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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恒:馬勒旋律撫慰九一一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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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3 10:26: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近代最偉大作曲家馬勒逝世一百週年,他的第二交響曲《復活》被紐約挑選為紀念九一一音樂會的選曲,表現出人類戰勝命運的凱歌,撫慰多少痛苦的心靈;台北今年元旦慶辛亥百年,也奏出《復活》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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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日晚上,九一一十週年前夕,紐約愛樂樂團(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由艾倫.吉伯特(Alan Gilbert)帶領,於林肯中心音樂廳舉行紀念音樂會,演奏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Resurrection)。這次義演以「給紐約的音樂會」(A Concert for New York)為題,不設門票,演奏廳的大門免費為紐約市民打開。音樂會優先邀請經歷過「九一一」襲擊的倖存者、遇難者家屬和參與救災人員出席。這晚林肯中心音樂廳座無虛設,觀眾早於開場前數小時排隊等候入場,而林肯中心附近的露天廣場亦開放作即時視像轉播,讓紐約人一同感受這場別具意義的演出。

紐約愛樂音樂總監吉伯特指,早於兩年前已經開始籌劃這場紀念音樂會,過程中最困難的是選曲問題:要選一首切合九一一十週年主題的作品。許多古典音樂大作,例如莫札特安魂曲、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合唱》、馬勒第九交響曲、以至當代作曲家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靈魂的輪迴》(On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均列入考慮。吉伯特接受《紐約觀察報》(New York Observer)訪問時說:「紐約愛樂最終選了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一首巨型、卻又很純真、很人文的音樂作品。」。他說,《復活》交響曲比任何安魂曲更能表現出人文精神,而且超越了宗教,主題和思想亦恰如每一位紐約人過去十年的經歷。

《復活》交響曲共有五個樂章。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題為葬禮,描述一位英雄的死亡。樂曲開端透過連串大提琴的絃音,如刀割般深刻地劃出英雄之死的情景。然後以葬禮進行曲的形式將樂曲推至首個高潮。第二和第三樂章,則以輕快的曲調回憶著英雄的一生。至最後兩個樂章,由聲樂和合唱團組成,女高音有如女神般唱出安撫人心的樂章。到最後合唱部分加入,描述靈魂被救贖重生,人類戰勝死亡的凱歌,將交響樂推至最後的高潮。在這場紐約紀念音樂會,當演奏到第一樂章中段的高潮後,觀眾響起了短暫的掌聲,在現代的音樂會中甚少有演奏中途鼓掌,掌聲雖然稍為打亂了演出的節奏,然而卻反映出聽眾心靈所受的激動。演奏會現已被足本上載至Youtube網站,讀者可以從紐約愛樂網站上的連結進入,一同感受這場激盪心靈的演出。

馬勒當年曾為紐約客

以馬勒第二交響曲《復活》作為「給紐約的音樂會」的曲目,除了因為音樂切合主題,馬勒的背景對紐約市亦別有一番意義:早於一百年前,馬勒亦曾經為紐約客。馬勒晚年曾旅居紐約,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間出任大都會歌劇院(Metropolitan Opera)和紐約愛樂樂團音樂總監,曾演出過華格納歌劇《崔斯坦與伊索德》和自己的交響樂作品。因此用馬勒的音樂為紐約市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讓馬勒的精神見證紐約人的浴火重生,實在是意義深遠。

第二交響曲今年響遍大陸

繼去年是馬勒誕辰一百五十年,今年則是馬勒逝世一百週年。在這馬勒雙年期間,世界各地樂團相繼演出其作品,馬勒第二交響曲是近年最大熱的曲目。以大中華地區為例,單單今年,北京國家大劇院、上海大劇院和廣州星海音樂廳就曾先後上演第二交響曲。其中上海更分別由兩位擅長此曲目的大師級指揮:梅塔(Zubin Mehta)和卡普蘭(Gilbert Kaplan)演出。當中的卡普蘭肯定是世界上最狂熱的馬勒樂迷。卡普蘭原本是美國的傳媒富商,受馬勒第二交響曲的感動,中年發奮學習指揮,更花巨款競投了第二交響曲的馬勒親筆手稿和馬勒生前用過的指揮棒,誓要親自演出。卡普蘭的演出初期被視為鬧劇,出資租用維也納愛樂演出的做法曾受批評。然而卡普蘭的演出充滿熱情,對馬勒的詮釋亦見獨到,始為古典樂評論界的肯定。卡普蘭自始一曲走天涯,夥拍知名樂團如維也納愛樂和倫敦交響樂團等出版第二交響曲唱片,並走訪世界各地演出。這次他來華演出,被中國的馬勒樂迷視為盛事。

除了現場演出,馬勒第二交響曲於台北市元旦煙火匯演中登場。在煙火匯演的尾聲,以交響曲結尾的合唱部分作為配樂,襯托著台北一零一大樓盛放出璀璨的煙火。在馬勒記念年,以《復活》交響曲迎接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一百年,其意境深遠可見心思,引起樂迷的熱烈討論。

馬勒首演第二交響曲時,境況與今日完全相反。當年為免首演場面冷清,馬勒要自掏腰包購票請學生和朋友出席,當年的評論只認為第二交響曲是一首很長很長的曲目。馬勒作品的流行,要等到二次大戰後才到達高峰,至上世紀末才被視為反映二十世紀時代精神的代表。馬勒被稱為音樂哲學家,他每首交響曲都在探究一個問題:「人為何而生?為何而死?」

馬勒早年的人生觀,死亡並不代表終結,反而是走向復活和重生的開始。馬勒音樂作品的特色在於經常使用死亡作為開端主題,而到終曲都必然是走向光明,奮發戰勝命運的凱歌。就例如第二交響曲終曲段的歌詞:

生者必滅,滅者必復活,無須懼怕。

無孔不入的苦痛,我已脫離你的魔掌。

無堅不摧的死亡,如今你已被征服。

這種思想正好代表二十世紀的人文思維:面對命運,縱然充滿恐懼、風險和不可測,依然堅毅和勇敢地反抗。作為十九世紀末的作曲家,馬勒精神上的前瞻性使作品在百多年後依然充滿生命力和感染力。

深受唐詩影響

至晚年,馬勒受中國唐詩和東方哲學思潮影響,對生命有更深刻的領悟。晚期代表作《大地之歌》的德語歌詞改編自七首唐詩,意境充滿東方色彩。經後世考據,六個樂章分別由李白的《悲歌行》、《宴陶家亭子》、《採蓮曲》、《春日醉起言志》、錢起的《效古秋夜長》、孟浩然的《宿業師山房期丁大不至》和王維的《送別》組成。

寫作《大地之歌》時,馬勒飽受女兒馬莉亞夭折和發現自己罹患心臟病的雙重打擊,有感自己可能不久人世,將其對生命的感嘆反映在作品當中:曲中青春的頌歌、描寫少男對採蓮女的思慕,到最後的惜別之歌展現著馬勒對生命周期的回顧,和《復活》互相和應。不同之處是《大地之歌》多了一份對人生的眷戀,慨嘆生命的短暫和不捨之情,最後與友人道別,視死亡如中國古人晚年歸隱山居,平靜而灑脫。李白《悲歌行》的一句「富貴百年能幾何,死生一度人皆有」,最能反映馬勒當時的心情。《大地之歌》和《復活》交響曲有如見證馬勒一生對命運看法的轉變和體會。

有人以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和馬勒第五交響曲的開端作比較,指馬勒模仿貝多芬經典的三短一長敲門聲。但貝多芬被命運敲門,馬勒則主動敲響命運之門作出反抗,充滿著現代性的時代精神。這個比喻,正好反映著馬勒意志上的超越和劃時代性,帶領古典音樂奏出新樂章。■《亚洲周刊》2011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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