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名论坛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热搜: 活动 交友 discuz
查看: 1266|回复: 1

[转帖] 我的病人是总统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3-1-10 22:51: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美】康妮·玛丽亚诺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1992年,当海军中校康妮·玛丽亚诺接到去白宫做为期两年的值勤医生调令时,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在那里呆上九年:从为老布什总统提供医疗服务到成为克林顿总统的私人医生,进而被任命为白宫医学部的首位女主任。
   玛丽亚诺根据自己在白宫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撰写的这本回忆录,以幽默活泼又不失庄重的笔触,将自己在白宫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娓娓道来……她还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出发,讲述了那些众所周知的政治丑闻,如白水事件、拉链门事件等,这一切必将让对美国政治和白宫内幕心怀好奇的读者大饱眼福。
   目录
   我的病人是总统        1
   1,为白宫游客治病比给总统看病更重要        4
   2,我和三位前总统在飞机上共眠的一夜        8
   3,我正准备退役时接到了白宫面试通知        13
   4,忠诚调查还没完成我就被白宫录取了        17
   5,我参加了白宫一次无聊的高级会议        22
   6,布什总统很喜欢和别人谈他的爱犬        27
   7,接待叶利钦仪式上出现典礼性“伤亡”        31
   8,几个特工在车上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36
   9,在海上演习赛艇事故时特工合伙耍我        41
   10,克林顿上台后,医学部的人都担心被辞        46
   11,那条著名裙子上的精斑是否属于克林顿        51
   12,克林顿的血样与裙子上的DNA吻合        54
   13,克林顿总统卸任,我也要离开白宫了        59
   14,送别克林顿夫妇,回到我真正的家        63
   
1,为白宫游客治病比给总统看病更重要
     我从来没有与总统睡过觉。不过,我确实和前任总统睡过觉。事实上,我曾同时与三位前总统在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上睡过觉。说实话,更令人惊讶的是,那次经历更像是一个小孩子们的睡衣派对。它发生在白宫普通的一天,结尾也非常普通。
     “嘿,医生,国宴厅有一位游客病倒了。”我将头从计算机屏幕前抬起来——我的办公室位于白宫大楼首层。一位黑头发的男子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口,他是特勤处的一名制服部警官。我熟悉他的面孔,但是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即使已经在白宫工作了七年,我仍然记不全医生办公室外所有值勤警卫的名字——我的办公室就在大厅中总统私人电梯的对面。
     “需不需要我给门诊值班的护士打电话要求帮助?”他试探性地问道。我站起身,将特勤处专用的无线报话机卡在腰带上,一边绕着办公桌走、一边将耳机放进耳朵里,同时抓起自动体外除颤器和医疗箱。
     为一位生病或受伤的游客治病是白宫医生的首要职责之一,有时甚至需要在照顾完他们之后,再去探望我的第一患者——美国总统。1992 年,当我作为海军派遣的医生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这便是我最早了解到的工作原则之一。对我来说,治疗晕厥的病人并不是第一次了。作为一名海军医生,多年来,我曾在急诊室、门诊、教学医院甚至在太平洋一艘驱逐舰上工作过,这些丰富的经历使我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门诊治疗专家。然而,这次的治疗环境比较特殊:富丽堂皇而又高雅华贵的国家宴会厅。
     按计划,一个小时之后,我将与总统和第一夫人去国外。
     我来到国宴厅,一群游客排成排站在那里,从房间的一端一直排到另外一端。生病的游客是一位身体虚弱的老年女士,她坐在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一位女警官站在她的旁边。特勤处的急救与受伤专用工具箱已经摆放在那里。我在老夫人身边蹲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她大约80 岁左右,戴着眼镜和助听器,出了一身汗。
     “你好,夫人,我是白宫医生。你感觉怎么样?”她看了看我,眨眨眼,然后有气无力地说:“你是护士吗?”她的声音温和、甜美,带有西弗吉尼亚州的清新味道。我笑了笑:“不是,夫人,我是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你的胸口疼吗?”她的眼睛在镜片后面眯起来:“你不是护士?”
     “夫人,你有糖尿病吗?”我一边给血压计绷带加压,一边问道。“不,没有糖尿病。”她的血压值是 110/60 毫米汞柱,脉搏80次/ 分,都很正常;呼吸20 次/ 分,均匀而轻松。我抬头向她身后站着的一位50 多岁的女士望去,她是老夫人的女儿。“你母亲有没有吃控制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药物?”
     她摇了摇头:“不,从来没有。”“今天早晨她怎么样?”我问。“因为要来参观白宫,她非常兴奋,连早饭都没有吃。然后,我们排队等了一个小时。当我们来到楼上时,她说自己有点困,出了一身汗,然后就虚脱了。”
     我看了看那位警官,还没有来得及说“请来一杯橙汁”,一位白宫服务生就端来一个银盘,上边放着一杯新鲜的橙汁。“夫人,我们想让你喝点橙汁,行吗?”她点点头,接过橙汁,很快喝了起来。然后,她用服务生递给她的餐巾拍了拍嘴唇。接着,她注意到餐巾上印着金色的总统压花印章,便偷偷地将它放入了自己的口袋中。
     直到此时,白宫的值班护士才姗姗来迟。他名叫吉姆·霍萨克,个子很高,长着一头棕发,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男人。他弯腰蹲在我的身边,脸上显出愧疚的模样,对我小声说道:“对不起,上校,我来晚了。刚才门诊太忙了。”“我想,我们这位病人没问题了,”我对他说,“她只是血糖有点低,血压和脉搏平稳。我要把她移交给你。”
     突然,我的无线报话机嘟嘟地响了起来(为了给这位女士治疗,我把耳机拿掉了):“各岗位注意,奥斯卡频道……雄鹰要走了……”“雄鹰”是特勤处给总统比尔·克林顿起的代号,“奥斯卡”是特勤处使用的频率代号。这是负责总统安全的一名特工的声音,告诉大家比尔·克林顿要在白宫内走过。
     当我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时,我看了看手表。再过 20 分钟,我们将从南草坪乘海军一号(Marine One) 起飞。然后,我听到报话机中说道:“雄鹰经过。”“雄鹰经过”意思是说雄鹰在移动,要去什么地方。但是,到底去哪里呢?“雄鹰正在去住所。”有人在报话机中说道,好像听到了我的疑问一样。
     现在,我听到海军一号螺旋桨发出的低沉声音,它已在南草坪降落了。直升飞机将马上把总统送到安德鲁空军基地。他准备离开白宫了,作为他的医生,我将陪同他一起前往。当我赶往我的办公室时,我问在大厅总统电梯旁值勤的特勤处特工:“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要提前出发?”他笑了笑,然后又耸了耸肩膀。特勤处规定他们只能这样做。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想着还有多长时间去安德鲁空军基地。总统可能在楼上呆一分钟,也有可能呆上一小时。所以,具体时间,特勤处是不知道的。我怎么忘了克林顿总统的老作风呢?他总是变幻莫测!
     但是,我有自己的间谍网络 :总统的菲律宾裔贴身侍卫。我走到自己的计算机前边,给侍卫长乔·法玛发了一条短信:“什么时候出发?玛丽亚诺医生。”
     当我刚刚敲下发送键,电话就响了。我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正是乔:“医生,总统将在十分钟后出发。”这是总统亲口对他说的。总统侍卫所说的话是最权威的、最可信的。这已成了白宫众所周知的事实,连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都知道。
     我来到大厅,开心地笑着,现在我拥有了白宫18公顷地面内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秘密:我弄到了独家新闻。值勤的军事助手刚刚抵达大厅。每天会有一名助手跟随总统,携带着被人们称作“橄榄球”的黑色皮箱,里面装着美国的核密码。
     今天,这位军事助手也将陪同总统一起到海外旅行。他全副武装,脸上微微渗出汗珠,呼吸急促。这位军事助手还没有冷静下来,他不知道那个独家新闻。我向他走过去,他庄重地向我打招呼:“你好,玛丽亚诺上校。”
     我向他笑笑,然后试探性地问道:“有没有出发的消息?”他用一方白手帕擦了擦额头,然后答道:“还没有,夫人。”
     “哦,”我回应道,“总统的侍卫长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总统计划十分钟后出发。”意识到我向他透露了一条独家新闻后,军事助手的情绪马上活跃起来。
     “接侍卫长通知,总统将在十分钟后出发。”他脸上挂着一副权威的表情,对着自己的报话机说道。于是,特勤处、白宫通讯处、海军一号驾驶员、负责监视特勤处频率的军事人员都收到了这一消息。大厅中,站在我们旁边的特勤处特工向那位军事助手竖起了大拇指。这个赞许的信号马上钻进了他沾满汗水的脑袋里,于是他显得更加趾高气扬了。然后,他发现我正在看着他,就看着别处小声地对我说:“嗯,谢谢,夫人。”
     我心领神会地小声回应道:“没什么,少校。”
2,我和三位前总统在飞机上共眠的一夜
    海军一号的后舱门“砰”的一声关闭。我向直升机前部望去,看到了总统和第一夫人。他们相对坐在印有总统印章的宝蓝色座位上,正在阅读情况简报。总统私人助理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正在阅读总统的行程安排。
     约旦国王侯赛因刚刚去世。这意味着空军一号必须做好准备,将总统送往约旦首都安曼,参加国王的国葬。乘坐总统专机的人员包括总统及夫人、白宫高级幕僚、国务院官员、特勤处特工、白宫新闻处职员、我的白宫医学部成员,等等。这次旅行非常特别,因为机上还有另外三名特殊乘客:前总统乔治·H.W. 布什、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我期待着见到老布什总统,1992年当我刚刚进入白宫时,他是我的第一个“第一病人”。
     离开白宫15分钟后,海军一号降落在安德鲁空军基地。总统和夫人从前舷梯下了直升机。等候在柏油飞机跑道上的摄影记者们拍摄了他们抵达的画面,随后总统神态凝重地走向空军一号舷梯。
     我喜欢空军一号,离开白宫之后,这里就是我的家。当我来到医务人员舱位时,乘务长蒂米·科尔文走了过来。“你好,医生。所有人都已登机,包括三位总统。他们在高级职员舱位。”
     “他们在哪里睡觉?”我问。我知道,空军一号里的床位非常稀缺。总统所在的前舱有两张床,剩下较为正式的床位都在医疗舱——固定在墙壁上可折叠的两张单人床垫。这是为需要监护或治疗的病人准备的。如果没有病人,长途旅行时我常常睡在其中一张床上。
     蒂米答道:“我将三位总统安排在了高级职员舱位。”这里有三张大号活动靠背扶手椅。虽然这些皮制座椅坐上去很舒服,但坐着的人不能平躺睡觉。我正在想象三位特殊乘客如何在这些座椅上睡觉时,蒂米不无得意地说道:“我从沃尔玛购买了三套崭新的睡袋,方便他们使用。”
     我无法想象几位前总统在高级职员舱地板上睡觉的情景。“蒂米,我无法想象让他们躺在地板的睡袋中休息。请转告他们,他们可以使用医疗舱两张折叠床和活动靠背座椅。”蒂米脸上露出笑容,马上跑去告诉总统们我的盛情邀请。
     走进医疗舱时,我迎面看到一位身穿手术服的高大英俊的黑人。海军上尉文斯·斯塔克斯神态疲惫地向我招呼道:“下午好,夫人。我已经将血浆放进了飞机的肚子里。”到海外旅行时,白宫医学部常常携带几单位血浆,在急诊时供总统和第一夫人使用。
     “做好准备,以防夜间有客人来访。”我放下医药箱并在他对面坐下后说道。“让我猜猜。”他微笑着,“他们都是总统先生。”“没错。”我点点头,“所以,我们必须格外细心。”文斯马上行动起来,将两张折叠床从墙上放下来,然后将床单和枕头铺在薄薄的床垫上。
     在我们安排舱位准备迎接夜间客人的时候,蒂米已经面见了三名前总统,告诉他们“医生的邀请”,他们都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邀请。第一个来休息的是吉米·卡特。他面带微笑,眼神明亮清澈,身穿运动装,看上去非常轻松舒适。作为一名前海军军官,他打趣地询问我是否可以“登舱就位”。我请他任意选择两张床和一张躺椅作为自己的休息位置。卡特总统径直走到下层折叠床,并坐到床边上。他朗声笑道:“这和潜艇上完全一样。”
     “做个甜蜜的梦,总统先生。”我说。我很少回家服侍孩子们上床睡觉,不过一旦有这种机会,我常常这样与他们道晚安。
     福特总统接着走进来,他身材魁梧,但略显疲倦。我请他从上铺和我对面的躺椅中任选一个。“啊,我选躺椅。”他说,“我觉得躺椅更舒服。”
     老布什总统是最后一个前来就寝的客人。“我可以和你一起睡觉吗,康妮?”他眨着眼睛开玩笑道。“完全服从总统命令,总统先生。”我答道,并热情地拥抱了他一下。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总统,在我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后,我低头瞥了一眼他的拖鞋,注意到上面印着总统印章。“这鞋真漂亮……”我准备和他开个玩笑。“噢,别拿这个取笑我。”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这些爱开玩笑的家伙。”他头朝向卡特和福特总统,“刚才已经拿拖鞋说事了。”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总统阁下,我们为您留着上铺呢。需要我帮您爬上去吗?”“不劳夫人大驾了。”布什总统看了一眼文斯,他已经准备好了过来帮忙。这位75 岁的前总统将一只脚稳稳地放在下铺上,以免惊醒熟睡的吉米·卡特。然后,他向上悬起身体,爬进上铺。文斯和我差点为他干净利落的身形拍手叫好。他拉过毛毯盖在身上,很快进入梦乡。
     我坐回自己的座位,再次将灯光调低了一些,只开着地板灯。文斯坐进剩余的那张椅子,也很快进入梦乡。夜色越来越深,我却无法入睡。每当我乘坐空军一号时,这几乎已经成了惯例。利用别人睡觉的机会,我再次检查了工作的准备情况——在安曼降落之前,我要在脑海中重新审查一遍各项准备工作。
     由于国王突然去世,启程安排十分仓促,以往总统到国外访问,一般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现在只有短短几个小时。20多个小时之前,我们刚刚向安曼派遣了一名白宫医生,检查当地指定的医院,为总统意外生病或受伤做好准备。白宫高级职员已于两天前抵达,而且幸运的是,无一人因水土不服而生病。空军一号降落后,那位白宫医生将到机场迎接我们。
     我环顾了一下医疗舱,借助昏暗的橘黄色地板灯,看到三位前总统依偎在毛毯下,微微发出鼾声。在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一名菲律宾裔女医生和一名非洲裔男护士担负着照料他们健康的重任。
     几个小时以后,克林顿总统走进医疗舱。他那头黑白相间的浓密卷发稍稍有些凌乱,眼袋也比往日更加明显,这是他最近长时间工作的结果。他看了看三位睡觉的客人,然后向我笑了笑。我默默地朝他点点头。尽管工作繁重,尽管睡眠时间只剩几个小时,但克林顿总统仍然不忘主人的身份,睡前先来探望自己的客人。
     克林顿总统走后,文斯抖动了一下身体便惊醒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本能地看了看三个被我们照顾的对象。我闭着眼睛小声对他说:“看看他们是否还在继续呼吸。”
     “让他们继续呼吸”是我九年来每天24小时都在做的工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那么,我是怎么成为总统的私人医生的?事实上,我命中注定要成为美国“第一患者”的医生。
3,我正准备退役时接到了白宫面试通知
     事情发生在1991年夏天。当时,我已在海军服役十年,正在圣地亚哥海军医院工作。这所医院位于风景秀丽的巴尔博亚公园,是西海岸规模最大的军事医院之一。它的业务十分繁忙,是一座大型医疗中心。我是内科部部长兼内科门诊主任。我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早晨7:30听取晨间汇报,或者如内部人员所称的“晨间纠错”;然后再由高级职员进行“早间评讲”,指出值班人员疏漏了哪些诊断内容,应该安排哪些化验。一个小时以后,我会带领自己的医疗小组巡查各个病房。
     完成这一工作回到办公室后,我又会处理一大堆老年退休患者的年度体检报告。然后,作为部门负责人,我还要处理行政文案,没完没了的一式三份的报告。我热爱医生工作,但讨厌文案工作。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漫长,下午六点回家时,已经非常疲惫,但还得打起精神“上第二个班”——为丈夫和两个儿子做晚饭。第二天早晨六点这些内容又会全部重复一遍。我一直处于奔忙疲惫的状态。我内心越来越躁动,希望接受一份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当我渴望变化时,我也在考虑海军服役期即将结束的问题。一段时间之内,我一直在认真考虑这个决定。所以,一个周末,当我在丈夫律师事务所的棕榈泉度假别墅休假并认真思考以后,周一早晨上班后,我来到行政办公室索要了退役申请表,申请提出一年之后才能生效。我拿着文件回到办公室准备仔细阅读。
     坐在办公室阅读文件时,我突然意识到它们跟离婚文件没什么区别,我在与海军离婚。与此同时,我耳中似乎又响起了医院停机坪上直升机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接着,我的传呼机也响了起来。刚开始,我没有完全看清传呼机上的信息,不过当我明白之后,内心不禁咯噔一下,上面写着:玛丽亚诺中校,请马上给米塔斯上校回电话。看来,这个信息与那架直升机有关,当传呼机响起时,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正在慢慢远去。或许,在当地众多海军训练营中出现了急诊需要我前去处理。
     我很快拨通了上校办公室的电话,他的秘书给我转了过去。上校语速流畅,声音清脆:“康妮,我在阅读华盛顿今天的通讯资料,有一条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组织部门要求海军提供六名白宫医生候选人。这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工作调动。我审阅了相关资料,认为你是理想人选。我希望提请你做候选人。”
     “谢谢你,上校。”我答道,心中颇为诧异,当我正在考虑离开海军时,他及时打来了这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工作。”
     “听说过这种工作的人并不多,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不太张扬。每个军种——陆军、海军和空军——都会选派一名医生到白宫医学部工作,这个部门全部由军队的医生、护士、医生助理和医师组成。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总统、副总统及其家人的健康。同时,他们也负责白宫内部军事人员的健康。这个工作要求医护人员做大量旅行,因为他们要陪同总统前往各地访问。”“这听起来有点儿像在海上工作。”我说,“访问各国港口,照料各种船员。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工作,上校。但是,我想肯定有比我更优秀的人选。”“康妮,请你听一听选拔要求。”米塔斯上校将我制止住,然后开始念了起来:“‘专业认证内科医生,拥有随船随军的工作经验,敏锐的临床观察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出色的领导能力。没有妨碍忠诚调查的个人秘密。’所以说,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先生,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也很自豪。我能不能稍后再和你讨论这件事?在给你明确答复之前,我必须首先和我丈夫商量一下。”“当然,你可以和你的律师好好讨论一下。”他呵呵笑着说。
     我给圣地亚哥市中心理查德的律师事务所打去电话。他的第一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什么?你疯了吗?”理查德问道,“我们为什么要搬到东海岸去?那里炎热、潮湿、拥挤。而且,那里连像样的墨西哥食物都没有。我们的房子在这里,孩子的学校在这里,亲戚也在这里。此外,我的律师事务所经营状态也非常好。还有,我原以为你要签署文件退役呢。”
     这一连串的理由都是事实,“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工作让我感到兴奋,而不是每天重复千篇一律的任务。”我的话让理查德安静了下来。我能听到他在电话那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知道我已经厌倦了医院的工作。他换了一副温和的口吻说道:“你认为你能成功吗?”“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理查德笑起来:“你知道,被拒绝也是优秀履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鼻子差点儿没气歪,这就是理查德,永远特别务实。“好的,我再好好想想。”我挂断了电话,再次坐回椅子上。这份工作听起来很迷人,但我真想将自己在海军的服役期再延长两年吗?直升机还在那里。电话铃声响了,理查德又打来了电话。
     “嘿,我刚才想了一会儿。你应该试一试,这是一个理想的离开方式。也就是说,不考虑履历问题的话。”他咯咯地笑了两声。“说得对,向你致以21响礼炮的最高敬礼。”我停顿了一下,后背禁不住一阵颤抖,“我会告诉上校同意提名。”
     当白宫打来电话时,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起来。在十年的服役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行政部门的办事效率像为白宫提名候选医生这样高。在提名资料送上去几天之后,我会晤了为我准备忠诚调查绝密文件的安全部门官员。在白宫的面谈时间定在12月份。
     在我准备面试的那段时间,理查德为我收集了一些有关我未来老板J.伯顿·李三世的资料,他曾担任乔治·H.W.布什总统的私人医生。按政治任命,李医生现在仍然是总统的医生。假如我获得这份工作,李医生将是我的新老板。当我去白宫时,他将负责面试我。
     通过阅读李医生过去接受采访的新闻报道,我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我的印象是,李医生不喜欢女医生,无论是军队里的还是社会上的。当我将自己对李医生的初步印象告诉理查德后,他说:“啊,太好了。有了这种心态,你们两个肯定合得来。”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不过还好,我们已经说过,这只是一个履历中的插曲;毕竟,你对获得这份工作没有抱太高的希望。”
     12月的白宫是一个既神秘又美丽的地方。国家礼宾层布置了五彩装饰,一队队游客在大楼中穿梭观赏圣诞树和各种装饰,白宫家务工作人员正在忙忙碌碌地为晚上的假日聚会做准备。我原来想象白宫内部应该非常肃穆,政治气氛十分浓厚。但结果却发现,这里相当热闹,甚至人情味十足。
     面试的第一部分进展顺利。面试我的是军队安全部门的官员,他审阅了我的忠诚调查信息,对我叔叔曾为肯尼迪总统服务很感兴趣。然后,我又接受了白宫医生的面试,包括陆军上校拉里·莫尔、空军中校汤姆·柯罗希尔,以及现任海军医生艾尔·罗伯茨中校。在过去的整个军事生涯中,我从未遇到过这些官员。
     当我坐在接待室里想这些的时候,附近一间办公室突然传出一个男子令人恐怖的低沉嗓音:“我准备面试下一个。”
4,忠诚调查还没完成我就被白宫录取了
     艾尔·罗伯茨陪我来到白宫一层的医生办公室。现在要接受最后一次面试,由J.伯顿·李三世决定我的命运。我静静地坐在拥挤的接待办公室里的一张椅子上,他的秘书饱含同情地向我微笑着。她肯定在想,他们之所以让我参加面试只是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参与比例的规定而已。
     罗伯茨扮演着一个体贴周到的主人角色。他告诉李医生:“我没带她的服役记录资料,李医生。阅读之后,我将那些文件放在了老行政楼门诊。”
     “哦,没关系。”那个爽朗的声音马上说道,“我不需要记录资料,我要独立做决定。”然后,我听到一本书被“啪”的一声放在桌面上。艾尔往后退了一步,面带歉意地向我看了一眼,摆手让我进去。“谢谢你,中校,你对我帮助很大。”然后,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中默默祈祷着走进了办公室。
     李医生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举止优雅。他浑身洋溢着贵族气质,精明老到,完全有资格在名字后面加上“三世”这一称呼。他与第一家庭有多年的交情。在白宫中,他是少数几个有资格直呼总统和第一夫人名字的人。“我想,你是玛丽亚诺医生吧。”李医生将手伸出来,脸上挂着外交家般的微笑,与我握手的同时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
     “李医生,能到这里来是我的荣幸。”我抬头看着他说,似乎想从他的神情中寻找某种答案。我看到了一种足以让我微笑的东西。他的前额上贴着一枚普普通通的棕褐色邦迪创可贴。李医生受了一点轻伤。这个发现告诉我,在他威严的外表下是一副温柔的心肠。因此,我不能被他的外表和举止所迷惑。
     现在,他的态度又从一名外交家变成了一位法官。“坐下。”李医生指着他木制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扶手椅生硬地说道。
     “好的。”我对自己说,等着他先坐下。李医生注意到,按军队习惯,我在等着上司先坐下。我看得出来,我的这一表现起了作用。虽然是一名文职官员,但他明显重视军事纪律和礼节,不过他可能没想到一位女士会这样。李医生坐好之后,我也跟着坐下了。
     “你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他开始提问。他不喜欢东拉西扯,一开始便直奔主题。我坐着沉默了一会儿,以便化解他咄咄逼人的表现。我将坐着的身体微微前倾,平静地注视着他。“李医生,现在是我回报的时候了。”
     我的回答让这位可爱的医生放松了戒备,他看上去有些疑惑。最后,他不由自主地问道:“嗯?”
     “我非常感激这个国家。”我发自内心地说道,尽管当时我对此并没有特别注意,“我父亲是一个贫穷的菲律宾人,但很有自尊和个性。上世纪40年代,他获准加入了美国海军,海军为他和他的家人在美国提供了很好的生活环境。我哥哥、姐姐和我都获得了高等教育奖学金。海军为我支付了医学院的学费。我的家人和我欠美国的实在太多。所以,如果有幸担任三军总司令的医生来回报这个国家,我想那正是我想做的。”
     房间内一片寂静。李医生似乎有些震动,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说实话,这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之前,我根本没有准备这番讲话,完全是有感而发。“你能在这里做什么?”他问。现在,轮到我惊讶了。
     “你看到我袖子上的这些条纹了吗?”我指了指自己海军制服上的中校军衔标志。“我在海军中呆的时间越长,得到的杠杠也就越多;得到的杠杠越多,他们让我承担的行政工作也就越多。”我指了指他面前的红木桌子,“李医生,我不是一个习惯坐办公室的医生,我喜欢在战壕里工作,我曾在部队一线、军舰、外国港口等地工作。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绩。”他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表示同意。我不知该如何判断他的这一举动。
     突然,李医生站了起来。“就个人来说,”他语气严肃地说道,“现在我们可以结束这次面试了。”
     “噢,不。”我想,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面试,也是最短暂的。现在,他要将我赶出门去了。我站起身,准备面对令人失望的答复。他郑重地说:“不管他们今天或明天面试什么人,我决定你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你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太意外了,他的话吓了我一跳。我脱口而出:“恭听您的吩咐。”然后,我又意识到,我的忠诚调查还没有完成。他猜到了我的想法。最后,李医生微笑着说道:“忠诚调查吗?不必担心。军事办公室的小伙子们会处理好的。”然后,他又露出一丝精明狡黠的微笑。“我会向芭芭拉介绍你的情况,我们又增加了一名生力军。”他干净利落地和我握手,然后大步走出办公室,穿过接待处;艾尔·罗伯茨和李医生的秘书惊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在我们的注视下,李医生穿过走廊,乘坐专用电梯去二楼向第一夫人通报自己的决定。
     我跟着李医生走出办公室,站在接待区。艾尔·罗伯茨看着我,肯定认为结果不妙,怯怯地问道:“怎么回事?”“我想,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我略带犹豫地说道。
     过了一会儿,艾尔才醒悟过来。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也随之眯了起来。“我想,我们要好好款待一下另外五名候选人了。”艾尔满脸微笑,他深知老板的脾气,“一旦伯特做了决定,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
     我将如何为白宫医生这个新工作做准备呢?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自从1955年在菲律宾出生以来,我就一直在为这个工作做着准备。我父亲是美国海军的一名侍者,为海军中将休·古德文及其妻子埃莉诺服务。埃莉诺是旧金山一位著名医生的女儿,出身名门,风度优雅,嫁给了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将军。她对在自家工作的菲律宾侍者的家庭生活很感兴趣,从来不会忘记给孩子们送生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我父亲对古德文夫人非常敬重,他甚至希望让她以教母的身份出席我的天主教洗礼仪式。不过,因为埃莉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的教区牧师不同意。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父亲给我起名埃莉诺,并将其写在我的出生证明上。
     虽然我明白自己“侍者女儿”的身份,但我相信它同样能引导我获得荣誉与尊严。
     报到第一天,我要替换的白宫医学部海军医生艾尔·罗伯茨向我提出了一句忠告:以侍者心态从事这份工作。这种心态我再熟悉不过了,童年时期它就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了根。但我并不是服务员,我是一名海军军官,一名毕业于美国医学院并获得了专业委员会认证的医生。最重要的是,我有勇气和智慧,正是依靠这些品质我才顺利克服了来自舰船、海军医院以及门诊的各种挑战。曾经有很多时候,我是某个专业部门中唯一的女性。我知道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什么。但我还知道,当你因性别和种族而引人关注时,你应该拥有当仁不让的心态,因为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
5,我参加了白宫一次无聊的高级会议
     来到白宫的第一周,所有人都在关注着我,因为我是这里的“新医生”。我不仅代表海军,还代表着所有女性医生。此前,只有一名女医生在白宫工作过。我曾听到医学部的男医生对她颇多微词。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是她打破了白宫医学部完全由男性组成的惯例,人们不喜欢她闯入男孩俱乐部。30年后,我将步她的后尘,所以我必须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直到此时,我才理解了面试时李医生为什么故意摆出那样一副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如果我能在伯特·李面前正确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也能作为医学部新医生面对任何苛刻的考验。
     在白宫的最初几周,帮助我坚持下来的是我的“特殊”人际关系,但并非是上层关系。相反,帮助我的都是那些服务人员:管家、厨师、招待……不过绝大多数还是作为总统侍从的军事后勤人员。他们都是白宫中默默无闻的服务人员。他们都是我特别依赖的白宫朋友。童年时期父亲照料将军的记忆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它会提醒我如何照料好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在我家,历史重新上演,只不过这次的级别较高。
     我丈夫理查德向自己位于圣地亚哥的律师事务所请了长假,现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夜校教课。白天,理查德成了一名专职爸爸,专门在家照顾我们年幼的儿子,在亚历山大与蒙特梭利小学之间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在亚历山大租了一套中等面积的房子)。他白天的工作也安排得满满当当,照顾孩子、为夜校备课、料理家务等等。几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他的生活有多么孤独。他不能继续享受律师事务所同事之间的友情,也不能像在圣地亚哥时那样频繁探望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由于我的工作时间很长,而且经常出差旅行,理查德几乎变成了一位白宫鳏夫。
     进入白宫第三周的一天,早晨跑完步之后,我在行政楼地下室洗完澡,又在女更衣室换好衣服。之后,我来到一层的医学部门诊,在一位军队护士和海军医护兵的帮助下,为在白宫工作的平民和军人患者看病。疾病类型多种多样,从皮疹到胸痛几乎什么病都有。病人在我们门诊的移动速度很快,几乎没有什么等待时间;当候诊室的病人全部离开以后,我与护士和医护兵坐下来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李医生从街对面的医护中心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护士先接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
     “康妮,十点钟我要召开一个医学部军官会议。”李医生说道。然后,他又以一副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道:“我很忙,不能开完整个会议,我希望你能代我参加。”
     我看了看手表,现在已经是十点零八分了。“我马上动身,先生。”说完之后,我马上向东楼赶去。到了之后,长期担任医学部行政助理的雪莉·凯利陪我走进防空洞,然后进入总统危机管理中心,白宫医学部军官会议正在那里举行。
     进入拱门时,我听到男人们的笑声,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在勤务船病房中的情形。一位后勤部军官在门口接待了我,然后向约翰·高根作了介绍,高根是白宫军事办公室的文职主任。当我坐到李医生的空位上以后,高根将我介绍给了在座的20名医学部军官,大多是高级军官。然后,他请每个人都自我介绍。在过去的三个星期中,我已经认识了其中的一半左右,每个人都有显赫的背景和不凡的气度,并且他们非常友好、积极热情。房间里还有两位女士:一个是陆军少校兼安全官,另外一个是负责白宫电视部的海军中尉。在这个男人占绝对多数的场合,她们两人都显得有些拘谨。
     在介绍过程中,一位医学部军官告诉我:“还记得我吗?我是在你的门诊让你检查胸部的那个人。”整个房间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毫不犹豫地答道:“这我可拿不准,在门诊有太多男人想让我检查他们的胸部。”房间中的男人们爆发出更加猛烈的笑声,两个职位较低的女军官虽然保持着沉默,但脸色已经发红了。
     介绍完毕,我们开始在闭路电视上观看一个关于安全的视频文件。录像放完以后,李医生走进了拱形房间。看到他进来,我便起身为他让座,他却摆摆手让我坐下。他走过来,低声对着我的耳朵说道:“我想让你留下来观看一个有关低级事务的高级会议。”然后,他眨眨眼,走出了房间。没有人对他的短暂出现进行评论。
     李医生走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等待总统助理和白宫军事办公室高级文职负责官员蒂姆·麦克布莱德的到来。我想,这位助理应该是一个态度傲慢、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结果当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长着金色头发的地地道道的美国大块头。
     麦克布莱德讲了几句团队工作和确保顺利沟通重要性的讲话。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听到过很多类似的讲话,是鼓舞士气最常提到的一个话题。现在,我听到总统的一位高级助手也在说这样的话,稍稍有些失望。麦克布莱德走过来,对我进行自我介绍。他说上个星期当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抵达白宫时,他在南草坪看到了我。“我注意到你拿着心脏除颤器。”他打趣说,显然是指我考虑到了叶利钦有心脏病。
     事实上,当时是我的护士在拿着那个心脏除颤器,我只是与她在一起罢了。“怎么,你的心受伤了吗?”他笑了笑,非常灿烂的微笑,我马上感受到了这个男人的非凡魅力。
     休息结束麦克布莱德离开房间,所有军官全部立正躬送。然后,我们继续进行三个小时的会议。我开始发现这个小组很有趣。
     在这次高级会议上讨论的其他话题还有“尾钩门事件”以及总统即将进行的马蹄铁锦标赛。海军部长刚刚将尾钩协会大会性骚扰事件的调查权移交给了国防部检察长,这对海军有些不利。可能因为有女士参加会议,男性军官们没有对“尾钩门事件”发表不当言论。
     幸好,话题一会儿就转移到了下午即将举行的马蹄铁锦标赛上。一场关于低级话题的高级会议——李医生的话真是一针见血。多年以后,当我看到电视剧《白宫风云》中发生在局势研究室里的场景时,我就会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参加医学部军官会议以及此后九年中参加的无数次“高级”会议的情景。我对军队或政府部门的领导或代表坐在一起召开所谓“高级”会议这一现象越来越反感,因为我看到的大多是赤裸裸的表演、尔虞我诈、私欲的疯狂膨胀,有用的东西很少,扯淡的东西却一大堆。此时我才明白伯特·李为什么要逃避这次会议。在会议室花三个小时闲聊马蹄铁锦标赛有什么意义呢?
     参加完会议之后,我回到门诊,此时这里已经相当安静。因为错过了午饭,我感到非常饥饿,看到没有病人等我,心中不免有几分高兴,这样我就可以抓紧时间吃点东西了。候诊室只有一个人,是总统的贴身侍从——军士长乔·法玛。
    6,布什总统很喜欢和别人谈他的爱犬
     “玛丽亚诺中校,”军士长法玛说,对我姓氏的发音非常标准,“白宫军士长们想见你。”“我也想见他们!”我很爽快地回答道,“但是,我能不能先到餐厅买一个三明治?今天我没有吃午饭。”
     “医生,”军士长嗔怪道,故意将“医生”这个词拉得老长以示责备,“你知道我们菲律宾人的习惯。如果我们邀请你去,说明我们已经为你备好了饭。请跟我来。”
     法玛军士长带着我进入老行政楼深处。这是我一天之中第二次进入地下了。不过,这次我惊讶地发现了自己熟悉的葱、蒜和炒小虾的香味。这个味道不仅让我回忆起妈妈在厨房做饭时的情景,更让我回想起爸爸在海军中将家的厨房中工作的场面。这次进入的是军士长食堂,里面有十个菲律宾人,他们都是在白宫工作的高级军士。巴亚尼·内尔维斯军士长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菲律宾传统食品,包括我们称为潘喜特、卢比亚或菲律宾蛋卷的传统炒面,还有鸡肉阿斗波(adobo)和蒸米饭。在过去六年中,很多军士长一直在白宫工作。我知道,总统旅行时,军士长们会一同前往,为总统准备衣物、收拾行李、安排饮食,保证他的食物没有受到污染,也不存在质量问题。
     那天下午,当我与总统侍从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我对“为国家服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甚至比我参加高级会议谈论马蹄铁锦标赛了解的还要多。在这场简短的“家宴”中,总统的侍从们许诺尽力照顾我。反过来,我则许诺做个好学生、虚心向他们学习,将他们奉为“教父”。我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得了病,我会照顾他们,做他们的医生。
     “医生,有情况。”海军助手一边听着耳机,一边对我说。我抬头望去,看看头顶上是否有敌机飞来。但是,助手将头转向我高声说道:“总统需要一枚邦迪创可贴!”那副表情就好像他仍然在印度洋驱逐舰舰桥上值勤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在高尔夫球场照顾总统,心情未免有些紧张。我已经到白宫工作一个月了,其他医生只是告诉我,在高尔夫球场值班时,要避开总统高尔夫球的飞行方向。虽然心里在打鼓,但表面上我仍然表现得如总统的其他随员一样。
     当我看着在果岭上打球的老布什总统时,回想起了几周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情景。进入白宫的第二天傍晚,我的前任艾尔·罗伯茨在晚饭时间给我家打来电话。“机密电话”的响起吓了我一跳。和所有白宫医生一样,白宫通讯处在我家安装了一部电话。这个机密电话的铃声比较特别,刺激人的听觉神经。
     “明天上午6点45分,请到李医生办公室。”艾尔以一种我可以间接感受到的压制着的快乐心情说道。“是坏消息吗?”我问,不由得想到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尽管我们的电话可能被监听。“你的一个病人想见你,李医生将为你作介绍。一定不要爽约啊。”电话挂断了,然后是拨号音,我则呆立在原地,不知所措。我多么希望艾尔说出一个代码,向我透露一点密语中的信息。
     第二天早晨,我乘坐地铁赶往白宫,六点半便到了那里。我站在李医生办公室,急切地想知道到底是哪位病人,我想应该是“第一病人”。当天值班的护士是海军上尉玛丽·杰克逊,她注意到了我外表安静、内心紧张的神态,便试图安慰我:“几周以前,了解到你将来这里报到时,布什总统就开始打听你的情况了。”
     她的话非但没有让我放松,反而进一步加重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打听我的情况?他想要知道什么,玛丽?”我试探道,努力控制着自己不要流露出过于紧张的表情,“我的从业资格?上的什么医学院?以前在什么地方服役?”
     玛丽笑起来,喘息着说:“哦,当然不是!他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喜欢运动、是否有幽默感,等等。”于是,在见到他之前,我就意识到老布什总统很有智慧。在白宫的九年工作经历让我认识到,身体素质和积极乐观的心态是根本性因素。
     “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总统吗?”戴夫·科尔韦特海军上校笑吟吟地问道,他在旁边的检查室工作。戴夫是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皮肤科主任。
     几分钟后,李医生来了。七点整,我们听到了三声响铃,那是总统专梯从他的私人住处下降到首层的信号。特勤处通过无线话机说道:“森林狼前往首层。”这是特勤处称呼老布什总统的代号。现在,我能听到走廊里狗的叫声;接着,我又听到狗的主人发出的尖利哨音,声调超过了狗的叫声。
     几秒钟以后,总统走进李医生的办公室,并随手脱下了自己的外套,递给自己的私人助理。那是一个面容英俊的小伙子,静静地跟在他的身后。乔治·H.W.布什六尺三寸,比一般人都要高,眼睛清澈、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甚至在脱衣服时都表现出高贵的风度。李医生与总统打了声招呼,然后陪着他前往检查室,戴夫、玛丽和我则恭敬地站在旁边。
     布什总统逐一看了看私人体检室中的每一张面孔。将衬衣递给助手后,总统对李医生说:“伯特,怎么这样见你的新医生啊?对着女士脱衣服有些不妥。她结婚了吗?”他满脸微笑,指着我说道。我静静地站着,等着伯特进行正式介绍。“别担心,她结婚了。”伯特马上回答道,他对美国首席执行官说话如此直率让我有些惊讶。“像对待技术人员那样对待她。”伯特对总统说。然后,他将我向总统做了正式介绍,总统将手伸出来。
     “我听到了很多对你的赞美之词,医生。”坐在体检桌上后,总统语气温和地说道。在总统说话的同时,戴夫·科尔韦特已经开始工作:检查他背部的皮肤,并很快在几块受损的地方涂上了液态氮。
     “谢谢你,总统阁下。见到你是我的荣幸。”我一边握着他的手,一边答道。总统的赞扬让我很高兴,但李医生说将我当成一名技术人员对待又让我有些泄气。当冰凉的液态氮涂到皮肤上后,总统轻轻抽搐了一下。“轻点,医生。”总统抱怨道。
     戴夫轻轻笑道:“对不起,总统阁下。这种治疗可能有点儿刺痛,但对治疗你背部的早期皮肤癌有好处。”戴夫完成治疗后,布什总统站起来,他的私人助理马上将衬衣递给他。他一边系长袖衬衣的扣子,一边走到隔壁李医生的办公室,对着墙上镜框中的照片看起来。他对我说:“康妮,你见过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吗?”布什总统正在端详一张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照片,“他非常出色。”
     我走到总统身边说道:“没有见过,总统阁下。我希望将来有这种机会。”然后,我想起总统非常喜爱他的狗。“但是,我也很想见见米莉和兰杰尔。”这位领导人马上来了兴趣:“噢,它们就在走廊里。它们不喜欢进办公室,因为兽医曾经在办公室为它们抽血打针,它们不喜欢那种感觉。对此,我无法责备它们。”
     坐在高尔夫球车上,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总统及其爱犬的情景,我不禁微笑起来。以前我听人们说,如果你想深入总统的内心,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谈论他的爱犬。
     “邦迪创可贴,医生!”那位海军中校用胳膊肘轻轻碰了我一下,让我从回忆中醒了过来。然后,他按了按无线报话机,呼叫刚才通报坏消息的特工。
    7,接待叶利钦仪式上出现典礼性“伤亡”
     如何给总统治疗,如何使用邦迪创可贴?此时,我不禁又回想起九个月前伯特·李面试我的情景,他的前额上就贴着一枚褐色的邦迪创可贴。现在,这种最基本的治疗方式将再次决定我作为白宫医生的命运。我打开放在我和那位军事助手之间的新医药箱。据我所知,医药箱中应该装什么东西并没有特别要求或者标准名单。不过一年以后,我为医学部创造了一个标准名单。现在,我只是按白宫医生的传统做法收拾了一些物品,以备出现任何不测时,对总统实施救治,例如枪伤、心跳停止、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等等。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会为总统处理这等小伤。
     我开始在自己的医药箱中翻找邦迪创可贴。邦迪创可贴呢?越往医药箱深处翻找,我心里越发慌,汗也冒了出来。那位军事助手不停地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显然开始怀疑起这位新医生来。
     “医生正在找邦迪创可贴。”他冷冷地对着报话机说道,表明自己镇定的心态。同时,果岭上站在布什总统旁边的那位特工正不耐烦地向我们张望。我抬头看到布什总统正朝我们的高尔夫球车走来。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发疯地将医药箱中的东西扔在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则饶有兴趣地在旁边看着。我完了!这是我第一次陪着第一病人出来打高尔夫,只是因为缺少一枚小小的邦迪创可贴,便会让他大失所望。
     突然,箱底的一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条皱巴巴的邦迪创可贴,大概是医药箱过去的主人留下的,或者是我无意之中放在那里的。不过,那一刻我根本无暇考虑它的出处。我只是非常高兴,甚至千恩万谢。
     当我拿出邦迪创可贴以后,布什总统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高尔夫球车旁,将一只脚踏在挡泥板上,拉下了袜子。我手里拿着邦迪创可贴从座位上跳下来,走到我的第一患者旁边。他指了指自己被新高尔夫球鞋磨破的脚跟,我撕下创可贴保护膜,将贴片粘在伤口上,并轻轻地拍了拍。总统笑了笑,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满意的光芒,拍了拍我的后背说:“谢谢你,医生。但愿这是最糟糕的结果。”
     我重新回到高尔夫球车上,那位军事助手正在咧着嘴傻笑:“欢迎你加入白宫,医生。在这里,任何不起眼的小事都很重要。”这位在白宫战壕中比我多摸爬滚打了两年的老兵终于张开金口对我进行了忠告。“收到,中校。”我向他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唯一一次对话,他两年的值勤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他的话一直陪伴我走过了剩余的白宫岁月。
     黑色超长豪华轿车在南草坪车道上慢慢驶向远处隆隆击鼓的地方。防暴车前面安装着的美国和俄罗斯国旗在潮湿的微风中懒散地舞动着。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岸警卫队的年轻士兵们站在白宫车道两侧,他们都站得笔直,手里分别举着美国五十个州的州旗。总统的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全部身着盛装站在南草坪上,但他们演奏的只是一阵阵单调的鼓声。
     我站在李医生办公室窗外玉兰树稀疏的阴影中,面对着南草坪。我在观赏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国事访问接待仪式。现在是六月份,空气十分闷热。李医生派海军医护兵玛丽·安·钱德勒和空军医生助理加里·邓纳姆协助我执行当天上午国事接待活动的医护任务。他们两个在白宫医学部的时间都比我多两年,据李医生说,他们对处理此类场合中发生的紧急事件具有丰富经验。事实上,加里和玛丽还承担着帮助我熟悉工作的责任,他们可以教我了解白宫事务的处理方式。我们都配备了无线通话设备,耳朵中放着耳机,认真倾听特勤组频道的呼叫。
     我看了看老布什总统,他和夫人正站在面对车道的绿色遮阳篷下。总统身穿特制西装站在那里,面对着朝阳和华盛顿潮湿的空气,看上去略显疲惫,脸色有些苍白。我想,他西装下面的衣服肯定被汗水浸湿了,因为我穿着长裤套装都已经出汗了。两磅重的特勤处无线报话机卡在我的腰带上,天线一直顶着我的肋条,很不舒服。我想,他至少不用佩带无线步话机。但我又想,为了这个户外活动,特勤处是否要求他穿上了凯夫拉防弹背心呢?
     豪华轿车停在外交接待室入口前,布什总统夫妇就站在那里。鼓声之中,一位全副武装的陆军军官精神抖擞地走到后车门;然后,他将戴着白手套的手放在车门上,打开了车门。鼓声也随之戛然而止。
     鲍里斯·叶利钦首先从轿车中出来,熊一样硕大的头颅上长着浓密蓬乱的银色头发,蒜头鼻子下露出欢快的微笑。他身材肥胖,长着将军肚,穿一件高级黑色西装。他一露面我便马上联想到自己的专业,这人特别喜欢喝伏特加酒。与身材肥硕的叶利钦相比,他的妻子相对娇小,由那位陆军军官搀扶着走下轿车。
     布什夫妇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与叶利钦夫妇握手致意。之后,两位总统被礼宾人员引领到南草坪临时搭建的一个舞台上,开始正式的接待仪式。我扫视了一眼南草坪上的群众。大多数人都是中年人和老年人,我的病人再也不是原来做随舰医生时的那些年轻的现役水兵了。
     突然,一声礼炮响起。“21响礼炮。”特勤处无线报话机中一个沙哑的嗓音说道,好像他知道我吓了一跳一样。第一声炮响后,站在我身边的加里用双手捂住了耳朵,草坪的人群中则有几个人跳跃起来。礼炮是在半个街区外的椭圆广场上燃放的,巨大的响声在空气中震荡着。那声音实在太大了,几乎让人难以忍受。
     21响礼炮结束后,我的脉搏慢慢平缓下来。我看了一眼欢迎仪式项目表。项目表使用的是高档白纸,封面上盖着总统浮雕印章。我用手指着品蓝色的草书印刷字体,阅读仪式安排。但是,发生了计划之外的事故,人们开始一个个晕倒——后来,我将这一现象称为典礼性“伤亡”。
     特勤处频道传来一个男子低沉的声音,海军陆战队军乐团正在演奏俄罗斯国歌,所以报话机的声音几乎难以听清。“有一名男子晕倒,在靠近岗哨的车道边。”我转过身,向椭圆形办公室前的车道岗哨望去。
     一位立正的海员晕了过去。加里看到了那个人,马上快步向海员走去,同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和玛丽·安没有说话,跟着加里匆匆前行,同时注意躲避摄像机镜头。当军乐团演奏美国国歌时,南草坪上的每一个人都肃然站立,我们三个人则飞快地赶到晕倒的旗手旁边。他身穿纯白色制服,当我们赶到时,他正坐在沥青车道上,出了一身汗。加里将旗杆从他手里拿下来,没让旗面触碰地面,玛丽·安和我为他松开领口。
     “你感觉怎么样?”我向这位年轻船员问道,看样子他只有18岁左右。“我想我的膝盖绷得太紧了,夫人,”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说,“军士长告诉我不要那样做,但是我忘了。”
     “我们需要给你降降温,给你弄点儿饮料。”我一边把着脉一边说,脉搏快而弱。玛丽·安从自己的医药箱里拿出一个血压计,开始为他量血压。一个服务人员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水。船员喝了两口,然后我们将他移到几英尺远配有空调的岗亭中。
     然后,报话机中再次传来那个沙哑的声音:“医生,果岭区附近可能又有一个人晕倒了。”
    8,几个特工在车上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在南草坪总统练习高尔夫的果岭区,距离人群几百英尺的地方,有一位上了年纪、身材肥胖的男子正在慢慢向一条长椅走去。我低头看了看正在救治船员的玛丽·安,又看了看加里,他点点头抓起医药箱向那位男子走去。在医生助理和医护兵分别救治一名典礼患者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救治可能患病的总统了。
     我的目光投向站在远处舞台上的总统和第一夫人,军乐团仍在演奏美国国歌。我本能地向舞台后面走去,靠近总统患病或受伤后特勤处人员可能带他行走的路线。没人告诉我应该站在这里,或许是我接受的军事训练产生了作用。在训练过程中,你必须学会预测紧急事件并做好相应准备。但是,我暗暗告诉自己要远离杀伤区。
     “杀伤区”是我从特勤处特工那里听到的一个词,表示总统周围的某个无辜者可能被流弹或炸弹杀伤的区域。詹姆斯·布雷迪曾站在杀伤区被一颗子弹射中,事实上凶手是准备刺杀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医护人员必须远离杀伤区,这一点很重要。我观察着总统所在的位置,同时分析他的特工可能所处的位置。我告诉自己:如果你死了就再也不能救治总统了。
     报话机中再次传来呼叫,又有两个人晕倒了。一位穿着礼拜天盛装的老太太在椅子上瘫倒了。收到呼救信号之后,玛丽·安已经向那位老妇人走去,她坐在距离舞台六排远的位置。加里已经完成了对那位坐在果岭长椅上的肥胖男子的诊断,加里用无线报话机向我进行了通报,建议我们将他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急诊室。我同意了。但是,那位男子拒绝接受治疗,告诉加里他想继续观看典礼,说稍后自己可以去看私人医生。我告诉加里陪在他身边,同时劝说他接受紧急护理。这个男子还拒绝吸氧和服用硝酸甘油,不过,他同意饮用瓶装冷水并用凉毛巾擦脸。
     当我们继续救治典礼伤员时,接待仪式在按计划进行着,两位总统在南草坪上检阅了部队,然后分别发表了讲话。我和加里以及玛丽·安避开摄像机镜头,在尽量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情况下快速移动着。同时,我们一直在收听总统在南草坪位置的通知,随时准备发生意外时冲到他身边。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总统的身体。他顺利完成了接待仪式,陪着叶利钦总统及其随员从外交接待室进入了白宫。我来到李医生办公室,早晨工作时所出的汗还未退去。李医生正在伏案处理文件。当我来到门口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噢,工作顺利吗?”他手里拿着放大镜问道。
     “总统很好。有四个人因为天气炎热患病,不过后来都没有问题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无重大事故的事件。”李医生苦笑了一下。“无重大事故的事件?”他略带几分嘲讽地跟着我重复了一遍,“那是你的工作,医生。要确保每一个事件都不出现医疗事故。”然后,他低下头继续阅读。
     “我会全力以赴,李医生。”我说,然后我转身离开,伯特不以为然的评论先是让我觉得沮丧,接着又有些愤怒。我知道,我不能期望得到他的表扬。他不可能像我过去的上级军官或导师那样公开鼓励我、支持我。尽管伯特的话让我不舒服,但是上午在南草坪执行任务的经历仍然让我很开心。我再也不用身陷门诊,每隔15分钟接待一个病人,或者花一个小时为一个老年病人诊断后开一大堆药,试图改善他们的身体状态。与大部分同事不同,我喜欢到大型教学医院安全网之外的地方为病人看病,我更愿意在现场为病人治病。不论是白宫南草坪还是一个外国首都的街道都让我感到兴奋,现在,这些地方成了我的战斗阵地。
     “医生,如果总统被枪击,你知道应该按什么计划进行救治吗?”这是一个头发乌黑、肌肉发达、留有胡须、身穿黑色制服的特勤处特工向我提出的问题。他坐在一辆没有任何标志、装有茶色玻璃的防弹巨无霸雪佛兰的后座上,我坐在两个同样肌肉发达、精明强干的总统安保特工之间。这是我接受特勤处培训的第一周。现在是1992年夏天,我们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老布什总统和家人正在这里度假。
     来缅因州的前一周,我刚刚会见了里奇·米勒,他是布什总统的特工队队长。他身材瘦高,说起话来惜字如金,样子活像特勤组招聘广告中的模特。“医生是安保小组的一部分。”在特勤处指挥部做讲座时,里奇这样对我说。
     在一个天气舒适的星期二晚上,老布什总统在市内一家私人饭店中就餐。两名特工与他一同进去用餐,特工队其他人则留在饭店外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内。值勤的军事助手留在指挥车上,值勤护士则坐在后勤车上,我必须与值勤的特勤处特工一起坐在名叫“前卫”的汽车上。
     “医生,请告诉我,按计划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巨无霸汽车后排那个低沉的嗓音再次追问道,其他特工也从座位上转过身盯着我。我身体微微前倾,试图通过后视镜看清那位特工的眼睛;但我只看到了他那淡褐色的冷峻眼神,其他面部特征都看不清。从那双眼睛,我无法断定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还是他故意在逗我。这位特工似乎是隐蔽情感的高手,他做秘密工作的话肯定非常出色。
     “噢,首先,你要让他脱离危险;然后,将他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以便医护人员可以……”我在背诵从艾尔·罗伯茨那里学到的工作条例。在前往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接受新工作之前,他对我进行了培训。
     “不,你全弄拧了,医生。”这位特工打断我的谈话,其他人开始窃笑起来。我的面颊红了起来,尽管我尽力掩藏着自己的尴尬。“好吧,我说的有什么不对?”我问坐在后排的那位特工,“我刚刚接受这份工作,正在学习。”
     “好啊,医生,”他小声说道,他的同事开始咯咯地笑起来。“让我来告诉你我们的秘密计划:如果总统被枪击中,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灭掉李医生。”现在,其他人都忍不住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在白宫内部听到谣传,有人在质疑伯特处理危机的能力。特工们是否在考验我对自己顶头上司的忠诚度?无论如何,正如海军内部经常说的那样,他还是我的上级军官。
     “好啊,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伤员拣别分类的问题。”我面无表情地回答道。“伤员拣别分类?”对方试探性地问道,我的反驳让他有些意外。
     “就是说,如果总统被枪击,你们又干掉了李医生,那么至少会有三个人倒下。我会全力以赴救治总统,同时我会派我的护士去救治另外一个人。”现在,那位特工彻底蒙了:“其他病人?李医生和……”“脚上插着手术刀的特工。”
     一阵沉默,他们不知如何回应。最后,领头的特工咯咯地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起来。“那么,谁将最先接受救治呢,医生?”“噢,当然是那位特工。我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屁股。”此言一出,马上引来一阵更加猛烈的笑声。“医生,你真是才思敏捷,而且寸步不让。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现在,他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微笑。“不过,请记住,明天我们将测试你在船上的适应能力。”此时,大笑已经变成了窃笑,我知道我将为自己大胆泼辣的言语付出代价。
    9,在海上演习赛艇事故时特工合伙耍我
     这是八月份的一个早晨,缅因州的气候十分宜人。今天与特工们一起进行的训练重点是水上救助。老布什总统非常喜欢赛艇运动,经常在自家别墅旁边的水面上乘坐着他那艘外形修长、速度极快的香烟快艇劈波斩浪。所以,今天的训练是模拟一次赛艇事故,我们将总统从水中救起,然后由我实施急救。
     当我沿着两侧摆满快艇的码头前行时,一位身穿深色潜水衣、头戴棒球帽的特工站在船坞上向我招呼道:“欢迎登船,中校!”他一边打量着我的马球衬衫、米黄色休闲裤和帆布懒汉鞋,一边说:“听说,你是海军。”他可能认为我的穿着过于休闲,好像是来坐游艇兜风而不是执行水上搜救任务的。
     “噢,你是说这身打扮吗?”我回答道,低头看着自己的便装。“护士告诉我,今天要穿得随意一些。”特工干笑了一声,他们可能和白宫护士串通好了,就等着现在看笑话了。“啊,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这样告诉你的。”他提醒我说,“不过,今天你肯定会被打得很湿。”虽然他的提醒是善意的,但听起来更像挑战,甚至是激将法。
     “我不怕水。”我以一种无所谓的神情说道。我没有握住他伸出的手,利索地登上停泊在船坞中的橘黄色摩托艇。“我曾在一艘驱逐舰后勤船上工作过两年,其中有九个月是在印度洋中度过的。”在白宫作为医生接受培训已经够糟糕了,他们竟然还要怀疑我的海军经历。
     “也就是说,你已经习惯了海上生活。”他略带讽刺地瞥了我一眼,纵深一跃跳进快艇,然后解开了缆绳。“好了,船长,我们开始吧。”他向另外一个穿着紧身衣的特工喊道,那个人正在轰隆隆地调试马达准备开船。
     离开船坞后,我坐在船尾甲板上,牢牢抓紧扶手,快艇如离弦之箭一样冲向波光粼粼的水面。我们乘坐的是一艘长40英尺的平底快艇,快艇中央放着一副斯托克斯担架、木制米勒板、急救包和一个氧气瓶。金属担架上放着一个总统模型,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今天训练而准备的一个代表总统的服装模特。
     当我们向大西洋行驶时,还有四艘线条明快的黑色快艇跟在我们后面,上面乘坐的都是特勤处特工。我们这群人看上去很有些滑稽:我的装束像一个少不经事的天主教中学生,他们则全部是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
     我们的救援船抵达了预定区域,驾驶快艇的特工关掉了发动机,四艘黑色特工船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船上的高级特工对着报话机叫道:“开始训练。”指令发出后,另外一名特工将服装模特扔进海水中。
     撞到水面时,训练模特激起了一片水花,然后又浮到了水面上,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等待救援。两艘快艇上的潜水员马上跃入水中,向模特和担架游去。抓到目标后,他们围在总统模特四周,小心地将它举到担架上。然后,他们抬着担架游到我们的快艇旁边,两个特工将担架放进救生船中。我站在旁边,看着特工将浸满水的模特放在甲板上。一想到“有伤员抵达”,我的心脏便剧烈跳动起来。
     “这是你的病人,医生。”高级特工提醒我,“开始工作吧。”我的工作首先是诊断病人的气管、呼吸、血液循环和功能障碍,也就是对病人进行基本的A-B-C-D项目诊断。特工们站在我身后,听我大声列举救治步骤。
     那位高级特工双臂抱在胸前,看到我麻利的动作,不由得满意地点点头。我迅速用硬项圈固定住患者的脖子,假装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胸膛和心脏,用小手电筒照了照假总统眼睛的瞳孔。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轻车熟路,但环境非比寻常。看到我围着病人迅速移动、实施救治,我听到了旁边观看的特工和潜水员所发出的小声称赞。
     “此时,”我大声叙述着救治计划,“我要将病人送往最近一级医疗单位。因此,我要呼叫一架急救直升机……”如有神助一般,我刚刚说出“急救直升机”,远处就传来直升机那熟悉的“嗖嗖”的声音。我抬头向远处的地平线上望去,看到一架黄白相间的海岸警卫队急救直升机正在向我们的快艇飞来。“你的愿望实现了,医生。”那位高级特工说道,还有五分钟……准备提升。”
     通过展示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我征服了那些原来低估我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的特工,获得了他们的赞许和欣赏。最后,那只黄白相间的大鸟开始在我们小船的上空盘旋,螺旋桨产生的巨大风力吹打着周围的水面。机组人员将一根绳索放到我们的船上,绳索上沉重的金属扣碰到离我们几英尺远的甲板,发出清晰的响声,释放了直升机所产生的静电。潜水员和特工马上开始行动,将缆绳连接到放有伤员金属担架的侧面;然后,他们将缆绳提起来连接到海岸警卫队直升机的绳索上。我站在后面静静地看着,被这些身穿黑色紧身衣的男子流畅协调的动作所震撼。此时,主管特工向上伸出大拇指,直升机开始缓慢地将斯托克斯担架从我们的快艇上提起来。
     当我观看担架被提升时,一位特工将我拉到一边,大声说着什么。但由于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噪音,我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吗,这或许是整个训练计划中最危险的环节。”我点点头,认真地盯着他,希望从他嘴中得到更多信息。“去年,我们和一个志愿特工一起实施了这个训练。我们将他捆扎在担架上,然后将绳索与担架连接好。但是,当担架被提到空中以后,连接的绳索突然折断了。”我摇了摇头,已经猜到了悲惨的结果。“担架掉进了海里。特工得救了,但下巴和多处骨折令他住进了医院,好长时间才得以康复。”我理解也重视这种训练的危险之处。“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故。”我深表同情地说。现在,担架已经安全地放进直升机。主管特工再次竖起大拇指,发出离去的信号。然后,他转过头面向快艇的另外一侧说:“如果我们在现实中必须实施这种行动,我们希望你就是在现场值勤的医生。”我努力克制着自豪的心情,尽量对他难得一见的赞扬不表现出欣喜之色。
     他微笑着转过身去。与此同时,他抬头看了看正准备远去的直升机,不无幽默地说:“现在,你该后悔自己没有穿潜水衣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直升机螺旋桨便开始加速转动,将我们身边的冰冷海水卷了起来。海水灌进了我们的快艇,我用手抓住了船帮,苦涩冰冷的海水将我完全打湿了。我咬着牙将海水擦掉,它把我的眼睛弄得生疼。大家身上都湿透了,我听到特工们哈哈大笑起来。
     当我们快速返回陆地时,他们扭过头看着我,尽量掩饰着脸上的坏笑,就好像一群小学生刚刚对老师心爱的宠物制造了恶作剧一般。我擦掉眼中的海水,直视着他们的眼睛。我脸色铁青。一位特工责备我说:“噢,你不会哭吧?每次进行这一训练时,护士们都这样做。”
     我摇摇头,另外一名特工说:“不,不是这样。她非常痛恨我们。上次训练当我们这样做时,另外一名医生简直气疯了。”我再次摇摇头,露出笑容说:“哈,你们这些家伙倒是很擅长让一个女孩全身湿透!”
     这句话让他们颇为惊讶,也完全放松了下来。船上再次爆发出爽朗的笑声。那位主管特工说:“医生,你真是太有幽默感了。”他又竖起了大拇指。“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员。”
    10,克林顿上台后,医学部的人都担心被辞
     1992年11月,当乔治·H.W.布什在竞选连任中败给比尔·克林顿时,我正在亚历山大的家中看重播,急切地想知道1993年1月之后谁将是我的第一患者。选举日当天,伯特·李医生陪同布什总统去了休斯敦,当总统承认失败时,他就在那里。虽然我到白宫工作的时间还不到一年,但仍然为布什一家感到伤心。他们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待人亲切和蔼。然后,我转到另外一个频道,听比尔·克林顿发表获胜演讲。他绝对魅力非凡,在电视镜头前面更是如鱼得水。
     选举日第二天,当老布什和芭芭拉·布什返回白宫后,南草坪上举办了一场欢迎他们回家的聚会。我站在草坪上,目送着老布什总统和第一夫人从豪华轿车上下来向杜鲁门阳台走去。他向每一个参与他竞选活动的人表示感谢。讲完话之后,布什用胳膊搂住芭芭拉,一起向人群挥手致意,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在随后的几周中,整个医学部都想知道未来的新总统及其家人将如何对待他们。我们听到谣传,当选总统不太喜欢军人,他将用阿肯色州民用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替换白宫医学部的所有军事人员。想到可能失去在白宫的工作,重新被派遣到其它军事部门,医生和护士们都感到忐忑不安。
     1993年1月19日,是老布什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天,拉里·莫尔上校在老行政办公大楼召集医护人员开会。然后,他介绍了接替自己工作的陆军上校鲍勃·拉姆西。
     当我走到第17大街和宾州大道路口的红绿灯时,听到了一声警笛。我停在路边,看到一支车队正在经过。车队来自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驻足观看车队经过时,我看到一辆开道的黑色特勤处巨无霸警车,后面是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豪华轿车,上面没有挂旗,也没有总统徽章。汽车内,透过贴膜防弹玻璃,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位留着齐肩金发的女人正在向我这边看。然后,我做了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向她挥了挥手。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从行驶的汽车中也向我挥了挥手。
     1993年1月20日,当比尔·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和切尔西·克林顿搬进白宫后,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从前任那里继承了一批旨在照顾他们健康的军医、护士、医生助理和实习医生。第一家庭也不知道,这个医护村中的大部分村民都是忐忑不安的民主党支持者。他们还不知道,其中至少有一个人渴望像服务上一任总统那样照顾他们。
     “为什么他们不询问我们的情况呢?”在克林顿就职典礼后的第三天,医学部的一位护士抱怨道。我和这位海军中尉正坐在首层办公区伯特·李过去的办公室中,这是我们开始为新总统服务的第一天,我们也不知道他今天会如何安排。我对她的牢骚感到生气,所以语气也有些生硬,“让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他们想了解医学部的工作时,自然会通知我们。”
     今天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开始。斥责了值班护士后,我们陷入了尴尬的沉默。我们都很想念老布什一家,担心克林顿政府会让我们失去工作,而且完全不知道这位新总统今天如何安排。通常,任何带有上届政府痕迹的事情都会遭到怀疑。如果你是一个留任工作人员,新总统的人常常怀疑你忠于哪个人。
     “雄鹰抵达一层,正向汽车走去。”无线报话机又发出了通知。我和护士马上跳起来,抓起医药箱和心脏除颤器赶往走廊。比尔·克林顿穿着运动服刚刚从电梯上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他:他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朝气蓬勃,长有一头卷发。他看上去有些疲倦,似乎在思考问题。一个身材修长、长有一张娃娃脸的职员站在他身边,陪着他向南草坪上停放的车辆走去。
     与白宫惯有的节奏一样,在不确定的等待之后,大家迅速奔向各自的汽车。在等待了四个小时之后,我们飞快地跑向医护车;几秒钟之后,整个车队穿过白宫大院向草坪广场驶去。停车之后,总统从豪华轿车上走下来,开始慢跑,左右和身后围着特勤处特工。我和护士坐在医护车上,注视着他。他向草坪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那些人看到他出来跑步有些惊讶。据我观察,他喜欢与普通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喜欢深入群众的人,我对比尔·克林顿的了解开始了。
     30分钟之后,总统完成了慢跑,然后在广场上的一张长椅上做了一些拉伸运动。与此同时,特工围在他四周,警惕地看着周围的行人。一位贴身侍从跑到总统身边,递给他一块毛巾和一瓶水。这让年轻的总统有些意外,他热情地招呼了那位侍从,询问他的名字,并亲切地将手放在他的肩上。
     当天,过了很久,我才再次见到比尔·克林顿。我在医生办公室忙着看了几个病人,包括第一夫人的一个家人。希拉里的父亲来参加就职典礼,结果病倒了。休·罗德姆是一个性格乐观却又有几分古怪的老头,多年来疾病缠身。量完血压后,我发现他所用的药物和剂量都需要稍作调整。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但他要求我向他的女儿通报他的健康情况。
     他的女儿?就是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自从就职典礼前一天我向坐在豪华轿车里的希拉里挥了一下手之后,还没有机会与她接触。事实上,自从克林顿夫妇进入白宫以来,还没有哪一位医护人员曾经与他们有过接触。医学部的两位上校为谁向总统介绍医学部的情况发生了争吵。结果,两个“大男人”都没能介绍情况。相反,这个任务落到了一位白宫初级医生的肩上——一位安静的、被人低估的“小妇人”,那天她正在白宫值班。
     医生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值班护士拿起了听筒。她的脸色突然苍白起来,并用手捂住了听筒:“医生,我想是第一夫人打来的电话。”“‘你想’是什么意思?她是怎么说的?”我站在电话机旁边催问道。
     “她说:你好,我是希拉里·克林顿,我能与医生通电话吗?”我接过听筒,深吸了一口气,以欢快的口吻说道:“我是玛丽亚诺医生,您有什么事?”对方的嗓音十分平静、流畅,让人心情舒畅:“你好,医生。我是希拉里·克林顿。我想,你今天为我父亲看过病了。”
     “是的,夫人。”我答道,“他让我跟您讲一讲他的身体状况。”“噢,当然。你能到楼上来见我吗?”她礼貌地问道,好像怕我拒绝似的。“好的,夫人。我马上就来。”
     在老布什总统任职期间,我从未上过楼。通常,都是伯特·李和护士上楼去照料总统及其家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可以利用它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来到二楼,我将周围观察了一下。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木地板崭新锃亮,上面铺着色彩鲜亮的豪华地毯,配有金色相框的油画,精致古朴的家具。我沿着走廊向西侧望去,第一次看到了希拉里:她没有化妆,戴着宽边眼镜,镜片很厚;留有一头齐肩直发,夹杂着部分鲜亮的金发,不过没有做造型,蓬松而随意。当我走进房间时,希拉里并没有看见我,她正在欣赏客厅墙壁上的一幅油画。她看上去很疲惫,凝视墙上油画的表情似乎在说:“这样做值得吗?”“克林顿夫人。”我声音柔和地说道,尽量保持礼貌和矜持。
    11,那条著名裙子上的精斑是否属于克林顿
   
   
   “哦,你好,医生。”她向我打着招呼。“很高兴见到你,克林顿夫人。”我说,“我是康妮·玛丽亚诺医生,白宫医生中的一员。”在沙发上落座之后,我开始向她介绍她父亲的身体状况以及用药调整情况。她向我表示感谢,并请我与她父亲家乡的医生进行联系。接着,希拉里开始向我礼貌地咨询情况。
   “你们那里一共有多少医生?”“目前有四名:两个陆军医生——其中一个将在几个月后退休,一个空军,一个海军,也就是我。”“你来自部队?”她有些惊讶地问道,同时打量着我深蓝色的长裤套装、白衬衣和特勤处领针。“是的,夫人。执勤时,我们都穿平民服装,以便与总统随员保持一致。”“你今天在执勤吗?你们执勤都需要做什么?”
   我花了20分钟向她介绍情况。她不时点点头或偶尔说一声“啊哈”,表示对我的介绍很满意。和她说话时,我觉得很舒服,但不是特别轻松随意。虽然她只是身穿粉红色运动服,没有化妆,坐在自己客厅的沙发上,但仪态仍然不失威严,她的神情既不冷淡也没有流露出厌烦的样子。在我看来,那一刻,她表现得泰然自若。我想,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会失去沉着的本性。
   此时,克林顿总统走进房间。他还穿着早晨跑步时穿的运动服,头上戴着棒球帽,有些高视阔步的样子。我马上站起身来。希拉里看着他说:“比尔,你来认识一下康妮·玛丽亚诺医生,我们在白宫的新医生。”总统走过来与我握手。“噢,医生,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否认为今后四年我的表现还说得过去?”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但仍透着倦意。
   “哦,总统先生,今天早晨看到你跑步以后,我想如果你减少吃快餐的数量(我是听别人说的),你完全可以工作八年。”总统与第一夫人对视了一眼,哈哈大笑起来。通过这一眼对视,你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默契,一种多年来形成的无言的交流,但可以有效地判断人们的性格与意图。然后,比尔·克林顿向我道别,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向走廊缓步离去——他喜欢与人交谈,这次对话让他进一步增添了力量。
   事实上,他们在白宫呆了八年,我也一直陪伴着他们,有成功也有失败。若非命运安排我为希拉里的父亲治病并与她见面交谈,我与克林顿夫妇八年的密切关系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在谈话过程中,她几乎是在对我进行面试和全面考察,判断我是否是照顾她及其家人的合适人选。我感觉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的是我对她丈夫所提问题的答复。我几乎可以听到她对比尔说:“任何一个能与你密切配合的医生都会干得不错。”
   那是一件华丽的罗伯特·塔尔博特服饰系列的精品:一条精美的深红色丝绸领带,点缀着亮黄色的马耳他十字。这是我1997年圣诞节送给比尔·克林顿的礼物——每年我都要和总统及第一夫人互赠礼物。但是,这个假期却丝毫不能用“和平”来形容。恶意的诽谤中伤在猖獗地蔓延,新闻媒体都在谈论与一名白宫实习生有关的话题。
   当我第一次听到“实习生”这个词时,第一反应就是“医院实习医生”,实习医生在医院里的地位最低,通常由刚从医学院毕业、只有医学学位却没有从医经验的人担任。整个白宫充满着硝烟弥漫的气氛,各种攻击性的新闻不断涌来。后来,一位独立的法律顾问被指派对总统和第一夫人进行调查,这更是助长了紧张的气氛。
   即使是我也没能幸免于攻击。在医学会议上,人们邀请我讲述给总统做医生的经历,观众里面总会有人举起手来问我是否为克林顿治疗过性传播疾病。我会直视着他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没有。请提下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困扰就是,在这种会议上,当我走上讲台时,经常会有些男医生窃窃私语:“当然了,克林顿的医生就应该是个有魅力的亚洲女人。”我几乎能听到他们的讥笑,身为一位有吸引力的女人居然成了以克林顿为主的白宫的负担。
   但是,我不会让工作上的困扰破坏我的圣诞节。圣诞前一周,为了排解压力,我去位于彭特根市商业中心的诺德斯特龙百货店购物,结果我发现了那条后来送给总统的华丽的罗伯特·塔尔伯特领带。我经常买领带送给克林顿总统作为他的生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他的贴身随从常会挑出我送的领带给总统在重大场合穿用。但是,后来我意识到,有些人包括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也会给总统送领带。有些领带很合适,有些领带却变成了“绞索”,莱温斯基送他的一条领带后来就成了对总统不利的证据。
   每天早晨我都会开车沿着西侧行政大道进入白宫建筑群,这时摄影师们会匆匆赶来为我录像。他们准备如何处理这些录像?我有些好奇。我似乎身陷一场正在酝酿的风暴中央:一个不断扩大的巨大漩涡,它会摧毁每个挡住它去路的人。
   总统佩戴着我送给他的那条漂亮领带出现在全国性的电视节目中,可它并没有给他带去好运。克林顿夫人站在旁边,黄色的丝绸套装和得体的发型让她显得十分美丽。
   总统开始讲话了,我放慢了咀嚼食物的速度。当他说到“我和那个女人没有性关系,莱温斯基小姐……”的时候,我停止了咀嚼,我多么希望这是能够结束一切谣言的事实。
   在白宫,如果接到总统的某位律师打来的电话,那就意味着最坏的消息了。虽然对律师心存反感,但我得承认自己喜欢总统的律师。和鲍勃·伯奈特一起工作甚至让我很享受,鲍勃以粗鲁无礼而闻名,大卫·肯德尔与鲍勃则是完美的互补。他为人文雅有礼、谈吐温和讲究。
   “康妮,我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你。”大卫说。大陪审团正在调查总统和莱温斯基的关系,他需要我有所准备。“大卫,别忘了,我在白宫工作。现在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你只管说。”我站稳身体。
   “独立法律顾问说他们找到了对总统不利的关键证物之一——一条裙子。莫妮卡说上面有总统的 DNA。”大卫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也听到过谣传,据说那条臭名昭著的海军蓝色连衣裙上有总统的精斑。“肯·斯塔给你这位白宫医生下了一道命令,请你为总统抽取DNA血样,以便和裙子上的DNA进行比对。”
   看来案子现在走到了法医鉴别取证这一步。我不得不采集总统的血样供FBI进行DNA比对。我被这种侮辱震惊了,不仅因为肯·斯塔命令克林顿提供DNA血样,还由于他选择了我——总统的私人医生——来抽血。我不只是克林顿的私人医生,也是一个曾经发誓要捍卫美国宪法的军官,斯塔利用了我身为海军军官这一点,无视我对总统的忠诚,逼迫我完成这个可憎的任务。
   我说:“大卫,你必须知道,正常情况下我不会抽病人的血,那是白宫护士和卫生员的职责。他们擅长静脉穿刺,而我则很生疏。”“康妮,你别无选择。这是命令。”大卫歉疚地说。
    “我会做的,大卫。但愿这样做可以还总统清白,我们能一次性地解决这件事。”“我也这么想,康妮。我真的希望这样。”
    12,克林顿的血样与裙子上的DNA吻合
     地图室就在白宫一楼的医生办公室旁边,二战时,这个房间曾经是战情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在这里与将军和舰队司令们查看地图、研究美国及盟军的作战形势。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里权衡战争局势,克林顿也要在这里思忖如何打赢自己面临的这场战斗。
     大卫·肯德尔和我大约比总统提前30分钟来到地图室,我们接到通知,斯塔的副手彼特曼会和FBI的探员一同来白宫见证抽血的过程。我在房间里的一张桌子上铺好一块蓝色衬垫,房间里没有按照医疗小组平时抽血的标准进行陈设。我小心地在衬垫上摆好橡胶止血带、酒精棉片、采血管、针头、紫帽试管、纱布和邦迪创可贴,这样就可以在采血过程中有条不紊地操作。
     斯塔的副手彼特曼和一位FBI女性探员穿过外交接待室走了进来。彼特曼几乎是刻意避免和我产生目光接触。FBI探员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表情很愉快。几分钟后,克林顿进来了,他刚刚在国家楼层处理完一项活动,神态从容安详。人们把总统介绍给彼特曼和那位探员,然后,克林顿坐在我面前的椅子上,卷起右臂衣袖,露出前臂的静脉血管。“好了,医生,”他看看我带来的针管,“我们开始吧。”
     我用酒精棉片擦过他的前臂内侧,找到一条合适的静脉,插入针头,试管里的血转眼就到了4毫升。我释然地轻叹一声,松开克林顿胳膊上的止血带,把温热的试管交给FBI探员,接着把一块两厘米见方的纱布盖在克林顿的针眼上。他弯着胳膊让纱布就位,我给他贴上一块邦迪。
     彼特曼似乎对我麻利的操作非常满意,一句话都没说。女探员让我和肯德尔在表格上签字,证明我们都看到了抽血过程并且是由我实施的抽血。当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十分。他们安静地离开了,带着总统的血样消失在夜幕中。我想不起他们是否感谢过我,但又有什么好谢的呢?抽血是为了证明我的病人有罪。如果他真的有罪,我就等于推了他一把,他的血在我手中就是一种象征和隐喻。我的胃疼起来,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无异于一种背叛。
     经过比对,那天晚上我抽取的血样中的DNA与裙子污点中的DNA 吻合。克林顿没有反驳,他承认了。
     1998年8月17日,比尔·克林顿又回到地图室做进一步的“血液测试”。此时距离上次抽血过了两周,他要在这个房间里对大陪审团和独立法律顾问肯·斯塔为自己的行为作证。那时我还不知道DNA比对的结果,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知道。
     地图室就在我的办公室旁边,作证那天,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秘书和值班护士已经被我派到西翼对面的诊所里。虽然一场政治风暴就在身边发生,但医疗小组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虽然这是总统的一段危机时期,但美国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总统的支持率一直高达70%。虽有种种针对总统的不利指控,但美国经济却是欣欣向荣:克林顿面对大陪审团出庭作证的那天,道琼斯指数跃升了150点。
     突然,我听到无线电里传来高级助理的低语:“雄鹰离开了地图室。”我看看表,作证只进行了几分钟。发生了什么?斯塔和总统吵起来了吗?克林顿是不是突然病了?“雄鹰朝医生办公室走过去了。”我站起身,办公室的门开了,克林顿走进来,看上去气色不错,脸不红、神情也不沮丧、非常平静。他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经过,走进了卫生间。克林顿的高级助理打开房门,探进头来。
     “一切都好吗?”我问他。“雄鹰说他要去一下卫生间。”对方回答,并把头转向卫生间的方向。一分钟后,我们听见马桶冲水的声音,助理轻巧地闪出了我的办公室,消失在走廊里。克林顿朝我走过来,拿了一块纸巾,我坐在秘书的桌子旁,做出一副正在整理文件的忙碌样子。
     “一切都好吗,总统先生?”我犹豫地问,如同询问克林顿夫人是否喜欢某场演出一样。克林顿擦擦鼻子,把纸巾弄成一团,扔进桌旁的废纸篓,然后走到门边的镜子前,调整了一下领带。弄好后,他又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用只有我能听见的低沉声音说道:“好了,演出开始了。”这是他常用的口头禅。
     克林顿走出我的办公室,回到地图室继续面对大陪审团作证。克林顿的高级助理保罗·比格拉和拉姆·伊曼纽尔在地图室进进出出,偶尔来我办公室上卫生间。我开着电视机,不时看看屏幕上是否开始直播总统的讲话。虽然克林顿的高级助理们一直在我办公室里进进出出,但我却毫不知情。
     晚上十点零二分,总统出现在电视直播中,镜头聚焦在他脸部的那一刻,我屏住了呼吸。我天天都见到他,不过当他的脸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看上去显得非常疲惫和严肃。值班护士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我们从餐厅买来的晚饭放在咖啡桌上。总统开始讲话时,拉姆·伊曼纽尔冲进我的办公室,他身材修长、长相英俊、性格傲慢,总统今天的讲话与他的工作密不可分。
     接下来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时刻,克林顿承认他和“那个女人”确实有不正当的关系。虽然我不想听到这个结果,但内心深处却觉得它会发生。克林顿说话时,拉姆咒骂了一声后说:“这可一点都不妙。”接着,他跳起来,冲出了我的办公室。“这可一点都不妙”不过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而已,我马上想起了克林顿夫人。我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她,我猜她现在一定在二楼的官邸里观看电视直播,她是不是一个人?谁在那边安慰她?如果之前她不知道这个消息,那么现在肯定知道了,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坐在电视机前听克林顿为自己辩护时,一股愤怒从我胸中升起。他对妻子、女儿以及忠于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甚至贴身随从都说了谎,这些人被独立法律顾问请过去参与调查。作为白宫医疗小组的主管,我给新来的小组成员的警告一直都是:绝不要对我撒谎,若是撒了谎,你就完了。我觉得这个警告也有必要传达给美国的三军总司令——总统大人。
     值班护士在座位上不安地看着我。我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一次又一次为总统和他的人格进行辩护,可现在又怎么样?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在电视机前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我蓦然想起了总统的母亲弗吉尼亚·凯利。她没有活到自己的儿子痛苦地当众忏悔的这一天,我感到很是庆幸。但是,她的那句恳求“照顾我的儿子”似乎仍然在我耳边回响,我已经答应她要照顾总统并对他不离不弃。
     这让我又想起了自己来到白宫的原因:我的老上司伯特·李,他是老布什总统的医生,六年前他挑选了我从事现在的工作。是伯特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从而能够面对在白宫工作时必不可少的各种批评和嘲弄。我意识到,为了从这场灾难中存活下来,我必须像伯特那样坚强,像我父亲和总统随从们那样:无论健康或者疾病,都要留下来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服务。
    13,克林顿总统卸任,我也要离开白宫了
     1999 年秋天,一个安静的周末,我的儿子们在铺满深红色落叶的前院中玩球,我决定进行家庭大扫除(已经被推迟多次了)。我拿着扫帚、簸箕和一只巨大的塑料垃圾桶来到地下室,急于把七年来堆积在我们亚历山大里亚两层住所中的生活垃圾和残余全部清除出去。
     我陷入了沉思之中,希望进行大扫除的想法实际上反映了我的潜意识:不仅要把房子里的垃圾清除掉,还要把困扰我的想法清理掉。我已经在白宫呆了七年,再过不到两年的时间,2001年1月克林顿总统离开白宫后,我也要离开了。
     在我的海军生涯里,这是一段快乐时光,我被提名和确定为海军少将,2000 年7 月即将接受正式晋升。部署工作的负责人甚至在前一周打来电话表示祝贺。“那么,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做?”那位负责为我安排工作的海军上校问我。
     “你问我?我还是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既高兴又惊讶,“请你帮我保密,我真的不知道是否应该留在海军。”我向这位经常和保密工作打交道的人坦白了心中的想法。
     “但是海军真的希望你留下来。我有个安排你或许会感兴趣,”上尉说,“太平洋舰队的外科医生。”我了解这份工作,对于很多将军级的军官来说,这是梦寐以求的差事。总部设在夏威夷的马卡拉帕,离我长大的海军驻地不远。作为部队的外科医生,我可以指挥太平洋舰队中的任何一支医疗队,这对我来说也是理想的工作,因为我对海军的行政事务一直很感兴趣。
     我开始动心了,但我又必须考虑现实:工作对我家庭的影响。我曾经答应理查德和孩子们,在白宫服务两年后我们会回到圣地亚哥;可是随着任期的延长,我不得不多次破坏最初的许诺。我已经履行了对克林顿母亲做出的承诺,现在到了履行我对家人承诺的时候了。
     “让我考虑一下。”我对急于知道答复的上校说。我没有告诉他,未来总统乔治·W.布什已经问我是否愿意在他的任期开始后继续留在白宫医疗小组工作,也没告诉他我已经认真考虑过的一份平民工作的细节: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私下研究过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医疗中心担任高级管理的职务,我的计划是利用自己在白宫的工作经验把这里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健康护理中心。我的白宫前主管比尔·麦吉和我已经向大学的副校长提交了建议,很有可能取得对方的认同。
     “你的问题在于,夫人,”上校认真地说,“你有太多的选择了。”“你也许是对的,上校,”我承认道,“有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别无选择。”
     整理地下室中堆放着的箱子时,我看着地下室另一侧理查德的办公室,与他在圣地亚哥的法律事务办公室——位于有着绿宝石般的玻璃外墙的大楼顶层,可以俯瞰海湾和整个城市——简直有天壤之别。和我在白宫的豪华办公室比起来,理查德在地下室的工作场所就像个炼狱,他的“家庭顾问”职务总结起来无非如此:为了我在白宫舞台上的光鲜闪亮进行痛苦和没有回报的付出。我在白宫的岁月对理查德来说是一段苦日子。
     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可以留在海军当少将,成为部队的外科医生或者接受将级军官该做的工作,不过这将宣告理查德事业生涯的死亡,因为我们无论搬到哪里,他都不得不在当地的酒吧里打发时光。还有,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想念圣地亚哥的祖父母和我们在那儿的家,他们总是把弗吉尼亚的家看成是临时的居住地,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家。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母亲——我通过另一个箱子里的东西知道了这一点。
     理查德用潦草的笔迹在箱子前面写了“孩子们的东西”几个字,里面是一些笔记本,都是孩子们在蒙台梭利学校头四年的时候用过的,我翻看着每个本子,孩子们刚刚成形的幼稚笔迹映入眼帘。我们不能留着所有这些东西,我想。我轻轻地把它们放进垃圾桶,孩子们再也不会用到这些本子了。刚要扔掉的一个本子的封面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詹森的日记。根据里面的日期,詹森写这本日记时只有八岁。
     读到他描述我们回圣地亚哥过圣诞以及他收到礼物的那一段,我笑了,不过当看到下面这段话时,我的笑容消失了:“妈妈这个星期又不在家,家里又阴暗又悲伤,她不在家的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死了。”
     我颤抖着双手合上笔记本,觉得胸口仿佛被捅了一刀,对于儿子们和丈夫来说,我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我做出决定:克林顿卸任后,我就离开军队。我还没有死,我需要回到家人身边,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2000年的总统大选开始了,半个医疗小组的人都跟着副总统戈尔参加各地的竞选活动去了。我则陪同克林顿总统飞往世界各地参加他的总统生涯告别之旅:最后一次八国首脑会议,最后一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最后一次访问亚洲、欧洲和非洲。克林顿同他海外的朋友告别,我也要和差旅生活告别了。
     2000年的选举日,我坐在纽约一家宾馆的房间里,享受最后一次陪同总统的旅程。我紧盯着电视屏幕,想知道谁会成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楼下的大厅里,克林顿一家正在庆祝希拉里成功当选参议员。我很为第一夫人高兴,她的成功是通过艰苦的工作换来的。作为女性,希拉里创造了很多“第一次”,我不仅羡慕她的成就,还敬佩她的平易近人和脚踏实地。我在后台祝贺了她。
     “参议员!”我边说边和她拥抱。“少将!”希拉里露出灿烂的笑容。“谁能想到呢?”我们笑起来,对自己的新头衔感到难以置信。
     在当晚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呆在电视机前等待新总统诞生的消息。电视媒体也不确定谁将是赢家,美国大众更是如此。医疗小组的成员们也想知道谁将是下一个“第一患者”。不过,无论谁赢,未来的“第一家庭”都是我们的熟人,要么是戈尔一家,要么是小布什——老布什执政的最后一年,我是他的私人医生。
     一个月后,我和克林顿在伦敦访问的时候,得知小布什赢得了选举。答案揭晓了,我也松了口气,医疗小组也可以为新的第一患者做好准备了。一旦选出了新总统,克林顿也该离任了,他第一次入主白宫的情景恍如昨日。小布什就任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很有对称性:在老布什执政时来白宫报到,在小布什执政时离开白宫。
     “你真的不打算留下来吗,老板?”一天下午,塔博在我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当时我正准备把要交割的物品清单转交给他。
     “我该前往人生的下一站了。”我微笑地看着这位五年来忠心尽职的副手,“白宫里的医生中,你是最适合接管医疗小组的人选。”塔博谦虚地点点头道:“谢谢你如此信任我,康妮。”为了转换话题,他问:“那么,你决定接下来干什么了吗?”“我的未来掌握在上帝手中。而且,相信我,我已经看到了足够的启示,它们为我指明了要去的方向。”我说。我了解塔博,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他明白我的意思。
    14,送别克林顿夫妇,回到我真正的家
     2001年,一个寒冷的早晨,天下着雨,白宫北门廊。我裹在深蓝色的冬季大衣里打着哆嗦,当选总统乔治·W. 布什及夫人抵达白宫。他们走下防弹轿车,进入国家楼层,在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之前,他们要先和克林顿夫妇共进早餐。
     阴郁的天气仿佛是在渲染我和克林顿的离愁别绪。时光飞逝,很难相信自克林顿首次进入白宫以来已经过了八年,我也在这里呆了九年。有时我会觉得白宫的日子漫长得好像终身监禁一般,而有时时间流逝之快又让我不敢相信九年已经过去了。过去的我似乎活在白宫特有的时光隧道中,由于和外界的时间存在时差,我已经失去了与外界时间同步的能力。
     在白宫,时间是用“事件”、“活动”、“停留”、“旅程”来计算的,我已经习惯通过奥斯卡的频率代号了解“第一患者”的行踪和活动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戴着烦人的耳机、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对讲机和医疗包监控病人的去向。我已经做好准备放弃办公室里的所有工作装备了。
     1月20日很快来临了。克林顿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了最后一次体检,与医院工作人员告了别。我把第一家庭的医疗记录打了包,把它交给医院存档。为了保证克林顿一家未来的健康护理事宜,我面试和挑选了他们家附近的平民医生为其服务。身为参议员的希拉里将享受到国会安排的专职医生的护理,这件事由我的朋友海军少将约翰·伊索尔德负责。
     尽管我不再为病人们服务,他们也会得到妥善的照顾。虽然以后会由其他医生负责克林顿一家的健康,但克林顿夫妇及其私人助理仍然保留着我的私人手机号码。
     “雄鹰、常青树和能量移动到汽车旁边。”以奥斯卡频率广播的男人说道。我跳进备用轿车,克林顿的私人助理道格·班德也上车坐在我身边,这是他平时的位置。他探身过来拥抱了我。“最后一程,医生。”他伤感地说。
     “我们有过很多美好时光,道格,不是吗?这一次也会非常愉快。”我压制着最后一天中不断酝酿的那种想要哭出来的情绪。我必须尽职尽责,保护好总统,让他顺利度过最后一天,然后我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这时,塔博已经在车队中就位,正式开始为当选总统服务。乔治·H.W. 布什做总统时,我见过他的大儿子小布什,那是在戴维营的一次“壁球”(室内排球)比赛上,虽然名为“壁球”,但不能把球打到墙上。小布什是个友善、风趣、平易近人的男子汉,我知道这位未来的第43 届美国总统会毫不犹豫地批准塔博医生继任我的职位。令我高兴的是,经过我的安排,塔博成为新总统的医生,他和小布什在性格上是完美的互补,总统给他起的绰号是“塔布斯特”。塔博将在白宫工作13 年,超过我的纪录。他会一直保持谦逊和善良的本色。
     国会大厦的总统就职典礼紧张繁忙,我的状态又切换到了值班医生的模式,站在靠近大厦台阶处的一段小走廊里待命。小布什走出来宣读就职誓言的时候,在离我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一会,然后用酷似自己父亲的明亮眼睛打量着眼前庄重盛大的欢迎场面,人们等待着他的到来。我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顺利度过任期。在小布什宣誓就职、总统大权从克林顿手中交到小布什手中时,我又开始祈祷:感谢上帝的保佑,我的病人顺利做完两届总统,没有遭遇不测。
     我松了口气,小布什成了总统,前总统克林顿得到了解放,可以过自由的平民生活。典礼结束后,我该撤退了。因为早晨的雨和大雾,前总统克林顿不会坐直升机从国会大厦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所以我们乘汽车出发了。不过车队比以前降低了一个规格,我钻进一辆相当于过去的备用轿车一样的汽车里,和道格·班德蜷缩在后座上。车队向安德鲁斯行进途中,我们做了克林顿担任总统时从未做过的事情:在红灯亮起时停车等待。我们不再掌握交叉路口的控制权了,那是总统的特权。
     “你们都能看出,他不再是总统了。”我们在另一个红灯前停车时,道格叹了口气,看着窗外说道。我们熟知的那架名为空军一号的波音747 喷气式飞机停在跑道上等待,如果前总统乘坐这架飞机,那么它的飞行代号就是“任务28000号”,只有在美国现任总统登机后这架飞机才能被称为空军一号。我走到自己的医务舱,这是我最后一次乘坐这架飞机了,九年来,每当我离开真正的家,这架飞机就成了我移动的家。
     克林顿的宠物犬巴蒂轻轻走进医务舱,这里只有我和它。我的身边不再有护士,我是飞机上唯一一名护送前总统到纽约去的医务人员,然后我会乘飞机回到安德鲁斯。“嗨,巴蒂。”我欢迎着昔日的第一宠物,它用情真意切的伤感眼神瞅着我,似乎知道自己高级别飞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舒适地趴在我对面的护士坐席上,我笑着对它说:“好了,巴蒂,如果出现了空中紧急事件,你就是我的第一助理。”它朝我叫起来,仿佛明白我是在开玩笑。
     医务舱里又来了几位访客,总统的贴身随从乔·法玛和弗莱德·桑切斯过来看我。克林顿一家邀请他们俩帮助收拾他们位于纽约查巴克的家。“嗨,医生。”乔坐在医务舱的中间座位上,笑着对我说,“你不用再照顾总统啦。”
     “我知道,乔。”我表示同意,“不过我刚刚接受了梅奥医疗中心的工作,要照顾很多公司总裁,我害怕他们到时候没有克林顿这么好说话。”我对梅奥医疗中心的工作既期待又畏惧,它不像军队里的差事,我对军中事务很熟悉,而且还有军阶上的优势。我怕到了那里又要从头开始,努力向陌生人证明我的价值。想起我是坐在自己最喜欢的飞机上做最后一次飞行,我又把恐惧压了回去。
     飞机很快抵达了纽约,机库里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欢迎我们,克林顿做了一番激动人心的演讲之后,到了说再见的时刻。但我没有机会与他私下告别,比尔和希拉里身边围着的人太多了,我静静地站在一旁,和总统的摄影师莎伦·法莫呆在一起。莎伦是个美丽、高大的非裔美国女性,她喜欢做“V”字形的胜利手势,口头禅是“宝贝儿、宝贝儿”。我喜欢她的粗犷直率,在离愁别绪中和她在一起让我觉得舒心。
     克林顿的车队里还有好几辆小型面包车和越野车,前总统不再乘坐装饰着总统徽章、旗帜迎风招展的加长豪华轿车,他和希拉里步入一辆简洁朴素的面包车,这车很适合接送孩子。
     车队从机库出发了,我站在747旁边的跑道上,看着面包车拉走了我曾经的病人们,有一种目送自己的孩子第一天上学的感觉。八年来的第一次,我不用为他们负责了。看着车子开走,我默默地流出了眼泪,接着又尴尬地把泪水抹掉。莎伦走过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宝贝儿、宝贝儿!”这是她唯一能对我说的安慰话,因为她也在哭。
     下午,我从纽约回到安德鲁斯基地,大门口站着迎接我的理查德、安德鲁和詹森,和第一家庭告别之后,我真正的家人来欢迎我回家。今天是1 月20 日,总统就职日,是我最后一天当值的日子,也是理查德和我结婚22 周年的纪念日,既值得庆祝、又惹人悲伤,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将重新开始。我和家人拥抱在一起,我们开车回家。
   《现代快报》2011-05-06选摘完。
发表于 2013-2-11 21:41:01 | 显示全部楼层
结尾这么平淡,很美国。
回复 支持 1 反对 0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小黑屋|手机版|Archiver|真名网 ( 站长:吴洪森 沪ICP备05050042号 )

GMT+8, 2017-11-22 17:10 , Processed in 0.119073 second(s), 17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