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出土文物”问疑（上）
裴光辉一、石圭
图一 “曹操墓出土”石圭
1、时代之疑：圭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典型的尖首形的圭始见于商代而盛行于春秋战国。战国之后，圭作为礼器的运用即基本式微，到西汉仅限于帝王使用，东汉时彻底退出历史，其表示身份的礼器则由笏和玉带所取代。宋代以后制作的玉圭，则已属“仿古玉器”的玩赏范畴，不再有考究规章的意义。石圭流行于商代，至周代为玉圭所取代。如今所见的石圭基本上是商周之物。在曹操墓出土这种早已绝迹500年的上古石圭，实不可思议。
2、石圭等级形制之疑：退一步说，假设曹操下葬时刻意“复古”，使用上古礼器圭，则以曹操的身份，也不应是光素的石圭。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郑玄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盖以四镇之山为瑑饰，圭长尺有二寸。 公，二王之后，及王之上公。双植谓之桓；桓，宫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桓圭盖亦以桓为瑑饰，圭长九寸。信当为身，声之误也；身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瑑饰，文有麤缛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长七寸。谷所以养人，蒲为席所以安人；二玉盖或以谷为瑑饰，或以蒲为瑑饰；璧皆径五寸。
曹操生前爵号为“魏公”，后晋封“魏王”，死后谥号“武王”。按其地位，其所配用的玉圭当是，而应该是“以四镇之山为瑑饰”的玉“镇圭”才符合礼制。另外，按圭作为礼器乃是由石斧演变而来，“穿”是石斧上的孔洞，作穿绳固定斧头于木柄之用。西汉之前的礼器圭，保留了石斧的这个遗制，几无例外。宋代以后的“仿古圭”则省略了穿孔，这也成为判断礼器圭和“仿古圭”的一个鉴定依据。而“曹操墓出土”石圭居然不见“穿”，也令人生疑。
二、“魏武王”圭型石牌
图二 “魏武王常所用”圭型石牌
说是出土了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铭文的石牌七枚。也是尖首圭的形制。其中有的石牌的穿上还带着铜链子。说明他们原先是挂在相应的武器上了，起了“说明牌”的作用。
1、牌器分离之疑：“说明牌”上所指的“大戟”“大刀”“短矛”现在都不见了，而“说明牌”却留在墓中。据考古方说，这个曹操墓曾经被盗。那么盗墓贼为什么非要把这些小牌子扯掉留在墓中而单独带走那些武器呢？有这样的“盗法”吗？这些“名片”原样留在武器上不是更能提高武器的身价吗？毕竟是“魏武王常所用”的东西啊。
2、“说明牌”功能之疑：有在死者生前使用器物上挂上说明牌然后殉葬的葬俗或葬仪吗？查阅无数已发表的古墓葬发掘报告（自然包括汉魏两晋墓葬），没有发现有这种做法。我们未免质问：吊上那块“说明牌”到底动机何在？是要告诉墓主的上天之灵：“这是你生前用过的大戟” “这是你生前用过的大刀”……？恐怕说不通：“魏武王”在天有灵，肯定会说“我自己用过的东西还需要你们介绍？”作为亲属，他们也相信死者在天有灵，何至于颟顸到自己用过的东西都认不出，需要亲属提醒的程度？那么是否是想告诉主宰另一世界的神：“这是人间那个‘魏武王’生前的用过的大戟”？仍觉荒唐：难道另一世界的神需要你人间的凡人告诉他这些？再说告诉这些欲何为哉？那么就剩下一种动机了——欲告诉后来的盗墓者：“这可不是一般的兵器啊，是‘魏武王’生前的用过的，是一代枭雄的挌虎的兵器，是值钱的名人古董啊！”可见圭型文字石牌之设毫无道理。
3、“说明牌”形制之疑：“圭”乃代表权力和地位的礼器，庄重严肃之至，以“圭”为形，制作墓主日常生活用具的说明牌，是乱制之为。如果联系到上古石圭还具有“和平外交”的功能（如一些石圭上写有“盟书”），则以圭形石牌来做战争工具的兵器之说明书，显然很不适宜，“内容”和“形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墓中“出土”的还有数十枚刻有“胡粉二斤”等生活用品的斜肩长方石牌子，其形状则有别于“魏武王常所用”之类的圭型牌，显然后者采用圭型牌是要突出这些兵器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但却弄巧成拙。
4、“说明牌”书法之疑：“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书体与东汉《张迁碑》如出一辙。其中“武”“常”二字明显克隆于《张迁碑》。汉碑是先书后刻的，像《张迁碑》这种高度个人风格化的作品，一般不会完全雷同地重复出现。即使同一人书丹的两件作品，同一字的点画形态、书风也必有差异。在目前存世的东汉近百件隶书刻石作品中，没有发现有哪两件作品书体书风完全一致的“双胞胎”现象存在，“魏武王”石牌文字与《张迁碑》文字的书体书风之高度一致实令人匪夷所思。
《张迁碑》立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无盐（治今山东省东平）境内，湮没于汉末战乱，到明代出土始为世人所知。如果说“魏武王”石牌文字的书写者与《张迁碑》文字为同一人，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可能，如果说“魏武王”石牌文字的书写者《张迁碑》书风的影响，甚至临写过《张迁碑》，在时空上也不可能。可以说在明代《张迁碑》出土之前的器物上都不可能出现 “张迁碑体”的隶书。
图四 “魏武王”石牌与张迁碑字体书风对照
三、玉觽
图三曹操墓出土珍宝（珍珠、玛瑙、玉觽等）
在“曹操墓”中出土有金银铜铁、珍珠玛瑙和玉器，这与曹操生前的“薄葬”遗嘱实不相符。其临终的《终令》云：“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现在看来，遗嘱所禁者都出现了。且在这些珍宝中居然有不符时代的东西。如其中的玉觽即是。
觽是一种古老的解结工具。早期服装不用纽扣,皆系以绳带，解衣宽服则多借助于一端粗阔、一端尖细的弯角形专用工具“觽”来完成。原始的觽是动物的獠牙充当，其后则用骨、角磨制，并雕刻花纹，成为兼观赏和实用的日用工具。玉觽最早出现于良渚文化时期，但至西周始普遍流行，至汉初，玉觽的实用功能基本退化，成为一种腰间佩饰。西汉中晚期作为佩饰的玉觽也渐趋式微。至东汉，玉觽已彻底退出历史，至今未见有东汉玉觽出土的报道。其次，从这次“曹操墓”出土的这枚玉觽看，是典型的商周形制，商周的玉器出现在魏晋墓中，唯一的解释是墓主人生前是个古董爱好者，但从文献看，曹操并无此嗜好。可见在曹操墓出土商周之物是不合情理的。
（待续）
（2010年1月5日《释梦驴的博客》原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