人谈富色变,工人不涨工资,一家几代住在棚户区的只有几平米、十几平方米的简陋房子里,农民劳动一天只能挣到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一年下来甚至要倒贴给生产队,以至于连《东方红》作者的儿媳妇都不得不出去逃荒要饭,请问,这样的“开国领袖”是救星还是灾星?是该把他继续高高供奉在神坛上,还是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

  结论:还原历史真相,保持对历史的记忆,把经过粉饰的被掩盖被颠倒的历史恢复原有的面貌,正其时矣。如果这是重写历史,有什么不该吗?如果这是翻案,只能说这个案翻得还不够,远远不够!如果说这是重评历史,只能说重评得还不彻底,很不彻底!如果说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谩骂、污蔑和抹黑,那就任人去说吧!正所谓,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太阳总是要冲破黑暗升起的,历史总是要在否定落后与丑陋中前进的,谁也挡不住!

  梁柱先生在接受访谈中说一句很好的话:“我们是要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在这个问题面前,这位教授的确要认真想一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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