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心----对舅舅咫尺天涯的记忆（全文完毕，等待评奖）
瞎子是我舅舅的绰号，是族人和村里的乡党们给他起的。1967年他眼瞎了以后村里所有的人，不论老少男女都这样称呼他，一叫就叫了四十多年。以致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原名出现在横幅上时，很多来吊唁的人看到这个名字竟一时以为走错了地方。 奔丧一
舅舅是2009年6月9日凌晨一点多辞世的。哥哥短信告知，“舅解脱了，今凌晨去世。”得知消息的当儿，外面下着雨，淅淅沥沥的，雨是从夜半即开始的，此刻的我愿意相信老年间的说法：天在为我舅舅送行。
舅舅生前我们都曾期盼着他死去，而且即使是他生前，我们与他也没有多少日常联系。可是当听到他已撒手人寰，我的心中还是一阵震颤：舅在永久睡过去的刹那，他是否对生还有眷恋？这个在黑暗中生活了40多年的人，一生中经受过常人少有的诚挚狂热的追求，打击，困苦，饥饿……他是否向往过逃遁人生？
手头有很多工作上的事，一时我都要决定不回去给舅舅送葬，可是，守着公司，心却总是游移不定，恍恍惚惚。我使出全身的劲在不断的小跑中将后几天的工作安排好，下午的时候在天气稍稍晴朗一些跑着回家，急匆匆地收拾行装，然后赶往机场。往机场的路上，雨又开始漫无边际地飘洒起来。
得知我要飞回去参加葬礼，爸爸惊异地说，“你怎么还这么执拗？千里之外要前去奔丧？”是呀，舅舅在世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怎么亲密。
由于飞机晚点，飞抵已是又一个凌晨，非常宁静。大哥嫂到机场接我，我是为葬礼而来的，但见面后我们都没有提及舅舅的事，好像要躲避什么一样我们巧妙地总能跳过这个话题。在我们兄妹几人的心里，舅和他的家始终是我们思念之极又躲避之极的一个所在。从小我们都长在那个离城市很近又非常荒凉的村庄，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村子里的炊烟由于贫瘠甚至都很少。
那个宁静的村庄有最最疼爱过我们兄妹几人的外婆，有外婆在大冬天早晨从锅里端出的热气腾腾的红薯给还裹在热炕上被子里的我们的记忆，有舅妈背着我在夕阳西下时走在一望无际的田地中游荡的身影，有双眼失明的舅舅，有夜半的狗叫，有清晨的鸡鸣，那个村庄差不多完全是由黄土组成，黄土的屋，黄土的地，外婆屋内的地面也是黄土的，疙疙瘩瘩，高低不平，泥呸老房黄土到顶，透着墙缝屋顶处甚至可以望到天。外婆家窗是小木楞的，每个楞格上都糊着纸，有风的时候，可以听到呼呼的风声和纸被吹碎的滋滋声，土炕很高，很大，我幼小时需要踩在一个本色的木头条凳上才能攀爬上去，上炕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上去不想下来，下来了又不想上去；还有那盏用一根绳掉在空中的15瓦的灯泡和四散在房间里荧荧的暗光；那里还有在揭不开锅时拄着树杖四处摸索着要饭吃的瞎子舅舅的记忆；还有外婆，她跪在炕上流鼻血数天没有地方医治，最后面对着流满了鼻血的搪瓷盆她跪着谢幕人生……
那时候，我和哥哥们太小，太弱，爸妈在大社会背景下太革命，太忙，当地主的外婆在世的最后岁月差不多变成了爸妈工作和革命的绊脚石，是他们前行的一个污点时，外婆在凄厉的寒风中面对着他失明的儿子，只能跪在土炕上，奄奄一息的她不停用手指在土墙上挖着，一边挖一边呼叫着大哥的名字。
大哥出生10天后就被外婆抱回家，一直帮工作忙的爸妈抚养着，到他上小学。然后是二哥，接着又是我…….我们都是在外婆的土屋中由外婆抚养长大的。外婆家所在的柳家寨在我们幼时的记忆中是家，是我们回到城里后最最想念和向往的地方。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外婆去世后，在爸爸下放，妈妈忙着闹革命，在舅舅家穷到了极点，在即便尽最大能力救济也解决不了舅舅舅妈温饱的问题后，我们家全体都像鸵鸟一样将头藏了起来，把在我们生命中注入了最珍贵记忆的外婆家抛在身后。差不多有三十年，我自己都再也没有回到过我舅家，即便回去也只是蜻蜓点水，不愿再直面舅舅黑暗的生活。随时年龄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越来越好，我越来越想念舅舅家，那个到处是土墙，到处是树，到处是鸡鸣，狗叫，猪哼哼的村庄。在外闯荡了二十多年，事业有了定所以后，每每回到家乡，舅舅家总是第一个让我想起的地方。但对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彻底抛弃了舅舅家后，对于现在渐渐富裕了他，我们也有一份难言的内疚，仿佛隔有一块不能痊和的伤疤……
每每想起这段漠视，我总是十分诧异，为什么那时的我们会那样断然地割断了那么血肉相连的联系？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我只看望过他三次，两次是在寒冬（因为总是在春节回家探亲时才能抽时间去）。舅舅依然穿着军用鞋，鞋带依然如前早已不存在了，这种样子的鞋好像再也不生产了，后跟还是踩在脚下，已经没有后跟了。春节前后，家乡的温度有时可达零下八九度，舅舅就坐在他的房间里，没有炉火，他好像早已适应了寒冬和盛夏，对气温再不敏感。坐在他的破沙发上，对于寒气他并没有缩着他的身子，耳朵上始终带着耳机，小收音机抱在怀里。我大声叫他舅的时候，他总是本能地将手放在耳边做一个聚音的动作，好像站在旷野上要听到对面沟壑中传来的呼喊一样。然后他会马上就问，“你妈好吗？你爸好吗？”他还会问到我的哥哥们，然后就会低下头像在数什么一样嘴里念念有词的。
由于失明，舅的听力也随之失聪，跟他说话需要喊叫，所以即使我很想和他交流，却也总是在他身旁站一会儿，就选择离去。失明了近四十年，我们的共同话语已经很少，但每次去看舅舅，我愿意拉起舅舅的手，从小即没有和舅舅有多少肌肤之亲，但拉着舅舅时我总是觉得亲切无比，满足无比。他是我妈妈的弟弟，是疼爱我们的外婆的骨肉。外婆的躯体早已风烟而去，唯有舅舅是我们对她情感的一个寄托。
最后一次见舅舅的时，是这年五月，距他六月十一日去世仅仅相隔一个月另十天。那时侯天已比较热，舅舅躺在他的小床上，身上插着尿管，他的一条腿已瘫痪，再也抬不起，伸不直，他的头刚刚刮过，剪成平头。舅舅身穿灰色衬衣，胸膛以下裹着薄被，从来没有过的干净。我照例一走进去就叫“舅舅，舅。”他本能地将头侧到我进去的方向，依旧是不问我从何处来，不问我什么时候回到家乡的，他开口就喊着问我，“你妈好着没？你爸好着没？”这一次他甚至还问到了我小姨孩子的情况，这个他从未见到过只记得名字。我站在他的床头，从木头的床头穿过，将舅舅的手拉住，他的手竟那样软，还很白皙。这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搀扶着舅舅去车站以后，近四十年中，我第一次这么亲近舅舅，我抚摸着舅舅的手，舅舅的胳膊，我希望舅问我何时回来的，希望他知道这些年来我在远隔他驻地千里之外，甚至万里之遥的地方，希望他知道我们对他的不常看望确实是地理上太难实现。
舅对我说，“现在啥都有了，也能吃饱了。可是不挣气的我又得病什么也吃不成了。”但是我知道舅舅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小时候住过的村庄和他工作过军校中会有那么多如花一样的姑娘和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小伙子们。他的女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拥有了舅舅叫做的“小卧车”，在舅舅的记忆中，那是只有在北京，在毛主席周围才可能有的东西，他万万也不会想到，大街上如今的车水马龙景象，他家一层的一面房子租给了一家美发亭，那旋转的霓虹灯和各式各样的烫头机器和染发药水，舅舅一定是想象不出的。我开始想盲人的世界到底有多黑暗 他会马上就问，“你妈好吗？你爸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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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舅舅的境界是我们常人无法企及的。 二
到家已是黎明，洗了把脸就赶往舅舅家。
进到院子时，我的心已经提到很高的地方。惴惴地走进，院里拥满了端着碗在吃，找碗准备吃，和吃完哨子面的乡党，亲戚。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于是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我悄悄地挤进舅舅的灵堂。
没有人上前来接待我，还未看清里面的摆设，泪水已溢满了我的脸庞，一股巨大的悲哀蜂拥而上，然后我就听到了空气中突起的一声凄切的哭叫，“妈呀，妈呀，你把他带走，我怎么办呀？我怎么办呀？“是舅妈坐在灵堂一隅的哭嚎。按照乡里的习俗，舅妈要在舅舅去世后的前三天内每日守灵，她的责任是在看到每个前来吊唁的人都大放悲声。舅妈凄怨的诉说蕴藏在幽婉的哭声中，好像古老的歌谣，袅袅萦绕在灵堂里。
舅舅的离去虽然早已在人们的预料甚至期盼之中，但是当生与死真的在交割的时候，悲伤还是风起云涌地四面扑来，这个被人们忽视了近乎50年的人在离世后才让人们感到过他存在的悲凉和他撒手人寰后留给人们的空洞。舅妈在不间断的陪着来人哭诉时显然已很疲倦，但我的到来分明让她的哭诉里传出了一种立于生死之间的凄切，伤心和迷惘，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认可也尊重过她的人。舅妈的哭诉在我到来以后一定又注入了新的内容，她一定又想到了我儿时她背着我满村游走的情景，那个情景一定将外婆和舅舅都健在的日子又重新拉回到了她的眼前……我走上前拥住舅妈，拉起她的手，我们都泪水婆娑。
然后是从房间外赶过来的表妹，人未到时，她炸耳的哭声已随着脚步传来，“爸呀，爸呀，爸呀……”我一手拉住舅妈，一手交给表妹，站在放香炉的桌旁静静地淌着泪。
舅的灵堂就设在他生前住着的小屋外的厅里。厅中央摆着一张方桌，方桌用杏黄色的布包着，上面放着香炉，炉中燃着数根香，香烟淡淡地盈出，婉转地摇曳在空气中，桌旁跪着我的表妹夫，他头缠白纱，身着孝衣，手里拿着一根细棍，每隔一分钟敲一次放在桌下的铜钟，每每来人上香磕头，他都要陪着一次一次地叩头。放大了的舅的黑白遗照端立在香炉后高架起来的灵堂上，黑框上围绕着黑纱，外面是一个用白花绕成的小房子一样的灵堂。在方桌的上方和四周，吊着一个明黄缎条和缎带扎成的大灵堂，好像一个宅院一样。外面一周是椅子和条凳，供来人吊唁用。
冰棺放在方桌的后面，被一面黄帐子墙也似的挡着。舅舅躺在透明的棺床上，头上戴着蓝呢子干部帽（舅舅一辈子都向往戴这样的帽子），脸上被一个很大的白色手绢盖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套在他的身上，中山装的扣子都敞开着，露出里面暗红泛金的缎面棉袄，下身是蓝色的棉裤，鞋是布底的黑色松紧鞋。舅舅躺在冰棺中比任何一次熟睡都显得更安详。
烧了三株香，磕了三个头以后，我退后坐在面对舅舅遗像的条凳上，端望着照片上的他。他的两只眼睛深陷下去，好像两只洞镶嵌在脸上。 三
我舅舅柳沙泉是1967年，他29岁时由于视网膜脱落导致双目失明。算起来已经整整四十多年。那一年由于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过度表现，视网膜脱落，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医院不救治，变成了瞎子，在黑暗中他摸索了43年。他变瞎的那年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最轰轰烈烈的年代，他所属的地主阶级如过街老鼠一样遭到人人的喊打。舅原本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每时每刻都怀揣着毛主席语录，小学文化的他经常在夜间对着从房顶上用线绳吊下的15瓦孤灯还不断地学习，舅舅苦读时的身影好像剪纸一般镌刻在哥的记忆中。他中年之后曾不断地感慨，舅舅当年那炙热的学习精神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着？
舅舅尝试过摒弃他母亲所在的地主阶级和他的家族，他甚至不惜挖他家的祖坟以表达他坚定的决心，然而社会终于还是铁面无私地拒绝他。在舅舅的视力渐变渐坏的日子里，不论我外婆，怎样地乞求医院的医生或是村里的郎中，每个人好像都商量好了一样一起对她实施无情制裁，舅舅的视网膜脱落了，就那么脱落下去，他从看不清，看什么都模糊，看到一片白光，到完全变盲用了不到半年的半年时间。
他当时呼叫的声音很焦急很凄惨，“妈，我看不见字了，看不成书了。”“妈，我看人都成双了，我看东西模糊了。”“妈，我看不见了，眼看着我就看不见了，快找人给我看病呀。”他不断地将手在眼前挥来挥去，他眼中的光明就那么一闪一闪，忽明忽暗，最后永远消逝了。
表妹说，她爸爸三十多年来从未睁开的眼睛在他弥留之际竟奇迹般地睁开过，仿佛感应到了要和人间告别。活在人世时，虽然他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贫瘠困苦，虽然他常常说，“我活着倒有什么用，我就想死。”可是后来在生活走上小康以后，每每他身体有不适时，他会撤着因耳聋练就的超大嗓门使劲儿喊，“就没人给我看病吗？”
去世前的十几天前，舅常大喊“给我穿衣服。给我穿衣服。”族亲中的老辈解释说，这是他看到了死亡之光，他在呼唤他的子女给他穿上老衣，让他体体面面的离去。我不信迷信，可是我不解，因为可怜的舅舅在眼瞎后的四十多年中从未对人们提出过给他穿衣的要求，哪怕是严寒的冬天，房檐上挂满了冰溜子，在四处透风的破屋中，只穿一件毡片似的棉衣，没有扣子，用一根麻绳系着，脚上只有一双后跟已经没有，鞋带也早已没有了的军用鞋。他也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要给他穿衣。那么这呼唤是否因为死亡给了他暗示和力量？
在病逝前的半年，他的神智已基本丧失，可是在故世前的一个钟头，他喊叫着要翻身，他的左腿已完全瘫痪，半个下身已几乎全部溃烂，骨头都血淋淋地露在外头，可是那个时候，当女儿和女婿给他揉搓右腿时，他却像一个聪明的孩童一样本能而又机智地脱口而出，“揉左腿，不是右腿。”这是我舅舅在人间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就再也没有呻吟和呼唤，当守候他的女婿来准备给他喂水喝时，奄奄一息的他在女婿的臂上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头一歪就撒手人寰了。
遗像上的舅，五官上没有眼睛。他生前我从未这么认真和长久地盯着他看过，我好像就没有过空闲和心情对舅舅漆黑的日子做任何关注。可以在他去世以后，我突然对舅舅在弥留之际产生过什么想法起了要了解的愿望。他会否想起他的童年？会否想起在极端悲苦中已逝去近四十年的妈妈？他是否会记起在军校当后勤兵时的日子，那一生中仅有的几年有尊严，有理想，有追求的日子？ 眺望往昔
一
舅舅最早来到我记忆中是1967年盛夏的一个午后。
“知了，知了，知了，”我记得我家居住的那个校园里在那一天被树上知了炸耳的叫声湮没了，反而显得静悄悄的。妈妈和我们兄妹几人坐在小院里的大树下吃午饭，一盘土豆丝，几个馒头，还有三碗粥放在小桌上，我们坐在小板凳上，阳光影影影绰绰地照在我们身上。这时穿着黑衣，裹着小脚的外婆急颠颠地从很高的砖台阶上向我们冲来，身后跟着神情沮丧的舅舅。午后的骄阳穿过婆娑的树影映照在舅舅脸上，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面对高大的舅舅，我觉得他好像是从电影的幕布中走出的，临近却不可触及。他的脸上浸满了汗水，头向着人们说话的地方伸着，眼睛眯成一条缝，上牙咬着下唇，焦虑和愤怒交杂在一起。妈妈还未来及起身迎外婆，外婆已急促促地上来，“泉娃子的眼睛看不见了……”妈妈手中端着的饭碗一下子就跌落在了地上，搪瓷碗掉在砖地上的声音在那个中午显得分外夸张，将我们家突如其来的灾难推向了高潮。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记得妈妈是否给外婆和舅舅呈上一碗饭或一杯水，他们是否有商量该怎么做，只记得接下来的那个下午我们就在艳阳高照的大街上不停地走，走进一家医院又走出这家医院，走去另一家医院，再走出另一家医院。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去了两所医院，第二天还去了几所（当时公共车很少，到任何地方去都需要在有车的间隙上步行很久），每次病历还没填完就被告知，“地主成分我们是不接待的。”妈妈百般地乞求，医务人员被求急了，会硬生生地撂出，“我们忙着呢，好人，贫下中农医生都接待不完，那有时间治疗地主。”斩钉截铁的口气令人无法质疑和再乞求。
一路上妈妈，外婆还有舅舅都不讲话，好像几个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穿梭在烈日下的大街小巷。每个人都一脸阴霾。长到四十岁后，很多当时的细节我都不记得了，但每个人蜡黄脸上的沮丧，疲惫以及其中透露出的凄凉和自卑悲哀地渗透在了我的脑海中。
那个下午去医院求医时舅舅的眼里还有微弱的光，白天他还能看到黑色的物体，夜晚可以看到灯光。可是没有地方可以治疗，敢作敢为，出手大方的外婆多年前为了医治妈妈的肺结核，在医院已下了死亡通知的时候还依然卖了家里的几亩地，不惜重金为妈妈看病。可是现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地主只能将眼光投向她的女儿。可是妈妈又能怎么样呢？她只能领着外婆舅舅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撞，但医院的大门任他们怎么撞也没有撞开。西医治不了，妈妈又找到一家祖传中医，中医说舅舅眼底的板破了，修复的可能几乎没有。外婆和妈妈坚持让中医给开药，吃了很多付中药，没有任何效果。
由于父母双方都是地主成分，妈妈在学校是班主任，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在等着她。爸爸下放在外，家里还有我们兄妹三人需要照顾。舅舅的病医院看不了，没有办法，外婆和舅舅就回农村了。很多年以后，堂舅告诉我，那一年，外婆从我家回去后还带着舅舅四处跑，医院不给治，她找民间医生，找祖传方子。妈妈这里借不来钱了，外婆就借队里的钱，她还用一个板柜换了二十元钱给舅舅看郎中。
在舅舅的视力变得越来越弱时，传说在距外婆村200里地方以外的一个村子有神水，外婆打听到地址后请求二外婆的儿子去找水。我堂舅骑了一个乡间用的加重自行车，在后架上挂了几个洗干净的汽油桶就出发了，他花了两天的时间将神水带了回来，进村的时候，全村的人都雀跃起来，舅舅是最兴冲冲的人，他拨开人群抢到人前面，急呼呼地接上油桶，对上嘴就喝了起来。舅舅兴奋地喝神水，然后他让人们在他面前晃手指，他兴奋地说，眼前好像有影子了，他拉住人们大叫着说，“给我几个手指，让我数。”“我再喝两天的水估计就能数数了。”他激动得恨不得满村跑。
可是十天过后，神水喝光了，舅舅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后来不声不响，消失了一般，半年以后，光明彻底地抛弃了他。他撕心裂肺地叫着：“妈，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快给我看病呀，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舅舅的眼睛当时就是视网膜脱落，积极治疗的话是可以医好的，硬是没能治疗。
那年的冬季，舅舅再也没能看到雪花，遇到下雪，下雨，不能上工的日子他就蜷缩在墙角，他再也不能举着毛主席语录召集村里的乡党来听他念语录谈心得了。那年的冬天他总是靠着墙蹲着，眼睛做着徒劳无获的翻转。舅舅完全失明了，外婆在那个冬季也一病不起，只能侧爬在土炕上不断地呻吟。
那一年我们家阴云滚滚，爸爸在单位被隔离，妈妈在学校里被工宣队看管。我虽然很小，但寒冬的感觉在那个冬天却异常分明，四周都笼罩着青灰色。 二
我舅家在秦城外向东二十多里的地方，现在开车十多分钟就可以抵达，但在六十年代，公共交通特别稀少，城市里的几条公共车大家几乎都能背出号码，我记得我们城市有1路，5路电车，3路，7路汽车，好像就那么几条，没有公共交通的地方就步行。我开始懂事并记事的时候站起来身高齐到爸爸的腰部，我还没有上小学也不上幼儿园时，总是在妈妈学校中的家和外婆村子里的家中穿梭。在自己家的时间，妈妈上课的时候我通常被锁在家里，有时自己也在院子里玩。记得最爱享受的游戏是下雨时，一个人打着一把已开线的油布雨伞穿着雨鞋站在操场上的雨洼中踩水，那把伞很大，伞把是竹木的，很粗，如果下雨时还伴随着风，撑伞就变得很艰难，我需使出全身的劲儿，要用两只胳膊而不是两只手紧紧抱着伞。妈妈最忙的时候我会被送到外婆家，对那个时代的小孩来说，二十里开外的舅舅家就好像是外地，有时候，对于同院住的没有亲戚的小朋友，去外婆家我感觉等同于现代的旅游，每每离家前往外婆家时，我都会挺胸抬头地向小朋友非常自得地宣告“我回我外婆家去了。”
外婆的村子曾经是我们兄妹几人多么喜欢的地方。尽管距我们住的妈妈的学校仅有二十多里路，但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和哥哥们就会变得十分激动。我想象着黄儿（外婆家的狗）会怎样地从土中激动地跑出，摇着尾巴向我们奔过来，好像一批小马，有时会将我撞倒在地，然后会压倒我热情洋溢地舔我的脸；还有我家的母猪苗儿，听到我们的声音兴奋地走来走去，发出亟不可待的吱吱声；还有村里的朋友们，都会像拍电影时用的群众演员一样导演一声令下，就都全部出现在片场来。后来我才知道了，那时哥哥他们已像地下党一样有了自己的“信号弹”，进村后嘴里一声哨音，就联络好了同党。对于我来说，怀念至深的还有我舅妈那永远都站在中心以外宽大的身影和看着我时卑微又亲切的笑容。
和哥哥们一起去时，我们通常步行，当我的小腿走累了，或哥哥嫌我走的太慢，耽误功夫时，两个哥哥会轮流背起我。在哥哥的背上，我永远都会非常有眼色地往上挺着，紧抱着哥哥的脖子，避免自己溜下去。在哥哥的肩头，我可以看到和我自己平时走路时看到的不同的风景，视野很广。
我们要先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然后进入到地广人稀的城乡结合地带，树木野草农田开始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然后我们会在一个叫光和宫的地方停下来歇歇，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半路程，然后再动身时就彻底到了农村。遍野的农田，没有车，鲜有人烟，衣衫简陋的我们兄妹三人好像电影镜头中行走在远乡狂野上的孩子。田野上是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田间里有时传来鸟的鸣叫，有风的时候麦苗或包谷苗会像训练有素的大型团体操队一样整齐地向一边倒去。有云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大片的田野一片亮，一片阴，阴阳在瞬间变化着。三十多年后，在一个故事里我看到作者对天上的流云那美妙的描述时，才意会出当年我们在田间看到的阴阳脸的现象，那个描述流云的句子带着我又回到了哥哥的脊背上。
那时去外婆家可以乘公共汽车，换乘两辆再走两三里路就可以，我们选择步行是想省车票钱。我小，不需买票，两个哥哥一来一回可以剩下四毛钱，三毛钱我们可以给外婆买一包烟，一块猪头肉，有时还可以给自己买几本小人书，或坐在书摊上看几本。如果有了给外婆额外钱的机会，我们总感到做了一件大事。虽然妈妈每个月都要给外婆二十元，但我们总觉得不够。 眺望往昔
一
舅舅最早来到我记忆中是1967年盛夏的一个午后。
“知了，知了，知了，”我记得我家居住的那个校园里在那一天被树上知了炸耳的叫声湮没了，反而显得静悄悄的。妈妈和我们兄妹几人坐在小院里的大树下吃午饭，一盘土豆丝，几个馒头，还有三碗粥放在小桌上，我们坐在小板凳上，阳光影影影绰绰地照在我们身上。这时穿着黑衣，裹着小脚的外婆急颠颠地从很高的砖台阶上向我们冲来，身后跟着神情沮丧的舅舅。午后的骄阳穿过婆娑的树影映照在舅舅脸上，我第一次这样近距离面对高大的舅舅，我觉得他好像是从电影的幕布中走出的，临近却不可触及。他的脸上浸满了汗水，头向着人们说话的地方伸着，眼睛眯成一条缝，上牙咬着下唇，焦虑和愤怒交杂在一起。妈妈还未来及起身迎外婆，外婆已急促促地上来，“泉娃子的眼睛看不见了……”妈妈手中端着的饭碗一下子就跌落在了地上，搪瓷碗掉在砖地上的声音在那个中午显得分外夸张，将我们家突如其来的灾难推向了高潮。
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不记得妈妈是否给外婆和舅舅呈上一碗饭或一杯水，他们是否有商量该怎么做，只记得接下来的那个下午我们就在艳阳高照的大街上不停地走，走进一家医院又走出这家医院，走去另一家医院，再走出另一家医院。
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去了两所医院，第二天还去了几所（当时公共车很少，到任何地方去都需要在有车的间隙上步行很久），每次病历还没填完就被告知，“地主成分我们是不接待的。”妈妈百般地乞求，医务人员被求急了，会硬生生地撂出，“我们忙着呢，好人，贫下中农医生都接待不完，那有时间治疗地主。”斩钉截铁的口气令人无法质疑和再乞求。
一路上妈妈，外婆还有舅舅都不讲话，好像几个陌生人一样，各走各的穿梭在烈日下的大街小巷。每个人都一脸阴霾。长到四十岁后，很多当时的细节我都不记得了，但每个人蜡黄脸上的沮丧，疲惫以及其中透露出的凄凉和自卑悲哀地渗透在了我的脑海中。
那个下午去医院求医时舅舅的眼里还有微弱的光，白天他还能看到黑色的物体，夜晚可以看到灯光。可是没有地方可以治疗，敢作敢为，出手大方的外婆多年前为了医治妈妈的肺结核，在医院已下了死亡通知的时候还依然卖了家里的几亩地，不惜重金为妈妈看病。可是现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地主只能将眼光投向她的女儿。可是妈妈又能怎么样呢？她只能领着外婆舅舅一家医院一家医院的撞，但医院的大门任他们怎么撞也没有撞开。西医治不了，妈妈又找到一家祖传中医，中医说舅舅眼底的板破了，修复的可能几乎没有。外婆和妈妈坚持让中医给开药，吃了很多付中药，没有任何效果。
由于父母双方都是地主成分，妈妈在学校是班主任，还有一个班的学生在等着她。爸爸下放在外，家里还有我们兄妹三人需要照顾。舅舅的病医院看不了，没有办法，外婆和舅舅就回农村了。很多年以后，堂舅告诉我，那一年，外婆从我家回去后还带着舅舅四处跑，医院不给治，她找民间医生，找祖传方子。妈妈这里借不来钱了，外婆就借队里的钱，她还用一个板柜换了二十元钱给舅舅看郎中。
在舅舅的视力变得越来越弱时，传说在距外婆村200里地方以外的一个村子有神水，外婆打听到地址后请求二外婆的儿子去找水。我堂舅骑了一个乡间用的加重自行车，在后架上挂了几个洗干净的汽油桶就出发了，他花了两天的时间将神水带了回来，进村的时候，全村的人都雀跃起来，舅舅是最兴冲冲的人，他拨开人群抢到人前面，急呼呼地接上油桶，对上嘴就喝了起来。舅舅兴奋地喝神水，然后他让人们在他面前晃手指，他兴奋地说，眼前好像有影子了，他拉住人们大叫着说，“给我几个手指，让我数。”“我再喝两天的水估计就能数数了。”他激动得恨不得满村跑。
可是十天过后，神水喝光了，舅舅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后来不声不响，消失了一般，半年以后，光明彻底地抛弃了他。他撕心裂肺地叫着：“妈，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快给我看病呀，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舅舅的眼睛当时就是视网膜脱落，积极治疗的话是可以医好的，硬是没能治疗。
那年的冬季，舅舅再也没能看到雪花，遇到下雪，下雨，不能上工的日子他就蜷缩在墙角，他再也不能举着毛主席语录召集村里的乡党来听他念语录谈心得了。那年的冬天他总是靠着墙蹲着，眼睛做着徒劳无获的翻转。舅舅完全失明了，外婆在那个冬季也一病不起，只能侧爬在土炕上不断地呻吟。
那一年我们家阴云滚滚，爸爸在单位被隔离，妈妈在学校里被工宣队看管。我虽然很小，但寒冬的感觉在那个冬天却异常分明，四周都笼罩着青灰色。 二
我舅家在秦城外向东二十多里的地方，现在开车十多分钟就可以抵达，但在六十年代，公共交通特别稀少，城市里的几条公共车大家几乎都能背出号码，我记得我们城市有1路，5路电车，3路，7路汽车，好像就那么几条，没有公共交通的地方就步行。我开始懂事并记事的时候站起来身高齐到爸爸的腰部，我还没有上小学也不上幼儿园时，总是在妈妈学校中的家和外婆村子里的家中穿梭。在自己家的时间，妈妈上课的时候我通常被锁在家里，有时自己也在院子里玩。记得最爱享受的游戏是下雨时，一个人打着一把已开线的油布雨伞穿着雨鞋站在操场上的雨洼中踩水，那把伞很大，伞把是竹木的，很粗，如果下雨时还伴随着风，撑伞就变得很艰难，我需使出全身的劲儿，要用两只胳膊而不是两只手紧紧抱着伞。妈妈最忙的时候我会被送到外婆家，对那个时代的小孩来说，二十里开外的舅舅家就好像是外地，有时候，对于同院住的没有亲戚的小朋友，去外婆家我感觉等同于现代的旅游，每每离家前往外婆家时，我都会挺胸抬头地向小朋友非常自得地宣告“我回我外婆家去了。”
外婆的村子曾经是我们兄妹几人多么喜欢的地方。尽管距我们住的妈妈的学校仅有二十多里路，但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和哥哥们就会变得十分激动。我想象着黄儿（外婆家的狗）会怎样地从土中激动地跑出，摇着尾巴向我们奔过来，好像一批小马，有时会将我撞倒在地，然后会压倒我热情洋溢地舔我的脸；还有我家的母猪苗儿，听到我们的声音兴奋地走来走去，发出亟不可待的吱吱声；还有村里的朋友们，都会像拍电影时用的群众演员一样导演一声令下，就都全部出现在片场来。后来我才知道了，那时哥哥他们已像地下党一样有了自己的“信号弹”，进村后嘴里一声哨音，就联络好了同党。对于我来说，怀念至深的还有我舅妈那永远都站在中心以外宽大的身影和看着我时卑微又亲切的笑容。
和哥哥们一起去时，我们通常步行，当我的小腿走累了，或哥哥嫌我走的太慢，耽误功夫时，两个哥哥会轮流背起我。在哥哥的背上，我永远都会非常有眼色地往上挺着，紧抱着哥哥的脖子，避免自己溜下去。在哥哥的肩头，我可以看到和我自己平时走路时看到的不同的风景，视野很广。
我们要先走过城里的大街小巷，然后进入到地广人稀的城乡结合地带，树木野草农田开始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然后我们会在一个叫光和宫的地方停下来歇歇，这意味着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半路程，然后再动身时就彻底到了农村。遍野的农田，没有车，鲜有人烟，衣衫简陋的我们兄妹三人好像电影镜头中行走在远乡狂野上的孩子。田野上是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田间里有时传来鸟的鸣叫，有风的时候麦苗或包谷苗会像训练有素的大型团体操队一样整齐地向一边倒去。有云的时候，你还会看到大片的田野一片亮，一片阴，阴阳在瞬间变化着。三十多年后，在一个故事里我看到作者对天上的流云那美妙的描述时，才意会出当年我们在田间看到的阴阳脸的现象，那个描述流云的句子带着我又回到了哥哥的脊背上。
那时去外婆家可以乘公共汽车，换乘两辆再走两三里路就可以，我们选择步行是想省车票钱。我小，不需买票，两个哥哥一来一回可以剩下四毛钱，三毛钱我们可以给外婆买一包烟，一块猪头肉，有时还可以给自己买几本小人书，或坐在书摊上看几本。如果有了给外婆额外钱的机会，我们总感到做了一件大事。虽然妈妈每个月都要给外婆二十元，但我们总觉得不够。 三
外公在妈妈十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没有外公，外婆家的概念中也没有外公。外婆是一个动作非常麻利的小脚老太婆，妈妈说大哥生下十八天时就被外婆用一个小被子抱住抱回村里去养，外婆说，“你们工作忙就一心忙工作，不要让娃跟着受罪。”她养孩子据妈妈说很不讲道理，孩子哭了她不论是夜半还是白天，不论有无原因都一揽子抱到怀里哄，而不是像讲究的人时时注意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如果哥哥哭，外婆抖都不起作用时，就拿一块水果糖塞到哥哥嘴里。二哥出生后不久也被外婆强行抱回村，她常常坐在屋外的石头上一手一个外孙，两条腿不停地抖着避免孩子哭。
我印象中的外婆好像永远都穿着一身黑衣，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大襟上衣，宽宽大大的，脸上沟壑纵横。小时候我总觉得外婆是古代人，已经活了上千年，其实外婆去世的时候也只有67岁。
外公是家里的长子，成人后就跟着家里的两卦大车（各由两匹马，一个骡子拉着）到甘肃和青海地区贩盐和羊皮桶子，后来生意做固定后，他就带着外婆一起在甘肃天水开了一家绸布庄，也兼卖一些杂货。妈妈小时候家里的日子很富裕，常常吃蛋糕，核桃酥，猪蹄，甚至炼乳，在七十年代妈妈第一次给我们讲这些时，好像一个天方夜谈。改革开放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地方，找到当年外公的几个同党时才知道妈妈讲到的那一切在四十多年前果然存在过。妈妈年老痴呆在记忆已完全混乱，几近丧失时，儿时她父亲给她买来的桃酥，炼乳，还有父亲店里卖的皮毛衣还常常闪现出来。每每这个时候，眼睛呆滞的妈妈会变得活泼起来，好像真的看到了她父亲一样，她的脸上会出现一种思念和撒娇融合一体的神色。
妈妈和舅舅都是外公做生意的地方出生的，舅舅小妈妈五岁。他三岁时生过一场脑膜炎，连续不断的高烧终于被扑灭后，舅的反应好像变迟钝了一些，而且遇事特别容易咬尖。妈妈八岁那年因为她祖父病危，他们一家从天水搬回秦城，回到了一个四兄弟同居一厦的大家庭中。舅舅刚一进大门就被家里养的大狼狗扑倒在地，从此后他就一直怕狗，狗在他眼瞎后甚至变成了村里人捉弄他，欺侮他的一个武器。
外公家四兄弟，二外爷在家主事，管理家里的两个磨坊（磨面，磨包谷），一个粉坊（挂粉条，做凉粉）。最兴旺时家里还有辆小卧车。三外公和四外公是专门管大车和出去拉货的。曾祖父去世后四兄弟寻思分家，于是在秦城东二十多里的地方买了几十亩地，盖了四院房，还拥有了很多可以种地的土地。
1949年解放时，外公家由于地少，划为贫农；二外公为中农，由于经营过磨坊粉坊被大家推选为大队支书，还入了党；三外公会管理牲口，所以在饲养室工作，贫农；四外公普通农民，贫农。哥哥记得二外公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夏天的时候，他穿的粗布短卦因为忙，前面的扣襻好像总都没时间系起来，就总敞着胸。
外公在世时非常崇尚读书，妈妈到了学龄被外公坚持送进学堂，每天晚上还坐在灯下看妈妈练描红，练小隶，念古书，背古诗，每每看到妈妈描红描的很好时都呵呵笑出声来，俯首叫好说“我娃比他爸都强了。”舅舅学龄时也上了学，但是他学习很不专心，反应也比较慢。外公常常惩罚他，妈妈说有时看舅舅贪玩，不好好学习时，外婆会举着扁担追着打舅舅。妈妈小学毕业后外公又将她送到城里的女中上学，初中毕业后又上女子高中，然后上教育专科学校。但舅舅就不一样了，他因为学习不好，初中上完后，说什么他都坚持不再念书，回村劳动过一阵儿，后来一个炮兵学校招炊事兵，他自己报名，因为干活比较利索，应试后被录入军校炊事班，那是1957年的事了。 四
爸爸说我舅这个人虽不爱学习，但非常要求上进，也很爱咬死理。比如在军校工作，得到一本毛主席语录后，舅每次回家时都会将它踹在怀里，夏天衣服很薄，他就把它放在军用包中，到家后挑好水，给猪将白萝卜根切好后，他就会召集自家的堂兄弟和邻居们来听他宣读，不论别人在忙什么，他都会很投入地叫人，也不管有几个人来参加，他都会学着在军校学习的样子，有开场白，有读书时间，还有总结，他大声地不断重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遇到有人说“这段已经念过了。”他会反击说，“学习要举一反三。”有时候有人对他讲的问题不感兴趣时，他很有板眼的指出，“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他在部队里因为表现好，切菜切的快，干活一把手，不惜力气，所以有一次得了奖，奖品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带回来非常郑重地将他拥有的第二本语录送给我妈妈，还说，要好好念，叮嘱妈妈的神情好像一个班长，“最好都背下来，咱下次见面还可以交流交流。”有一次妈妈看到他给一堆人念语录，其中一个长辈都睡着了，妈妈说，“你不要再念了，看别人都还有事要忙，闲暇时再念。”舅很诧异地看着妈妈，“啥？什么时侯是闲暇时间？”妈对舅舅示意了一下睡着了的乡党，说，“等大家闲下来晚上再念。”没想到，舅竟走过去推推睡着的人说，“读语录你咋能睡着呢？再追究一下你这就叫态度不端正。”妈妈冲上去拦他说，“你这个傻旦，现在是歇工不是学习时间，而且你这又不是正式学习。”没想到舅竟然不屈不饶地质问，什么是正式？什么是学习时间。“学毛主席语录比吃饭睡觉都重要，你知道不？你竟敢说，念毛主席语录不是正式学习！”爸爸看不下去是，走上前劝说，“现在是在家休息，学习是可以的，不用那么严肃。”舅又又和爸理论起来，说道脸红脖子粗时，是外婆从远处扔过来一个小板凳来砸舅舅才止住了这场口角。
哥哥小时候长在外婆家但也不常见舅舅，因为他在炮校工作，很少回家。即便回家来也是风风火火的，帮着家里干点家务，领着乡党学学报纸，语录毛选就又匆匆地离去了。但哥哥很崇拜他，上幼儿园的他常常希望穿军装（不带领章帽徽）的舅舅去幼儿园门口接他，他每每想到自己的舅舅是解放军就自豪不已，和小朋友或幼儿园老师交流时总要把一个话题引到谈论解放军，然后说出自己的舅舅也是。有时候因为话题引不过来，他干脆就很生硬地撂出一句“我舅是解放军。”那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事，大哥记得很清楚。他说舅偶尔去幼儿园接他回乡时，哥哥总是很激动地期盼着，但舅好像对小孩一点兴趣也没有，不给笑脸，不讲故事，对幼儿园的老师也没有多的话，拉着哥哥的小手甩腿就走，哥哥说，那简直就像飞，累的他上气不接下气，舅还会蔑视地看看他，“这么慢，还是个小伙子，没出息。”然后弯下腰将他一把托起架在肩膀上大步流星而去。 五
1958年间大跃进时，我二哥三岁。大哥已经回城上幼儿园了，他留在外婆的村里，有幸吃过公社的大食堂。大食堂就在村子中央的大队部，院外有一口井，打水方便。他记不清是在1958还是1959，但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公社大食堂的炕上排满的大杠子馍（连在一起的长形馒头，蒸好后用手依自己的要求可掰的大小不同）。吃饭时间太热闹了，全村的人都聚集在村中央的地方，排队，领到饭以后就挤到方桌上吃，大多数人桌上坐不上都蹲在墙角吃。哥哥还记得有一次队上的一头骡子得了肠梗阻死了，队里将死骡子杀了，扒了皮炖着吃，连肉带汤全村吃了两顿。外婆带着哥哥去吃饭时已经晚了，排到他们已没有很多肉了，他喝了汤，记得汤里还有肺片，当初的香味到如今哥哥也还都依稀闻到，“那香啊，弥漫了整个村子。一辈子都忘不了。”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使村里的农民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大家确实很高兴，和激动过一阵儿，每天每段饭大人都领着孩子到公社食堂吃饭，像过年一样。大部分社员吃饱，吃足就可以了，但也有一些社员总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吃大食堂的时候舅舅曾利用假日回到村子帮过厨，他主动教大家如何将菜切的又细又快，学着在炮校训练的形式，将村里的厨子眼睛蒙上练习切菜丝，还带领大家业务竞赛。村上的干部说，“你这训练不切合实际，咱村里吃的菜很少切丝，你练习这个技术是白费时间。”舅舅马上搬出炮校，说人家军校都这样做，你有什么了不起，并批评农村就是落后。
大食堂在外婆家的村子实行了一个多月就支持不住了，因为东西都吃光了。舅再回来看到这样的情况上说了一句话，“村里人就是扶不到台面上。”很是怒其不争。 六
1967年对我舅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他因家庭新划归的地主成分，在炮校他经历了从炊事班小班长转到锅炉工，再到垃圾工后，最后被遣送回村。外婆家被划为地主后，阶级觉悟很高，爱憎分明的舅舅几乎很少回家了，1966年运动开始后他完全不回家了，并在他工作的单位表决心一定和这个地主家庭断绝一切来往。他拼命的工作，别人一小时切一盆菜，他切五盆，他要求自己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按他的说法，要洗心革面，替罪恶的家庭赎罪，重新做人。炮校的领导应该很信任舅舅的决心，所以在那个极左时代还一再挽留这个反面教材。但是运动的洪流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舅舅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个反叛家庭的正面典型人物，但一年后被部队遣送回乡。
他坚持不懈地请组织考验他，当锅炉工时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志向，他在锅炉上寄予了自己的希望和感情，组织上发给他一副高温镜，但是他不舍得戴，他说要把高温镜留给更需要的人，他自己是有罪的家庭出来的，不配享受组织的待遇。他虔诚地认为，只要扒在锅炉旁认真改造，他会变成一个新人，所以有工友看到他对着高温炉，有时会凑得很近去观察里面的火势。他眼瞎后在省医院工作的妈妈同学虽没有在医院里给舅舅做过治疗，但他说舅舅的视网膜脱落和他超强力的负重，不计能力的拼命干活有直接的关系。很多年中没有一个人在舅舅的面前提说过烧锅炉时眼睛盯在高温炉上的影响，我想他在丧失了基本生活能力后，摸索和沉浸在黑暗中时他也许会反思过。
哥哥说舅舅是被一辆军吉普送回村的。那一天空气中弥漫着雾气。村子里的泥土路很窄，不能过车，所以送舅舅的吉普车就停在了村口，哥哥恰巧在那儿玩，看到吉普车过来，村里的一群孩子们都飞奔而来。舅舅从吉普车上下来，然后又拖出行囊背在背上，舅舅满脸上有表情地往家走。迎上去的外婆看到他时一脸的沉重。军队来的人在确认舅舅到家后没说什么就返身回去，坐上车车就发动了，舅舅望着车去后卷起的一股尘土，平淡的脸上显出了些许迷惘。外婆和舅舅都什么话也不讲，舅舅进屋后，撂起布帘就径直走到他里面的套间里，就再没有声音了。外婆站在外屋，摸摸灶台，摸摸板柜，并不直视里间，但她的耳朵却竖着警觉里间发出的任何声音。
大哥说，直到那天旁晚舅舅都没有出过他的屋，晚饭时外婆让舅妈回房间叫过舅舅，但什么结果也没有。舅妈说，“他睡的很死，摇都摇不醒。”外婆再没有尝试去叫他。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舅舅才出来说，“造孽呢，你们当地主，让我跟着受牵连。”他不给别人留说话的余地，自顾自地又说，“部队咋能要我呢？地主的后代。”“我也不配在部队。从今儿开始，我就下地劳动了。真是造了孽了，当地主。”
他快步走到队部，他请求队里给他最累，最苦的活儿。他言语铮铮地说：我要流下身上的汗水，这样我就能改头换面。生来带的地主头衔我不能选择，但我可以选择自己的改造。舅舅在和我不多的交流中，让我充分了解了他的书面化的语言。比如上小学时，他眼睛已经瞎了，每次来城里摸到我家，给他吃一顿好饭后，总是要送他去车站，去车站的路上，舅舅对我来说好像瘟神，我觉得太丢人，但是还不能不拉着他的衣角。他手里拄着根树棍，穿着油脏油脏的黑棉袄，因为纽扣已不齐全，腰上用麻绳捆着，脚上蹬的是一双黄色军用鞋，后跟已经被踩成平的，鞋带已早不存在，好像一双拖鞋。不论冬夏，都是光脚。即便是这样潦倒，舅舅还会像孔乙己一样问我一些之乎着也的问题，比如，我是否念毛主席语录，每天有没有学雷锋，他叮嘱我，“毛主席的语录是要背下来的，只有背下来才能按着做。”多年以后，当堂舅给我讲舅舅在田间带领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时，很容易理解。
舅舅刚回乡时参加村里的劳动，正常劳动。每每在田中看到人群集中坐下时，舅舅一定在坐在人堆中央，在念毛主席语录，小红宝书永远都被他揣在怀中，他没有私心，也并没有虎视眈眈盯着什么队长位置，他很革命，很认真，但他好像从来也没想到要把这些当作进阶的手段。爱劳动，有人没人都一样。割麦时一人一垄，一把镰刀飞快地挥动，麦子齐刷刷地倒在脚下。麦收后的近一个月，农活是以打场为中心的。太阳当头照着，那场上的活也很累，一干就是一整天。因为扬场，嘴里、身上都是尘土。舅舅很多时回家时都想雕塑一样，眼和嘴都好像被黄土封住了。
从此后村里的劳动的竞赛中就多了一条猛虎。舅舅拉着架子车时永远都是在急奔的状态，好像要去救火一样。哥哥说有很多次他看到舅舅由于跑得过猛，以致车轮子和轴与上面的木板车都脱离了，然后车体跌落到地上，当时围观的人还听到舅舅幽默的说，这简直像“青蛙亮肚”，然后他将车体架在轮上又接着跑。他铮铮地说，“社会主义是要这样跑出来的，而不是磨洋工磨出来的。”
舅舅最爱做的另一件事是在田间学毛主席语录，他身上的红宝书是从炮校带回来的，当时他从怀里陶出来时，神秘地好像要揭晓一个天外来客。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本红宝书从怀中陶出在大家眼前晃了晃，然后就又放了回去，他要招呼大家先把手里的事都安排完，然后坐好后，他才再次从胸中你掏出语录。他甚至还学着部队里班长招呼大家学习的样子，对来自家里和邻里的乌合之众点名，“点了名才能知道你是否已经参加学习了，才能知道你学了几次。有多专。”外婆好似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总是用一种很矛盾的眼光看着舅舅，有担心，有同情，有恨铁不成钢。
田地里只要有一堆人坐在一起，你走上去，我舅一定坐在中央，倚在放倒的铁锹上或土坎上，一边用手捋着汗，一边就念了起来，起先他总被几个村里的积极分子围着。后来几个懒惰的人发现了学习语录可以歇息一会儿，便经常在地里叫着舅的名字，“该念语录了吧？学习的时间到了吧？”
后来他还常常在雨天大家不能上工时，在队部纠集社员们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背的滚瓜烂熟的语录来教育大家给他提意见，给别人提意见。因为他坚定的认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舅舅有两本红宝书，他选出了一本送给妈妈，外婆欣慰地望着他，觉得他终于有了除了阶级斗争以外的亲情，那时候，送人一本毛主席语录是很贵重的礼物。舅舅好像看透了外婆的心理，冲着外婆说，“你不要以为我送给她，因为她是我姐。不是的，送给她是因为我觉得她思想太落后，她一心就想当地主的孝子贤孙，我要让她好好背语录，等着脱胎换骨。”
七
妈妈的叔伯弟弟们说，舅舅当年还常常在田间给社员们演自己编排的快板，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是一心一意要跟共产党走的。外婆抗回队里分配的秋粮，觉得分量好像有点少，刚说了一句，舅舅就跑到队长家说你是不是给我们的粮少给了？队长说“你能听你妈这个老地主的话？你还要提高觉悟呢？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你要加强学习。”他跑回家来，批判外婆，“你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随便就说队里干部的坏话。”“干部能有你这么低的觉悟，能给一家多，一家少？”
在家里说话时，他竞也背课本似的说：“我要跟当走，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外公的一位好朋友刘大中，社教以前的村长曾告诫外婆让她叮嘱舅舅干活时不要干得太猛，要注意身体。因为在背钢板时，每个人只背一块，可舅舅硬坚持背三块。在大炼钢铁时，他恨钢铁不能炼出来，所以常扒在火边焦急地想把火吹大。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洗刷掉他与生就来的地主阶级思想，练就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外婆晚上将舅舅拉过来，“你干活时悠着点劲儿，干活是年年月月天天的事。身体还要保护。”舅舅当时就回击外婆“你是地主，你没有资格给我说这个。”外婆说“你刘叔也叮咛你不能蛮干。”没想到在下一次的村大会上，舅舅大义凛然地揭露了外婆，也揭露了刘叔。外婆和刘叔因为此事多次被拉上批斗的舞台。
舅舅是在又一次背钢板时被压倒在地的，被人扶起后他即感到眼前一片黑。他告诉周围的伙伴，他觉得眼冒金星，但又看不见金色。他被人扶着坐在一棵树下休息了一下，他希望眼前的黑暗可以随着汗的风干而消失，可是他眼前突来的乌云一直没有被赶走。外婆从家里跑来时，她不时地在舅舅眼前晃手指，她不停地翻动着舅舅的眼睛，这时，舅舅发出绝望的叫声“妈，我看不清你了，我看不清你了。”他的双手在空中激烈地舞动着，他拿出语录，“我看不见上面的字了，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以后怎样劳动？怎样看书？”他蹲在地上把头抱做一团，开始哭泣。外婆走过来将他托起来，用衣角试擦着舅舅流不干的泪。
1956年到1967年间应该是舅舅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他在军校工作，从炊事班临时工到正式工，到小班长。1966年虽然成分变成了地主，被从炊事班调到了烧锅炉，后来又被指派做垃圾工，但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还都是组织上积极扶持的一个要求上进，与地主家庭决裂的典型。在当典型的日子，虽然他一年多家也不回了，恨不得扒在锅炉上工作，为了表达自己改造思想的彻底性他甚至不带学校为这个岗位配备的高温镜，他下了死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来表达自己每天早上早起打扫全学校的院子是贯彻毛主席的语录，他背毛主席语录，在每一件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中都可以活学活用，在班里做活学活用报告，到连里活学活用，在学校范围内也活学活用。哥哥说舅舅从军校被遣散回村后有一个军用包他时刻都横挎着，那里面有舅舅在军校活学活用的各类奖状，我们才得以知道他的“事迹”。舅舅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没有交什么朋友，他也没有时间，也不在乎要交朋友，以至于在我想记载出舅舅当年的故事时无从打听。我愿意相信即便是地主成分已乌云压顶，但舅舅那一年在军校做典型时他的心情应该是很愉快的，他一定觉得自己的努力会将他和出身的家庭区分出来，他会赢得组织的信任，会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代表。
舅舅在眼瞎以前做过许多在常人看来很傻，很不能让人相信的事，但他一辈子都没有过反悔，即便是在漆黑中度过的贫苦，孤独时，他也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自己的心声。他将这一切完好地带进了坟墓，留下一派空间人我们遐想。 冗长的黑暗人生
一
少年时期最令我惊颤的记忆就是舅舅拄着树杖摸着来我家的日子。他穿着穿着很破旧，油光发亮的黑棉袄，腰里扎着麻绳，手住一个树杖。外婆在时，来我家时常常是外婆领路，外婆去世后，舅舅周日时会摸索着来到我家。他每次都可以摸着找着我们家，但回的时候需要人送。哥哥常常都不在家，于是从我家到车站的两里路都需要我拉着舅舅。
那是哪一年呢？1970还是1971？即使能穿越时光的隧道，回到那些年月，相信要区别1970和1971也是非常辛苦的，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其实哪一年都可以，哪一年都没什么重要，没多少差别了。对了，那年是我已经上学带上了红领巾，红领巾将我领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胸前系上它时，我的人生关都起了变化。我变得真的想唾弃我外婆家的一切，我的穿着油脏发亮黑棉袄的瞎子舅舅完全是给社会抹黑的，我的虚荣心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形成了，我怕舅舅来我家，他光脚拖拉着一双只有旧社会高玉宝才穿的没有后跟，没有鞋带的破旧不堪的解放鞋，他腰间还系着麻绳。舅摸索着来我家的日子是我的地狱日，我经历过长时间的恐惧。而且那种恐惧还不能说出来，直到40多岁时，我才再一次翻出从前的那种情绪，让它坦荡在阳光之下。那时我为什么那么恐惧而又不敢和别人分享，甚至对宠爱我的妈妈，爸妈。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种对惧怕，甚至厌恶舅舅的感觉为什么隐藏得那么深。
在不得不拉着瞎子舅舅去车站的时候，我恐惧极了。一路上我都低着头，沿街住满了我的同学。我不愿意让任何认识我的人看到我牵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瞎子农民，而且他还是我的舅舅。那时候美好的星期天对我来说好像炼狱一般，我每个周日都提心吊胆的，生怕院里的小朋友飞也似的冲来告诉我，“你瞎子舅来了。”
那个时期，舅舅就是我生活中的魔鬼。他的出现会让那漫天的阳光变得昏暗无比。
二
舅舅其实是外公外婆亲生的第一个孩子，在他之前他们从把兄弟家领养了妈妈。外公解放前做个生意，是那个年代一位成功的商人，他坚韧，顽强，是这些素质使得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又远离家乡，组织大车对到更遥远的西部去将那个地方比较丰腴的盐和羊皮筒子运回到内地。那个时候据说每次前往天水时，路途上要花十几天，风餐露宿的。外婆在外公的事业发达起来后也随其前行。妈妈说小脚的外婆总是陪伴在外公的左右，走南闯北。
妈妈是外公一个把兄弟的女儿，他家里当时已有六个孩子，于是妈妈的亲生母亲还大腹便便时，两家即指腹预定，再生下的孩子不论男女都送给我外公。
外婆和外公领养了妈妈后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刚会站立时，她就总是站在外公的手掌上，小时候妈妈是两个家来回跑，因为她的生身父母家是做酱肉的，两家在一条街上，一头一尾。妈妈常常跑去她家吃猪蹄。我外公很开明，告诉妈妈虽然她是他们的女儿了，但是还要常去看看自己的生身父母。妈妈那时并不懂很多，年纪大了以后她才觉出她养父母的伟大，从来不避讳女儿是领养来的事实。
在妈妈被领养后三年，多年不孕的外婆怀上了我舅舅，看着外婆渐渐隆起的肚子，妈妈总是激动不已地摸呀，跳呀的，“什么时候我可以抱弟弟？”她每天都在热切地打听着。舅舅的出生并不像传统故事中所描述的：领养的女孩立即靠边站了，而且变成了小奴隶。外婆和外公是全身心地爱妈妈的，妈妈也是全身心地爱她的弟弟的，娇养的她甚至在自己还需要一个全职的帮佣照料时，却已经知道每天伏在弟弟的旁边对他说话，喊妈妈来给弟弟换尿布。我在二十岁以前全然不知妈妈不是我外婆生的，我觉得天经地义的，我是妈妈生的，妈妈是外婆生的。我们兄妹几个在外婆的溺爱下成长，虽然外婆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但她留给我的却是一个人对外婆足够一辈子的记忆。
外公虽然没有太大的学问，但对学问人却非常看重，而且没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妈妈五岁时，他即请了先生来家里给妈妈教识字，妈妈还用毛笔临帖。舅舅小时候不爱读书，按理说，他是一对夫妇第一个孩子又是男孩，外公是家里长子，舅舅是长子长孙。可就因为他对学习不感兴趣得不到他父亲的喜爱。妈妈和舅舅及全家第一次回到外公的家是妈妈六岁的时候，漫长的路途上，妈妈有时候跟着花杆队小跑，有时坐在花杆上，外婆抱着舅舅坐在一个花杆上。一路上妈妈激动极了，见了没见过的植物或动物，总要不停地问外公这是什么，哪是什么，一路上她不停地问：“离家还有多远？离家还有多远？”外公不吝口舌不断地讲解着。
外公家算当时一个大家，兄弟四个，姐妹两个，当时除过大姐出嫁外，别的人都住在那个三进的大院里，家里有两卦马车，两匹马，四只骡子。还有磨坊，粉坊，挂粉条，压面条。外公带着两个儿女和外婆回到家时，家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晚饭时，大家围坐一圈，妈妈被公布为家里的长子长孙女，她是这一代人中最大的一个。她的奶奶还将一个玉坠亲手挂在她的脖子上，还有一个玉手镯。
回家没有多久，妈妈就上学了，外公为妈妈买了书包和好看的红黑格尼学生装，妈妈每天都按时起床，有时还比要求的时间早起来坐着等出发去学校的时辰。每天放学后，她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她奶奶请安，然后在她的房间中念书。我的这个曾外祖母据说打字不识一个，但妈妈的朗朗书声总能引起她脸上的微笑，爷爷觉得他的女儿替他尽了一份孝道，很是自豪。进入中年，回望妈妈家庭历史时，我们对外公家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和尊重，想想看，妈妈是领养来的孩子，而且是女孩，而且在被领养后妈妈还亲生了妹妹弟弟，可她因为好学一直被家族长辈，同辈人宠爱，丝毫没有被歧视过，那可是1930年代的事，有时候我甚至都不解。
这样想我舅舅就完全不同了，他这个长子长孙，却因为上学后作业总做不完，有时候到晚上做作业时才发现书包丢了，丢三落四。常常挨外公的棍棒。外公的家法是打戒尺，两尺多长的一个像尺子的东西，不好好写字就打手，别的错误是打屁股。妈妈说舅舅的屁股常常被打得走路一瘸一拐。
舅舅因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反应有些迟钝，脾气却又很耿，所以常常被人捉弄。他四叔就常常逗他开心，四叔知道他见到牛粪就呕吐，所以常常将牛粪藏到手中，走到舅舅面前时，突然将其抹到舅舅的嘴上，舅舅立即就开始哇哇地往外吐。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很多时候，四叔是叫好了一堆人来看他的恶作剧，他倒是没有什么歹心，但是给舅舅造成的后果却很难受。妈妈在家的时候会冲上去扑打她的四叔，有时候由于力弱不能撼动四叔说，她还咬过他的胳膊。因此一直到四爷的晚年妈妈也一直不与他交往，甚至不打招呼。
二哥至今都记得他小时候目睹舅舅被打，那时候哥哥才六岁，幼小的他是站在围观者的队伍里，看舅舅在无力地回击对方，舅舅的回击完全没有力量，只能招来对方更大的回击，哥哥记得舅舅站在人中央，抱着头，但性格死硬的他还嘴硬，说着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之类的话，对方比舅舅大，他后来就换成了用脚踢，踢舅舅的腰和腿，后来舅舅就蹲在地上…….身高只齐大人腰部的哥哥挤在人群中，他惊恐，愤怒又伤心，他将拳头攥的很紧，他希望自己能够有能力去帮舅舅，但他太弱小。他背过身不愿意再看，可他又怕看不到了，舅舅吃更大的亏，后来他选择了躲避，他转过身，哭着往家跑。快到家时，他又想起，外婆问起怎么作答，为难的哥哥抹着眼泪，骑坐在屋外猪圈的土墙上。舅舅在人堆里，仿佛示众的阿Q一样被打的满脸青肿，哥哥不能再回到那个群体中，但他又不放心舅舅，他努力想摆脱远处的恶战，但又抑制不住地竖起耳朵去听。他期盼着舅舅能尽快回来，他希望舅舅早些回来，可是他又怕天还没黑，外婆看到了舅舅脸上的青肿会怎样。
那天，舅舅直到傍晚才回来，到家后，他一句话都没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炕上睡了。外婆也没有多问。这个夜晚，哥哥一直睡不着，他将自己的两个耳朵竖起来对着黑咚咚的里屋，他听到舅舅时时的翻身和唉声叹气，黑暗中他害怕极了，在那静寂的夜里，他一直抬头望着房梁，他恐惧到毛骨悚然，因为他想到了舅舅是否会自杀。六岁的哥哥其时从未见过人自杀，但当时为什么脑海里会出现这样的暗示和想象，到现在他都想不明白。但是那个夜晚这个念头像漆黑的地狱一样将他包围着。在黑暗中眨眼的哥哥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快快长大，他咬着牙在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饶不了这个在村里常欺侮舅舅的马蜂头。
差不多四十年以后，在柳家寨村头哥再次看到已进入暮年的马蜂头蜷坐在阳光照耀的土墙下和舅舅唠嗑，看到哥哥，马蜂头殷勤地上前搭话，无论从精神，物质到体力上哥都强大到足以将马蜂头打倒在地，然而在风和日丽的村头，哥只是友好地对马蜂头点了点头。
说起这个故事时，我们都已经进入中年。那个初春早晨我们坐在阳光房中，阳光穿过屋顶的玻璃，斑驳地纷洒在我们身上，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盆景，院子里的竹子若隐若现，在茶桌前回忆着在外婆家的点点滴滴，我们时常要停止谈话，转过身装作做别的事，哥哥哥我此都知道我们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抽泣。马蜂头都已去世，然而因马蜂头殴打舅舅从童年起即镌刻在哥哥脑海中对那个夜晚的恐惧和仇恨随着年龄的增长却丝毫都不能减弱，隐隐作痛。
三
舅舅在接受了双目失明这个事实以后，还在队里继续劳动过几年。队长都是老年间外公的把兄弟，阶级的概念在外婆家乡的穷土地上还没有发展到那么鲜明，所以有一段时间舅舅总能和舅妈排在一起被照顾去远郊用人力车去拉粪，拉煤渣。舅妈帮着指路，驾辕，舅舅出苦力。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越来越穷，外出拉东西的活动也越来越少，舅舅又被安排在大队的粉坊工作，专职整理豆渣。
大队的粉坊是一个地上永远是泥水的黑房间，里面大概有8个工作人员。粉坊是做粉条的地方。用的是什么粉？舅舅的工作是挤出粉里的水。四条绳子从房顶吊下来，四根绳子分别绑一块大白布的四个角，豆渣清理出后放在白布上，用抖四根绳子的方法将渣中水分全挤出。舅舅虽然眼下，但做事情非常有节奏，抖动绳子时很有节奏感，嘴里还念念有词。
有一次饿了两天没有东西吃，实在饿得不行了，大哥从柳家寨溜车回到城里妈妈那儿。他在家里把可以放钱的地方都翻遍了，翻出两元七角钱，然后步行两个多小时回到外婆家。在外婆家村口的食堂里，哥哥咬着牙买了三角钱的包子，他记得好像是一口气吞下了三个，然后他风跑着将包子带回给外婆，外婆也狼吞虎咽地吞下了两个，然后将五个包子用手绢包上让哥哥去送给粉坊的舅舅。
舅舅看到包子的时候，眼睛都绿了，他拿起手绢二话没说，藏到一挂粉条后开始吃包子，哥哥说，舅舅当时的两腮鼓起来像两个山包一样。他再也顾不得其他的阶级兄弟了，独自享用起来。几个包子下肚后，他醒过神儿来似的，瞪着眼睛问哥哥说，“就这些？还有没？”
等到看着哥哥空空如也的双手，他又说，“光给我吃了，别的人呢？别的阶级弟兄呢？这么多人多少天都没看见过面渣了。”舅好像电影上的人物念台词一样。哥哥说有好长一段时间舅舅好像都沉浸在忏悔中，他对自己的谴责应该没有带有水分，几十年后大哥谈起当时的情景，还一脸狐疑。“舅那一脸的表情全是真的，他怎么能那么耿。”
村里的人都知道舅舅是二愣子，二百五，但所有人都从未质疑过他行为的真诚。舅就是这样一位让人苦笑不得的人。 舅妈
一
当我的目光越过了漫长的回忆之路，抵达到舅舅老年间的生活时，我不能不看到和想到我舅妈。
舅舅是1959年在外婆的主持下和一个叫彩云的姑娘过在了一起的。
彩云原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她的父亲承继了祖上的一份家业-一套中规中矩的城关小院，但不知因何原因，他染上了抽大烟和赌博的恶习，很轻易地将壮年的妻子气死，将家庭原本不错的生活全输了出去，在彩云十五岁时，他们父女已沦落到无处可去，只剩下当出女儿。外婆的一个邻居来牵线说，城关里一家人有个姑娘身板很硬朗，人高马大能干活。我舅舅一岁多就得过一次脑膜炎，发烧了很多天，好像病好了以后，脑子就有些反应慢了。他学习做事都很快，就是在为人处事上很差成色。舅舅初中毕业后不知因为一个什么机会考取了当时的军校的炊事班，他常常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妈妈又在城里上班，家里的田没有人种。所以外婆一直希望能给舅舅娶回一个壮劳力。
听了邻居的话，外婆决定去看看。
哥哥见证过彩云来家的过程.那时他只有四岁，那时的孩子因为没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贫瘠的生活让记忆变得特别好。哥哥说外婆带着他一同去秦城城东关彩云家时，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只是跟着外婆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这两个字就让他十分兴奋。那个地方在秦城东郊的一个深巷子里.那一天阴蒙蒙的,进彩云家的时候先经过了一个悠长的门洞，那门洞很长，通到里面院子的口又不是直通通的，加上天阴，哥哥回忆说走到门洞中就好像走入了黑夜，需要用手摸着，他心里打鼓，“黑夜怎么一眨眼就降临了?”进了门廊以后一派光亮中他看到了一个院落,下了几阶台阶后哥哥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他感觉好像进到了一个鱼缸里.地面上铺的是青石砖,四周围绕着有纸糊的木格窗的房子.现在细细想来那竟是一个富裕人家的院子.但是当时天空的阴霾和彩云爸爸的沮丧将院里的一切都搞的灰土土,穷兮兮的.幼小的哥哥本能地认为这家人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为我舅妈在外婆家一辈子地位低下夯实了基础。
彩云的爸爸好像没有劲儿站起来，他蹲靠在一扇门上接待了我外婆和哥哥,后来哥哥才风闻他抽大烟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蹲坐在门扇上,他没有给外婆让座,因为那个家已经让他输出去了,外婆在和他说了几句话后,递给他一条纸烟(那时纸烟算是稀奇物),他散漫的眼中聚集起一股不大明显的感激.然后他指了指他身旁站的女儿，跟外婆说，这是我女儿，你现在可以把她带走了。后来的日子中我们的耳边一直都有彩云是一条烟换来的风闻。
彩云那一年十六岁.皮肤很白,脸蛋上有明显的两块红，当地一般将这种脸叫“红二团”,一头乱糟糟的头发泛着目下很多人需要去美发店花钱去染的褐黄色,她眼睛周遭由于皮肤没有保护,在也许是泪水，也是是汗水以及风的摧毁下，好像一张卫生纸。彩云身高达1.72,在当时那个年月的女性里实属罕见，大洋马似的，后来村里就有长辈背地里这样称呼她。看着外婆和哥哥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好像大家在谈论的是别人家的事,与她无关,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哥哥得知给舅舅找的女人明天就要到我们家时,他诧异抬起头问道，”是谁?”
二
彩云就是这样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情况走进了我外婆家的.哥哥记不清第二天彩云去外婆家时是否有人送她,反正他记得第二天彩云开始出现在家里时，不是扯着风箱做饭,就是挑着扁担担水,扫院子,喂猪.
彩云到外婆家以后从来没有过任何仪式,她家里也再没有过人来看她.她就像我家的地里突然长出了一个人似的，默默地开始了她隐忍的人生.由于外公出生在一个当时年月挺有名的地主家,长大后又勤俭经商，所以在世时也算是赚大钱的商人,所以一向阔酌的外婆为人一向快人快嘴,主意很正.哥哥记得彩云刚来外婆家时很苯,所以外婆总得指挥她做活儿,每次叫她时,话到嘴边却叫不出她名,据说她的名字很难记,究竟叫什么现在早已没人知道,连彩云自己也忘记了.大约在她来外婆家的第二天黄昏,外婆在唤彩云时又张口结舌时干脆一时性起脱口说,“你那个名字太难记了,以后就叫你彩云吧.”彩云于是从那天起就变成了跟随我舅妈一生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地主的浪潮中,我曾以起名字的故事批判过外婆做为地主阶级的万恶嘴脸。
其实外婆并不是那么可恶的地主婆，听我二外公家的舅舅说，彩云到我外婆家没多久，她爸爸就彻底流离失所了，外婆还将他收留在家，借住在二外公家的马号里，有时候帮着喂喂马，一直跟外婆家一起吃，直到他去世。
舅妈如果是嫁到一个婆婆会持家的人家，十六岁的她也许会学习的很快，不久也能料理家。可偏偏我外婆就是那么一个甩手掌柜，她很强势，很大方，同时又非常没有计划性。每年分红的时候，刚分到粮食，别人家都稀稠搭配，小麦和杂粮混吃，不懂计划的外婆家就天天都吃白面条，白馒头，舅妈在这种情况下学会了滥用。
三
对舅妈，这个在外婆家及那个村长中无足轻重，常常被人忽略，被人讥笑的人我一直都怀有非常美好的回忆。老年的爸爸有一次和哥哥谈论到舅妈彩云，哥哥说彩云这辈子从未受到过别人的尊重，饭桌上的爸爸指了指我说，“有一个”。
是啊，我出生后一个月就被送到外婆家，从那时起，年轻舅妈的背就变成了我的摇篮。她背着我，在我还没有认识世界的能力时，村落里，田园间，天宇中的景象以最简单的形式在我伏在舅妈的肩头上已进入到我空荡荡的脑中，到了上学时，我轻易就可以理解“麦浪滚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舅妈虽然不像其他农村妇人那样整洁利落，那么会问含嘘暖，但她对我百求百应，任劳任怨，非常温和。她常常受到他人的批评或责骂，如果是来自本家长辈的，她会苦笑着，悄悄地辩解一下聊以自慰，对于外人的耻笑，她总是非常大度地忽视，她个头很高，总是斜扫一眼别人的头，就那么让一场是非闪过。
1962年的初春，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月份，那时也正值国家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我不合时宜地，在人人脸上都有菜色的日子里红白相间的像一个大馒头似的以八斤四两的重量挤到了这个世界。一个月后胖大的我被外婆抱回像水墨画上才有的萧瑟静穆的村庄-柳家寨。因为长的大，饭量也很大，定量的牛奶根本不够吃。一不做二不休的外婆一跺脚用全家几个月的生活费20元钱给我在村子里买了一头羊，栓在家门口，然后羊奶就成了我赖以生存及成长的食粮。羊和我一样贪吃，每天要拉出去多次吃草，或由舅妈出去拔草，割草，除了喂养羊，舅妈还负责挤奶喂我。我饿了，闹了，外婆没有招数了，就会很干脆地叫彩云，“挤奶。”舅妈就会端着一个很大的搪瓷缸到绑在树上的羊身边，她先用双手拥起羊奶揉搓半天，然后开始挤奶，搪瓷缸放在地上接奶。每次看到她挤奶时，我就不哭了，死盯着我舅妈和羊，这个时候舅妈好像怕我随时又发悲声，总会微笑着小声对我说，“不哭，不哭，就来了。”
在外婆家成长的日子我由于有了一头羊，想吃就可以吃，很耀武扬威。长大了一些的我熟谙了大人间的表情，好像看懂了舅妈的境遇，常常会顾及到她，爸妈从城里回来看我时，每次带来的糖果糕点我都会给舅妈留，有时我会故意的剩下一点奶在碗中，强拉着舅妈说“喝不完了，你喝，你喝。”这个时候彩云会显露出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不断地将奶往我嘴里喂，确认我真的不吃了，她会端起碗转过身仰头悄悄地将剩下的奶喝下，多数时候还会舔舔碗边。她的那种满足表情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是一种多么纯真而真实的感情。小小的我还没有受社会的污染，我将自己对舅妈的爱不受任何人的传染地传递给了舅妈。现在回想起来，总有一股莫大的安慰。
每每我哭闹时，外婆会，“彩云，给娃挤奶。”或者，“彩云，抱娃出去游。”于是，舅妈的背就变成了我的幼儿园，她会将我摇到早春二月麦浪滚滚的田野，晚霞映照中的包谷地,还会摇到冬日的朝阳中，我一边吃着手指，一边看着扛着锄头，铁钎回村歇头晌吃早饭的村民，三三两两的男男女女在朝阳中从田地里走出的样子像电影画面一样镶嵌在我的脑中……
游走在夏日的包谷地时，我记得包谷杆总是堆成跺躺满在田垄中,很多时候，舅妈会将我放在包谷堆上,确认我坐稳后，她会去堆积如山的包谷杆中去挑甜甜杆.挑出一条时,她总是先自己咬一口,如果是甜的,她马上就会高兴地冲我跑来,然后用牙齿将皮磕去,给我喂。那时的我实在任性,觉得不甜时就会吐出嘴里的,然后哭叫着，“不甜，不甜，要甜的，要甜的嘛。”我舅妈总是笑着哄我,“别哭,别哭，我再去找甜的。”
仰躺在田间的玉米堆垛里，有时候我会看到那一轮夏季黄昏的落日挂在天际，将西天燃的褐红，云朵和云丝穿插在褐色中，将天际搞的像一个峡谷中不同层次的裸石。寂静无边的大地，壑裸着的田野，浩渺的天空。我会被那奇妙的自然风光所震惊，那一片刻，我甚至会忘记了舅妈和甜甜杆的诱惑。四十多年以后我依然能记得，依稀还会看到，那温情的落日映照着的广袤土地，浩渺，充满了暖意。我对田野浩瀚和残阳余晖的宽厚神秘的感觉和理解就是从那副画面中得来的，那时我三岁，常常潜伏在我舅妈宽大的背上。
三十多年后在美国亚利桑那的大峡谷，当初起的朝阳映照在那镶嵌大地中，层峦叠嶂的风化石时，我依稀又看到了童年时在外婆家田间的温情，在大洋彼岸的峡谷中我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与我村里的舅妈相遇了，我的泪水默默地从眼角淌出。
在乡下的日子我最期盼的就是星期天爸妈来看我的时候，那一天我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激动地对舅妈说中午你要背我去寨上的车站等爸妈吆。她会非常含蓄而会意地对我点头，动作中凝聚了理解和替我加油的兴奋。舅妈背着我走向车站的步子很欢快，有时为了逗我高兴，她还跑几步。我记忆中这样的时候大多在深秋或初冬，每次站在村口冰冷的土地上时，舅妈会给我的脸上吹热气。北风呼叫的时候，她会把我抱在怀中，用她的身子挡住风来的方向，她常常在地上不停地跺脚，脸上冻的紫青紫青的，可从没有一句要劝我回家的话，还不断地鼓励我，“下一趟车就来了，别急，别急。”
有一年正月十五的夜晚，外婆带着我和村里的人去兴庆公园看灯。我记得我们是坐马车去的，马车在冬夜中走了很久，马蹄在地上踩的蹬蹬蹬的，回来时天开始下雪，我脚已冻僵，嘴哆嗦得甚至连冷都表达不出了，可看到路边有人提着绵羊灯笼时还是会用模糊的声音慨叹出我的兴奋。那冬夜的寒风和马蹄踩地的哒哒声常会穿越时空扑面而来，充耳响起。更让我记忆深刻的舅妈把冻僵了的我抱在怀里给我暖手的情景。
和舅妈在一起的日子，我更多的记忆还有贫穷，那用泥呸做的，屋角顶子能看到天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地上摆满了盆子和水桶，因为容器少，雨大的时候甚至锅都从灶台上端下来放在地上。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不大的房子里也空荡荡的，算一算，外婆家就一口烧饭的铁锅终年放在灶台上，泥盘起来的灶台，出口火用几块砖固起来，旁边是木风箱。每顿饭点火时都要引来一股浓烟，舅妈点火时常常是点着了，烧一会儿又灭了。记得外婆家还有一个的长巴铁勺，铁勺通常是要从烧火的口放进去，在火海里烧，是用来烧熟油泼辣椒或炒一勺葱花拌面的。
虽然舅妈对我特别好，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舅妈占据了很大一块。但公平的说，舅妈不是一个好妻子，她很不会做家务，而且她还非常的懒和馋。外婆在世的时候我不记得舅舅和舅妈在一起交流过。我也不记得他们两人有过友好的对话，更别提温情。唯一在我记忆中有印象的就是他们经常的打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可以听到他们打架打到墙上或炕上的咚咚声，然后是舅妈发出的和她的身高和身板都极为悬殊的细哭声，那声音好像是从很细的门缝里挤压出来的。后来舅舅虽然瞎了，但他在家里对彩云的气指夷使却没有因为失明而停止。外婆死后，他们两人牵扶依偎着外婆挺直在木门板上尸体大哭时，伤心欲绝的他们互搀扶样子，让我第一次感到舅舅和舅妈是两个怎样的亲密关系。那时妈妈甚至欣慰地希望从此后我舅舅和舅妈能相依为命，好好过日子。不要沿袭外婆的生活作风，有一个吃两个，过毫无计划的日子。 外婆
一
从照片上看三十年代的外婆是这样的：一袭绣花锦缎的中式上衣，卡腰，水袖，纽扣是罗盘式的，黑色料子裤，黑色半跟的皮鞋，模特一样的端庄。她的油亮整齐的头发拢在脑面挽成一簇，前面有一抱刘海，显示出她少妇的妩媚。头上，脖子上，胳膊腕上挂满了饰物。她的旁边站着我那高大的一袭长袍和头戴礼帽的外公，外公怀里抱着也是绸缎，饰物满身的幼年妈妈。
即便是在今天，照片上的外公外婆看起来都非常时尚，我最喜欢的是他们脸上的表情：雍容而又平和。在那个时代外婆应该是很幸运的人,虽然和外公的婚姻也是媒妁之言，可是在洞房里揭了盖头以后，他们也是一见相悦，两厢情愿地开始了自己和睦的日子。不知他们的婚姻中是否有过耳鬓撕磨，窗前月下，但从外公对外婆婚后不孕，不育的不离不弃，还领养了妈妈上看，他还是很疼爱外婆的。
我记忆中的外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了，是一个脸上沟壑纵横的老太太，与大多数农村小脚太太不同的地方时她常常夹着香烟，走路像一阵风。长大以后我看外婆的照片时怎么也不能将照片上那个华贵的丽人与我牵着衣角走在村子里的外婆联系起来。然而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照片中的外婆越来越靠近我记忆中的那个人。
外婆是一个很利索的女人，不大壮实的身体中有一颗巨大的心。五十年代初妈妈患肺结核，外婆在医生已将妈妈判了死刑后，还不惜卖了两亩田地为妈妈治这个在当时被视作痨病，硬是把已被医生叛了死刑的抱养的女儿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舅舅在他叔叔的挑拨下曾和外婆大打出手，说外婆疯了“为了一个外姓人贴上了家底”。外婆却完全不理会，还一个劲安慰与妈妈新婚的爸爸说，“我来服侍女儿，你安心工作，不用操心。”
外婆不但对妈妈好，对妈妈的几个儿女也竭尽全爱。我大哥是出生十八天就被外婆抱回农村，1955年农村并不富裕，外婆用牛奶和面汤混起来喂养这个他锺爱的长孙。1956年时他又将二哥也在满月时就抱回家。她为的是给女儿，女婿减轻生活负担，让他们一心一意工作。我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可大手的外婆将我抱回后马上就为我买了一只羊，每天挤羊奶给我喝。
她活得很洒脱，很不计较于世俗。记得小时候我爱吃米饭，在无米的北方农村，为了让我吃到米饭，外婆总要用一碗面粉去换一小把米，然后回来用一个小搪瓷碗装上给我蒸熟，没有菜外婆就用一点猪油和酱油给我搅拌起来吃。端着碗站在西北风中细品我的猪油米饭时，我听见邻居的人对外婆说“换米划不着，那么一大碗面才换那么一小把米。”还有的人说，“给孙女蒸那么小一碗饭，还要烧那么大一锅水。更不合算。”外婆总是很简短地说“只要我娃爱吃。”我记得外婆还多次用两碗玉米面，麦面两搅的馒头为我换回一个黑馒头。看到别人的不解，她仍然说“只要我娃爱吃。”
提起外婆不大言语的爸爸用几个字概括，外婆是位女中英杰。爸爸说外婆是个非常通情理的人，他说外婆心底里透着大气和善良。妈妈和爸爸恋爱时整个家族的人几乎都反对，嫌爸爸是个山里人，又穷又土。只有外婆坚守着女儿的阵地，她说那纯粹是女儿自己的事，要由她自己解决。而且她这小脚老太婆还甩出了让现代人都为之嗔目结舌的，“只要小伙子有本事，穷家又有什么影响。”
外婆后来还将爸爸从山里接出的两个妹妹都救济在自己家里，直到她们都落了山外户口。我家山里的爷爷因地主反革命坐监狱时，爷爷的亲生儿女全都不敢主动要求去看爷爷，是外婆在一年春节烙了两张大饼，买了一封点心说服爸爸和妈妈去监狱看爷爷。到如今爸爸还念叨着这件事。 二
我外婆的心智和健康在舅舅眼瞎以后就一路下滑，现在想来，外婆的内心应该是非常苦的，可在我的记忆中，她没有在人前抱怨或诉苦。记得外婆去世前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她已经昼夜不分地咳嗽不止，气喘吁吁，说话都断断续续。那时正在防控演习很多，差不多每星期我们所住的学校都有演习，警报响后，大家都要跑步到防空洞中。外婆已经病入膏肓，哥哥他们还小也抬不动，所以每次跑防空洞时我们都要将外婆锁在家里。后来工宣队找妈妈谈话，要求外婆也要下防空洞，妈妈解释说，外婆已不能自理，我爸爸又下放在农村，哥哥都小，家里实在没有人能抗动外婆进防空洞，而且外婆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领导改口说，那就将她送回原籍，不能影响学校工作。妈妈为难地说，母亲病情太重，已不能自理，回到乡下，舅是瞎子也看护不好。领导冷冷地说“没有办法，她本来就不应该住在我们学校的，她成分还是地主，我们已经很宽大。”
决定要将外婆送回农村时，一辈子都非常果敢和骄傲的外婆乞求着对妈妈说“你把妈送回去，妈就会被活活冻死，饿死。”可是妈妈还是执意将外婆送走了。我们原本计划元旦时回去看外婆的，可12月29日清晨，在外婆被送回十几天后，我们被一阵慌乱的敲门声惊醒，妈妈的堂弟急促地说“我大妈走了（死了）。”妈妈哭了，我们兄妹三个都哭了，擦了眼泪以后我们随着妈妈就走到了黎明时寂静的大街上，我们去赶公共车。
到外婆家时看到她已经硬梆梆地躺在了一块木板上用一块白布盖着，我没有走上前去揭开布看外婆的脸，不小心碰到外婆的穿着寿鞋的僵硬的脚时我全身一阵毛骨悚然。对死亡我有了这样的一种体会：冷冰冰的。
我外婆躺在一扇门板上，摆在高低不平的土坯房中供穷的都颧骨突出的乡党们吊唁，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墙角的房顶已可以望到天，每个人进来了就哭，很多人哭了一场后，随着新来的人再次大放悲声。哭声多样又整齐。
听到外婆去世的消息时我本能地哭了，但我并不理解死亡的意思。所以在那爆发式的哭泣短暂驻留后就消失了，我甚至还围绕着外婆的尸体和别的小朋友玩。直到后来有一天回到外婆家，想外婆却再也找不到她时，在冷风中站着的我感到脸上两行冰冷的泪水，那时候我的心真的感受到了一种悲伤，我开始懂得了哭泣的意义。
外婆死得很凄惨，是跪在炕上流鼻血流死的，这样的死法即便在我很小的时候都感到很惊诧，那个剪影一样的死亡法让我每每想到都非常心酸。
当舅妈告诉我们外婆死以前每晚都要呼唤大哥的名字，在呼唤没有应答的绝望下，她用手指将墙都抠出了洞时，我看到我刚强的大哥，那个少年时以打架出了名的小伙子脸都抽歪了，大滴的眼泪从脸上滚下，然后他双手抱着头，捂起双耳，那种撕裂的痛苦惊破了我六岁的心。
老年患了痴呆症的妈妈每每在思维回归的瞬间，总会淌着热泪凄切地诉说“我这一辈子最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泣涕涟涟的她一定是记起了外婆被她送回村里前的泣求，“你把妈送回去，妈就要饿死，冻死了。”
外婆死的那天晚上，舅舅回来的很晚，那时候他已经陷入完全的要饭吃状态。柱着一根树杖，他游走四方。双目失明的他是如何控制白天和晚上，他如何能保证晚上回到家里，我外婆在昏黄的灯下又是以怎样的心情在等待着她的儿子，这些伤心的问疑问总在我脑中盘桓…….外婆咽气后几个小时，舅舅才摸回到家。得知他母亲已去世，他扔了树杖，摸索着往炕前走，摸索到他妈妈已经发硬的身体后，他像痉挛了一样向后走几步，然后蹲靠在墙边嚎啕大哭。那哭声好像将失明的双眼和失聪的双耳的力量都纠集在了一起，能把破房顶都掀开，差不都全村的人都听到了。 三
外婆被用白手绢盖着脸，直挺挺地架在门板上，妈妈，她的三叔，二妈，还有舅舅，舅妈晚上都不能睡觉，要守灵。外婆家的房顶上没有顶棚，一只十五瓦的灯泡挂在一根绳子上从顶上的木椽上孤零零地吊在空中，那盏灯在墙壁都是泥土坯墙的映照下好似一只萤火虫，将那间土房衬托的更加凄凉和贫瘠。已经老态龙钟的三外公，好像老年间画幅中的人物剪影，嘴上叼着烟袋锅，头没精打采地伸着……妈妈整夜都坐在外婆的头侧，她时不时地用手去抚一抚外婆脸上的白方巾，生怕外婆着凉了一样。每动一次，妈妈都要用手再把脸上的泪捋捋。我因为害怕就一只蚯在妈妈的身边，后来实在太困了，妈妈就把我抱在怀里，我用手去帮妈妈试擦泪水时，妈会将脸俯下，贴在我脸上。几十年后，当生命进入中期，死亡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和自己无关的概念时，我重新审视了那场葬礼，我觉得依偎在妈妈怀里的那个晚上我一定为妈妈带去了很多的安慰，不然那么阴冷的时光柔弱的妈妈怎能那样硬朗地挺过母亲辞世的悲苦，而且她母亲死的那么惨烈：跪在一脸盆的鼻血前。 四
第二天黎明我醒来时，自己是躺在炕上的。抬头看时，外婆依然直挺挺地在门板上。大人们都各忙各的了，妈妈和舅妈们在给每个人端上一碗包谷面糊糊，三外公家还送来一草筐的黑面和包谷面杂搅的馒头，村里来来往往的人依然很多。八点多时，殡仪馆的车来了。殡仪馆的事是爸爸前一天去联系的。爸爸那时下放了，在距外婆家一百里以外的一个村庄。他是被妈妈学校的一位同事骑自行车去通知的，骑自行车的叔叔到了爸爸下放的村子，村里人说爸爸去公社开会了，叔叔又骑车奔到公社，找到爸爸后，他通报了消息。爸爸说，我还需回村请假一下，然后再出发。那个叔叔报完消息，又踩着自行车走了。四十多年后，再核实这件事时，88岁的爸爸还记忆犹新，他慨叹地说，那时的人真奈磨。“一来一回要两百多里路，不吃不喝，吴叔叔蹬着自行车就又回程了。”
爸爸回村请了假，搭长途车先赶到外婆家。然后才又匆匆借了自行车骑着去殡仪馆。
殡仪馆来了一辆车，灵车。开进院子后，三个穿工作服的人下来就推出一辆活动床，年轻力壮的乡党们帮着将躺在门板上的外婆抬起来移至活动床上，门板是千万不能拿走的，那是这个一贫如洗的家还称之为家的不多的几个标志性东西。没有棺材，外婆就躺在殡仪馆的活动床上，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家。
妈妈的两个舅舅是一大早赶来的，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搭车，走路路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守旧的两个舅爷对着已经躺在活动床上的姐姐泣涕唏嘘了很久，然后很不满地告诉妈妈，他们的姐姐不能火化，只能土葬。否则他们将不接受这样的形式。他们的态度那么果断，以致在谈不拢时甩手愤愤而去。
妈妈说，她是公家的人，是有国家单位的，国家在破四旧，不允许土葬。而且，哪里有时间去打棺材，哪里有钱去打棺材，时至年终，舅舅他们过年时的口粮都没有了，吃什么都还未知。再说，妈妈还有学校的很多工作要做，两个班的学生等着她回去教。爸爸还要马上回村，他是请假回来的。爸爸果断地说，“火化吧，我们就只有这个能力。明天都还有工作，容不得耽误。”
灵车带着外婆出村时，大家又一次放声痛哭，坐在摇晃地车上，我觉得外婆现在才真正的死了。隆冬的上午，灰蒙蒙，四处非常静谧，车轮胎压在村里泥土地上发出的声响和哭声显得特别刺耳，嘹亮。 五
那个叫高兆的火葬场那么寂静，肃穆，到处都空荡荡的。火化时很多人因为不满我妈妈选定的火化方式而拒绝前往，很多人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只能站在村口看着外婆被火葬场的灵车拉走…….送丧到火葬场的只有十几个人，几乎每个人都穿着黑棉袄，腰里用麻绳扎着。殡仪馆内显得稀稀拉拉，零零散散，一个再萧条不过的葬礼。
外婆的活动床立在火葬炉的前面，我们都站在旁边。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她一路上都在哭，两天来外婆虽然死了，但她还可以随时上去抚摸外婆的尸体，火化以后，真是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着了。
焚烧外婆的火炉终于打开了，我看到火光从炉内窜出时，外婆躺着的床机械地将外婆运送到炉内。那一刹那，外婆好像突然坐了起来，两个哥哥开始嘶叫，妈妈疯了一样地要往火炉里扑，被人拦下来后，妈妈的手依然在空中抓着，嘴里不住地喊着，“我看到我妈坐起来了，我妈没死，我妈没死。把我妈烧死了？！”从来没有看到过妈妈那样失态，我恐惧得要死，跺着脚哭了起来，我觉得妈妈好像也要死了。在后来的几个小时，几天里，我好像长大了许多，我常常会用手去摸妈妈的脸，我想让妈妈看我，她脸上显现出的无尽伤悲让我感觉她将心掏出来了，在手里不停地揉搓。
外婆去世前家早已就揭不开锅了，所以火葬好以后我们抱着外婆的骨灰，坐着公共车赶到一家卖红肉煮馍的小饭馆来犒劳葬礼上忙碌的乡党亲戚。外婆的骨灰由我舅妈捧着，轮到她吃饭的时候由我妈妈的一个堂弟换着捧住。吃完饭我们又坐公共车将外婆的骨灰送回她的那个土屋，我们就又坐上公共车。那一整天，天都阴沉着。
爸爸回到了他下放的村子，妈妈领着我和哥哥们回到我们自己家里。好像后来妈妈就忙起工作，忙起我们的一日三餐，连悲伤和思念外婆的功夫都没有了。
外婆去世以后，那个穷家几乎变成了一个只有一张炕的空屋子，每年差不多有两个月家里揭不开锅。我们再也没有回老家住过，开始的几年每周或每两周，哥哥或者我都会去给舅舅送些粮票，旧衣服。哥哥每次去时还掀开板柜检查他们的玉米还有多少，还能吃多久，然后回来告知父母准备为他们买粮食。 本帖最后由 一方 于 2010-11-4 06:02 编辑
六
妈妈是外婆家唯一在外工作有收入的，爸爸是他在深山中那个更加贫瘠的家庭里唯一的有收入的人，所以我们的家负担很重。在我幼小，躺在爸妈中间睡觉时就听尽了他们对钱，借钱，粮和买黑市包谷的商量。
1969年以前舅舅在队里劳动，好赖村里的收入还能让家里吃到半年。舅舅眼瞎以后，特别是外婆去世后，每个月我们都要节省粮票，为舅家背去包谷面，高粱面，高粱米等。外婆去世后，爸爸在他下放的地方，一年起码要两次在邻村找人买玉米，然后由哥哥骑自行车给舅舅驮粮食。
爸爸说1970年大部分农村都缺粮食，城镇居民凭户口登记簿申办的居民粮食供应本，按月在户口所在粮店领取。粮食定量为：居民23斤，干部26斤，中学生32斤（凭入学通知），特殊工种如炼钢工人基本口粮加工种粮定量可达45斤，煤矿工人最高定量57斤。到粮店买粮，或进饭馆吃饭都必须凭粮票。粮食紧缺时，红薯，高粱米，玉米粉等粗粮也经配搭进入城市用粮的供应范围搭配杂粮 最高的时候杂粮占总量的70%。哥哥记得正在长身体的他们很多年吃饭总不能尽兴，要省着吃。省下一点我们就可以在周日去外婆家时给她们带点玉米粉或红薯，大哥一向饭量很大，他1972年工作后由于家里要贴粮票给老家，所以他凭着自己的定量，每顿都吃不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他上大学后。
在爸爸下乡的远郊，宁静的乡村里，总有一两户会经营粮食的农家会用节省下来的玉米。爸爸在工余总在村里打听谁家有闲粮卖。在那个叫坝下的村庄下放劳动的两年多，爸爸给舅舅家买过三次玉米，每次100斤。买好后，由尚是少年身体又精又瘦的大哥骑着自行车去驮回。
爸爸说，一般是在青黄不接的早春二月，天气还很冷，树枝都是光的。爸和大哥将装有100多斤玉米的麻包抬上自行车后座，然后匀来匀去将它放平衡了。放了粮食，车后座变得很重，哥哥压不住车头。他需要将车停在马路牙旁，由爸爸扶着，他从马路上垮入车座，坐好后，爸爸再推着后座猛给一把力，自行车才能启动。哥哥一路上不能随便停下，因为车后太重，推车时很难固定，他需要用整个身子去抗着车梁，如果抗不住，车就会倒下来。
爸爸将自行车后座猛推一把后，望着哥哥摇晃着身子前行，启动后不久就要上一个大坡，上坡时，哥哥需要将身体提起，屁股离开坐垫，以便将全身的劲儿都压倒两条腿和两只脚上，他要猫着腰将头努力地挺向远方才能坚持住不会倒退回来，身体都变了形。有强劲的迎面风吹来时，他要将身体爬在车头上以减少风的阻力，每次爸爸都会站在风中，看着儿子的身影渐去渐远，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逝在肃杀的视野后，他才肯转身回村。那时候大哥只有十三岁，买粮的村庄离外婆家有160里路。
对于这样来之不易的粮食，舅舅，舅妈并没有给与充分的重视。他们仿佛将外婆的无计划发扬光大了一般，在粮食刚买来时每天都吃到撑，有时候舅妈甚至都不耐烦将玉米磨碎，在农闲的时候喝点稀的，她还会用大碗将玉米粒端出去，在村子里换回几个杂粮馒头。计划好吃两个月的包谷往往半个月就吃光了，所以在每年分粮之前，如果妈妈不勒紧我们的裤袋给他们周济一些粮店买来的杂粮或让爸爸再去设法买玉米，他们就要饿肚子。年复一年的买粮救济终究不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而且当时黑市粮食也不是很好搞。筋疲力尽的父母几年下来怎么也包不住舅舅和舅妈这个家，后来他们终于不再面对这个家，由他们去了。
我们就是这个时候慢慢开始将柳家寨抛在了脑后。 回归柳家寨
一
外婆去世以后，在舅舅家的日子变的越来越没有章法，越来越穷时，我进入了上学，很快又加入了少先队，带上了红领巾，我渐渐远离了外婆家所在的村庄。那个时候我每年的寒暑假都忙着去比外婆家更远的另一个村庄，去给正值壮年被下放到只有油灯的小草房中的爸爸解闷。
随着我学识越来越多，心智也越来越发展，我越接近社会人群，越感到外婆，舅舅，舅妈彩云和那个村庄都好像是一桩古代的事。有一次在小学和同学们一起看一副雷锋和举着刀的地主婆在一起的宣传画，我觉得画面上的雷锋身板被画得太结实，脸色太红润，地主婆倒太枯瘦如祡，我对和我很要好的同学说，“这个画面上的地主婆看起来像我外婆村子里的贫农，雷锋倒像是吃的很饱家的人。”料不到的是，我的好朋友盯着我的眼睛看，好像不认识了我了一样，然后四处吆喝课间还在教室里的几个同学，“她说雷锋像地主，她说雷锋像地主。她还说地主婆像穷人。”接下来的那个下午对我来说太恐怖了，我像一只过街老鼠，被叽叽喳喳的同学们包围着，叱责着，唾弃着。我全身紧缩着，不敢乱动，生怕哪一个动作又激起一场恶战。
还有一次令我终生难忘的窘迫是我拉着瞎子舅舅在车站的路上被几个外班的男生碰到。第二天上学时已经心存忐忑的我刚走进学校，一群排着队守在门口的男生就开始嬉笑，狂喊，“昨天拉着的瞎子是你的谁？你不是在学雷锋吧？扯着个穷瞎子。”他们竟合起来一起喊， “拉着一个穷瞎子。” 然后四周都传出狂笑，女生们则围成了一个圈子，唧唧簇簇，指指弄弄……我就像大海中的一片菜叶。
我觉得外婆家的记忆和存在对于我和我的家简直就像一个黑洞黑锅。躲之不及。 二
我进入了学龄，开始上学，虽然学校里不像现在学习的风气那么浓，但我们开始与社会接轨了，我们飞奔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男孩子学着铁道卫士扒火车，走钢丝，上树，走房顶，女孩子跳皮筋，跳房子，在硕大的湖中学憋气游泳，大哥竟还洋化地迷上了小提琴。
大哥是受妈妈学校的一位带着眼镜非常文邹邹的美术老师的影响而走上拉提琴的道路的，当时因为大哥太痴迷提琴，经常为练琴忘记了打饭和打水，他那把心爱的琴被气急的妈妈一把抢过来摔在了地上，沉默的哥哥当时将摔坏的琴拣起来，默默地抚在怀里，接下来的两天他都没有言语，当妈妈发现那把摔坏的琴被哥哥小心翼翼地用胶水粘起来时，妈妈抚弄着哥哥和那把琴，掉下了眼泪，她没有和爸爸商量就领着哥哥去一个乐器店用28元钱为哥哥买了一把新琴。从此我们家有了音乐。十岁的哥哥开始了他勤奋地没人督促的练琴生涯。十四岁时已技艺超群，报考了很多文工团，差不多被每个录取，但由于成分问题，每次外调以后就告吹。
后来一个小城市新成立的文工团大义凛然地将他录取，15岁的哥哥坐上了乐队首席。这个时候二哥上学后和大院的朋友们扎堆玩城市里抢军帽，爬城墙，我在小学，戴上了红领巾，参加了文艺队，我们家的文化渐渐远离外婆的村里。由于大哥的原因，我们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甚至还有了一架蓝色的留声机，37元买的，深蓝色麻面的一个方匣子，在我们当时的大院里，它象征着文明。大哥虽然年纪还很小，但由于是首席提琴的关系，他结交了很多五花八门在社会上无所不能大朋友，哥哥被人崇拜着，这些各行各业的大人们带着自己的理想来到我们家所在的小院，源源不断地带来从图书馆借来了和朋友间收来的很多唱片，我记得唱机分为两速：78转和36转。我们将借来或被朋友送来的唱片一片一片地按小夜曲，交响曲，按年代和国家区分好，轻拿轻放地放在三屉桌的抽屉里，听唱片的时候通常都非常正式，大家挤坐在八平米的小房子里，开始的时候放唱片的人只能是我大哥或二哥，他们拿唱片时总会将小心翼翼表现的比较夸张，好像怕手指弄坏了唱片，像剔除一根鱼刺一样亮开兰花指，唱机终于被放在转盘上，当指针触放在唱片时，悦耳的音乐从其中流出，那种带有魔法的神奇让我们每个人的头皮都紧绷起来，大家宛如步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的音乐体验是从俄罗斯的卡梅林舞曲开始的，然后渐渐地进入了天鹅湖，冰上圆舞曲，那种轻盈和荡漾让每个人的身体不由得摆动起来，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很不好意思，知道自己骚动了，会很谦虚地再收回。我们认识了斯特劳斯，莫扎特，肖邦，舒曼，然后领略了圆舞曲，小夜曲的不同，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命运交响曲将一切引向了高潮，因为每个来介绍音乐的哥哥的大人朋友，有些还梳着大背头都说贝多芬是大大师，所以不是特别懂得音乐和人生的我们只能附庸，对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差不多在十年后上大学时才有了最初精神上的意会，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原来整日都在树上，房顶和土堆里游玩的孩子们觉得坐在留声机旁时，好像已经跻身于外国的宫廷，人显得高雅了许多。
我们胸中还同时有了派拉蒙，联合国这样的概念。年纪还不十分大的二哥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想：提着一个小黑皮箱，每天坐着飞机飞往各地。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联合国这个概念，但从未奢想过能坐着飞机周游世界，那时在各地飞已像如今登月球一样遥远。他将这个理想给我外婆家村里的舅舅们和邻居们讲时，他们都瞪大了眼睛专神地听着，但他们并不羡慕，因为联合国，还有提着皮箱到处飞对他们来说远没有一顿饱餐和一头猪来的实惠，他们最需要的吃饱，他们觉得吃白面馒头，不馋一点包谷面，而且一下子吃到饱，吃到撑，那才是最大的生活梦想。我们甚至鄙夷村里的人们了，这也包括我外婆和舅舅。肚子都非常饿，他们怎能安静下来享受音乐？我们和柳家寨的距离就这样越拉越远了。
后来我们的理想还由故乡城市转向北京，虽然那时我们还无从知道北京在未来的日子中怎样与我们瓜葛起来，甚至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前赴了美国，还有机会徜徉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肖邦的故居。小时候在我们7平米的小房间爬在桌前盯着留声机听圆舞曲，心想着联合国时，一切对我们来说，就是梦想。那时我们一点也不关心也无从关心这理想怎么实现，因为在学校都没有好好地学习，也不知道在多年以后还有大学上。那时候我们心中最远最大最好的地方就是北京，北京有金色的太阳，有毛主席。那时对北京的概念是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新闻简报上看来了。北京就是中南海，天安门，是鲜花的海洋，是欢欣鼓舞的人摇着铃鼓欢迎外宾的地方。
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不多，但每每去电影院，新闻简报是必不可少的，在那里我认识了动态的毛主席，看到了神秘的中南海，雄伟开阔的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带着奇诡帽子的西哈努克亲王和披着花袍的非洲领导人，每次看到北京迎接外宾的花海和人海，看到穿着白衬衣，花裙子，拿着铃鼓在机场或天安门广场欢迎外国人的北京红小兵，我心里总会掀起波涛，我向往着那个世界。
而现实中我们的生活是爸爸下放，妈妈整日在学校，她忙完学生，忙家里，忙完做饭，忙洗衣，夜深了才披衣伏案批改学生作业……妈妈蹲在煤球炉子旁用报纸扇炉子的下出风口和在洗衣板上搓衣服的身影变成了中年以后对童年生活回忆的剪影。放假时，外婆家仍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但那个在我们中年以后觉得非常有诗意的村庄对陆续上学以后的我们再没有儿时那么向往了。走向村寨的步伐在这个时候都慢了许多，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看外婆，外婆在舅舅眼瞎以后身体日渐衰颓，她常常咳嗽，咳嗽一阵紧似一阵，话都说不清，在我们八九岁，十几岁的年龄，身体蒸蒸日上，完全体会理解不了外婆的病痛，只是觉得外婆和这个日渐贫穷的家离我们的理想和追求都那么遥远，在小孩的心里，这里不再是一个向往的地方。我们顾不上外婆了。甚至在外婆住到城里我们家时，忙着自己世界的我们也没有对外婆给予更多的体贴和抚爱。我们爱外婆，只是那个年纪为什么对人间的一切都看的那么遥远，没有生死的概念，没有病痛折磨人的概念，没有同情和怜惜。有时间就跑到院子里，跑到大街上，成群结队，嘻嘻哈哈，流连忘返。
对外婆和舅舅家的那份令人心酸的思念和忏悔是在我们步入中年以后，当我们童年时的很多梦想在现实中一一实现以后，幼时记忆中那个荒凉村庄才卷土重来。外婆去世时的影像仿佛放在药水中渐渐清晰的底片：她孤寂地跪在只有一张烂席的土炕上，多少天没有进食进水已不得而知，对着寒冬吹打在窗户纸楞上的劲风，那时外婆家的窗楞上糊着的纸已所剩存无几，木楞上的烂纸被北风吹着，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已病入膏肓的外婆，已近没有气力哆嗦，她只能沉沉地喘息着，想她在城里的女儿及三个外孙，她最多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儿子，那个抱着树杖的瞎子不知在村外的何处要饭，腊月寒冬的，风中还夹杂着雪粒。外婆怎样咽下了她生命最后的一口气？ 三
柳家寨变成了我中年以后逃避繁杂世界的一派世外桃源。经过长久的挣扎和奋斗，当我终于在美国有了一份收入颇丰，常出入于波士顿城中华丽大厦的工作后，在夜晚温馨的台灯下，捧着一杯散发着浓烈巴西风情的咖啡，看着窗外圣诞华灯纷飞在波士顿的大雪中，那一片喧腾世界中的火树银花，令我开始那么强烈地想起起我外婆那四处透风的土屋，和穿着黑色棉袄柱着树杖乞讨的舅舅，还有我舅妈，她那硕大的脚走在土地上扬起的灰尘和她那宽阔，不失温暖的背，眼泪顺着面颊悄悄又肆无忌惮地淌进我的脖子……
二十多年了，我为什么就没有机会去探望他们。二十多年了，有时候即便心里知道他们在流浪，在乞讨，过着衣不裹肤的日子，心有时会因为他们这样存在而疼而不安，但在我进入中学，大学，追求理想和功利的日子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他们，对他们瞬间的想念旋即就不复存在了。这个时候我才扪心自问，“我们怎么会将他们就忘却了，一忘就是二十多年。”
从美国回来，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以后我再见到了我的舅妈。好像润土见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少爷一样，舅妈也惴惴的走上前来，她那很大的眼睛已深凹在眉骨与颧骨间。当我亲切地拉起她的手叫“舅妈”时，她吭哧着，声音有些发抖地答道，“你回来了。”她明显的在这个家里还为我们留着位置。
舅妈已经不习惯和我交谈，所以对话时显得那样局促不安，她脸上依然带着我非常熟悉的笑容，只是因为我的长大和对她意外的看望让她全身上下都显出我很不习惯的诚惶诚恐。她没有问我这些年去了哪里，对过去的日子闭口不谈，谈话有中止的时候，她会不安地站起来说，“让我给你煮两个荷包蛋去。”倒是我的瞎子舅舅表现得平静些，他会问我，“大棍现在干什么呢？二棍做什么呢？”舅舅还会问我，“美国好不好？美国真是每个人都一辆汽车？美国真有人说的那么好？”“不知道毛主席如果活过来会怎么想？”“不过，和美国建交还是在毛主席手里的事，那是1972年的事了吧？发的联合公报。”他有超然的记忆力。1972年差不多是他生活最贫穷，最艰难的日子，是他全面乞讨的年月。他竟然记得这个公报。
见到舅妈其实也没有多少内容可沟通，我们只是一起坐着，我现在已不用再翻起他们的板柜检查里面的玉米还能吃多久？我也不用去摸舅舅的棉袄里是否还有棉絮，其实当年我即便摸到就棉袄里已经很多地方没有了棉絮，成了一层空皮，也没有很多办法给他立即缝件新棉袄，因为妈妈手上也没有足够多的布票，也买不到棉花。想起这些，有时侯我都不能相信，我们怎能穷到了连一件棉袄都做不起？！然而毕竟时间过去的还不算遥远和冗长，即便在过了好日子以后，人们都变的特别健忘，可我对往昔眺望，还是不难看到我们那段令人心酸的日子。
和舅妈坐在一起，我们彼此已不习惯非常亲近，我甚至不能一直再握着舅妈的手，可是每次当我告别舅妈，知道要又行千里之外，不知多久才能再回来看望，当舅妈将我送到村口，我上车离去时，我们彼此的眼中都有盈盈的泪水聚集。这个时刻，我俩都回到了那遥远的岁月，那时候我扒在舅妈的背上…… 四
2009年的大年初二，舅妈和我们约好在三十多年没有造访过我家后第一次来到了我家。她自己来的，那一天的前夜下过大雪，天亮后虽然没有雪了，但大地一派纯白，阳光灿烂但五级大风呼呼地吹着。舅妈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开始担心时，看到了扒在窗户上敲击的她，她还不习惯用门铃。她很早就出门了，但是车的线路早都变化了很大，她坐过了站，然后又倒回来乘车，一来一去几个钟头就搭了进去。
妈妈已经痴呆，但她在看到舅妈的第一刻就平静地叫出了她的名字，好像她们昨天还见过面一样自然和习以为常。妈妈思维的混乱和带有滑稽成分完全没有组织的话语倒令舅妈自在了许多，她甚至还轻松地跟妈妈开玩笑，“我看你脑子真的是瓜了（傻了）。”
饭后我们三人坐在窗前灿烂的阳光中，妈妈坐在藤椅中拿着一小团毛线在织着不成形的裤带或绳子，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思维对真假的挣扎中踟蹰着与我们搭讪。舅妈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她竟然能放松下来将脚伸展，背靠在沙发上，令我极为欣慰。我问起舅妈过去的日子，我希望从她的点点滴滴回忆中我可以找到我舅舅沿街乞讨那个时候的细节，可是文盲的舅妈甚至比我还渐忘，任由我怎么启发，她讲出来的故事和我想象的都没什么不同。她只告诉我，舅舅就是柱着树杖四处走，那时人都穷，到饭馆要饭也很不容易。要到了舅就将饭拿回来，要不到了就回来睡觉，因为睡觉了就不会太饿了。舅妈说，“饿的睡不着的时间也有，但总比在外面跑还省力。”漫长的十几年，真不知他们在冰冷的炕上睡过多久。
我们的交谈中，妈妈时时从她的毛线手工中停下来呆呆地看看舅妈，“咱妈身体好没？”有时候她又像回到了几十年前还是那个能干的大姑子一样笑笑说，“你看彩云是不是变聪明了些？她还能成句的说话了。”舅妈盯看着妈妈，对她的思维混乱和真实的交织很不理解，但她俨然是一个有胸怀，有城府的人对妈妈所说的一切都非常谅解，她不去纠正。舅妈对我说，妈妈年轻的时候精干，聪明的很，有一年队里要买水管，家里没有钱，二外婆让她来城里找妈妈借钱。她来了，问你妈借三十块，你妈给了我四十。舅妈感慨地说，“人一辈子都会回往，会记住别人的好。”我眼前漂浮过阵阵风烟，我知道我很想知道的舅舅家在我们遗弃的几十 年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断线了，无从追踪。 令舅舅是一位纯粹的、透明的人！ 表妹
一
1975年，突然听亲戚们讲舅妈生了一个女儿。那一年我十一岁，我提着一斤白糖，一大包包谷面饸饹自己坐汽车，去看躺在炕上的舅妈和她的女儿。舅妈坐在土尘都开始飘落的炕上，木窗棱上的纸被风吹的哗啦哗啦响，家里的地面更加的凹凸不平，已是早春，可是房间里一阵阵的寒气袭来。表妹很白，不哭，她被包在一个颜色也看不出的布包袱中，身上光溜溜的，没有衣服。没有尿布，舅妈说炕上反正也没铺什么，土炕尿湿了，一会儿就又会干起。
舅舅这段时间已经全职要饭了，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到外面要饭去了，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包吃的东西。交给舅妈后，他就揣摸着上前来抱他的孩子，口里快乐地叫着“虹，虹，叫爸抱。”他早在孩子生下以前就起好了名字。村里有风言风语，说道舅舅舅妈结婚十几年了都没有孩子，孩子是谁的种在村子里引起了很多质疑。当然避不开瞎子舅的耳朵，每每听到，他都会跳起脚来骂，“不是我的娃是谁的娃？关你个屁事。娃生在我家就是我的娃。”
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大人所讲的事。后来渐渐长大，我曾站在舅舅的角度去揣测他的心理，不知他是否质疑过孩子的事实，或对这个事实有过怎样的反应。我知道的故事就是两年后舅妈又生了一个和大女儿长相不一样的二女儿。在一个屋顶可以看到天，门板都已破烂到极点已经不像门的家里，十几年来要饭的舅舅竟然一直都爱着，用最卑微和简单的方式抚养着两个生在他屋顶下的两个女儿。 二
表妹告诉我，舅舅虽然是个瞎子，但是会抱孩子，而且抱的很好。小时侯很冷的时候，他会把衣服褴褛的孩子放在他的怀里，其实他怀里也没有多少可以温暖的衣服；夏天很热的时候怕孩子出汗，和大人贴着难受，他就用一只手扶着孩子让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尽可能地不挨大人的身体，让风能吹进些。
在苦难中孩子长大了。后来年代好了，改革开放了，农村不再饿饭了，舅妈竟还开始做生意，在村口帮女儿卖起了猪头肉。再后来她两个女儿都陆续结婚了，小女儿还嫁给了城里的居民，她有了两个孙子，到了学龄，舅妈竟还送孩子去学校，放学时再去接，这些都是我始料不及的。
表妹还告诉我，她生孩子的那天，正好是北风呼号，雨雪纷飞。当时因为她的结婚未能得到我族亲的认可（在当地上门女婿要经过家族长辈的首肯），她和丈夫住在离家七里路的地方，路途上隔了很多条大马路，要过两个十字路口。可是瞎子舅舅竟在她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满身雪花，一头蒸汽地摸到了他们临时的家。
他那么高兴，抱那个才出生十天的宝宝时，他表现得非常谨慎，先把手在棉袄上擦了又擦，然后又将手在嘴上烘烤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接过他的外孙。表妹说舅舅笑得脸上好像开了花一样。可是平时特别爱大喊大叫的他却表现的很安静。后来他解释说因为他耳朵背，听不见别人的话，所以也习惯叫喊着说话，他说他怕吵到孩子。
在后来表妹被接受招了上门女婿住回家后，舅舅一直都是一个忠诚的抱孩子的，他虽然眼睛看不到，但他从来都不会把孩子磕磕碰碰了。
再后来，表妹夫掌管了家。精明又节省的他在几年内追随着大变的政策，将外婆留下的破到极点的土坯房建成了水泥房，后来加到了两层，然后又到了五层。舅舅过上了吃饱，穿暖的日子。然后好事不久，他就得了糖尿病加前列腺。很多从前想吃吃不起的东西可以买得起了却再也不能吃了。
房子盖多了以后，由于舅妈要看表妹的孩子，舅舅有了自己的单间，里面有一张带木床头的单人床，床边是一张木扶手的沙发，是我们家淘汰下来的，床的对面是一张破桌子，放着杂物。房间里有一个很小很高的窗，因为后面就是另外一家，村民们被允许盖房子了以后，恨不得所有的地方都占掉盖房，不惜在一些走廊要侧身走过。房间中央栓了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舅舅的衣服，充当柜子的作用。房间中央还挂了一盏灯，没有灯罩，灯吊在绳子上，瓦数很小，舅舅本来什么也看不见，要灯不要灯都一样。日夜陪伴着舅舅的就是一只小收音机，带天线和耳机，他还需要借助助听器。 三
虽然舅舅在世时留给我的记忆并不多，但想起舅舅可以让我的脑海中出现扑火的黄继光，和用生命之力牵着骏马的欧阳海，我没有看到过穿着草绿色军衣，举着语录的舅舅，这些我也都是在多年后听哥哥和亲戚们讲才知道的，但舅舅在我心中和英雄人物总是连在一起。
每个认识他的人都很肯定的说，只要有机会，舅舅一定会像邱少云一样毫不犹豫地去顶炸药包，会像王成一样用胸膛掩盖敌人的炮火。我想这也算他一生的一个安慰吧。
以他对新闻的领悟能力，我舅舅一定知道这个世界已发生的巨大变化。他说，“现在啥都有了，也能吃饱了。可是不挣气的我可的病什么也吃不成了。”但是我知道我舅舅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小时候住过的村庄和他工作过炮校中会有那么多如花一样的姑娘和现代化武装起来的小伙子们。他的女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拥有了舅舅叫做的“小卧车”，在舅舅的记忆中，那是只有在北京，在毛主席周围才可能有的东西，他万万也不会想到，大街上如今的车水马龙景象，他家一层的一面房子租给了一家美发亭，那旋转的霓虹灯和各式各样的烫头机器和品牌繁多的染发药水，舅舅一定是想象不出的。我开始想盲人的世界到底有多黑暗。
由于妈妈已经痴呆，舅舅去世的消息没有告诉他。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爸爸和大哥大嫂收到通知后即去舅舅家。在灵堂前，八十七岁的爸爸俯身看望冰棺中的舅舅时，一语哽咽，抽泣不止。他一定是想到了和妈妈刚开始恋爱时来家里见到的那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那时候他眼睛还没有瞎，器宇喧扬的，是一个站在时代前沿的前卫战士。他那股向上和激进的勇气与他生活的村庄与家庭都那么格格不入，非常的不般配，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执着和特立独行。爸爸记得舅舅工作以后回到家总是一股旋风似的，也总是穿着军队发的白色衬衣，黄色军裤，军用鞋，袖子永远都挽到上臂。他偶尔回到家，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忙着组织村里乡党和叔伯兄弟们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会叫大家围坐起来，然后他自己坐在一个和大家的位置很不同的位置，开始念语录。已经在教育厅工作的爸爸看着舅舅，觉得哭笑不得，但从来也不敢指出。
外婆在世时常骂舅舅是个混眼子。分不清你我。多年以后爸爸总结说，舅舅其实是有自己的信仰，他太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但由于他的知识水平太有局限，思维方式离社会人群都太远，以致于他走的太极端。
外婆去世后，我慢慢不大回外婆家了，我开始恐惧看到舅舅，因为他常常独自坐在一隅谁也不搭理，但是嘴和眼睛都不停地翻动着。有一次，我问妈妈，舅舅是否已经死了？妈妈诧异地看看我，“小孩乱讲什么。舅舅不是坐在那里，眼睛和嘴都在动吗？”是的，我看到舅舅的眼和嘴都在动，可是对于我这个小孩来说，舅那时已经死亡了。现在我才懂得，因为舅的生存已悲惨的近于死亡了。 死亡 -与舅舅的年代相关的记忆
一
我生命中见证的第一场死亡是在柳家寨，撒手人寰的人是我的二外公。在外婆家住的日子里，我最恐惧的一个人就是二外公：他很高大，总穿着很长的长褂，总板着脸，而且双手都留着很长的指甲。由于他去世时我只有四岁，所以对他的记忆大约就是我三岁多的那个夏季。我的脑海中，二外公没有穿过别的衣服，他总穿着黑色绸裤，麻鞋，牙黄色的无袖无领褂子挂在身上，很长。他好像永远都蹲坐在他家堂屋的穿堂道上，将头埋在两个手臂中，一双手抱在头上，长长的指甲露在外面。每次我穿过二外公家堂屋去后院的厕所时，都蹑手蹑脚，战战兢兢，经过他的面前时，我总想到故事中的鬼魔，神秘又恐怖，不吃不喝的。有时候旁边有人时，我会斗胆站在他前面静静地呆几分钟，想确认他是否还会动，是否已死去。隔很长一段时间，他会抬起一只手搔一搔他的光头，这时我全身会像击了凉水一样，激灵一下，然后手抚着胸口匆匆地跑开，跑出很远，到太阳底下时才敢再回头看他一眼：他依然坐在那里，又恢复了原样，头埋在手臂中。有时候伫立在阳光下的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刚才看到的是否是幻觉？”
二外公解放前是他们家的掌柜的，兄弟四人，他统管家里一切事：家里的一个粉坊，一个磨坊，两卦大车，四匹大马，两匹骡子。解放后被大家推选为大队支书，入了共产党，在村里树上挂着的大喇叭上常常讲话。社教运动时，他的家庭成分重新被划为地主，本人为地主分子，被开除了党籍，并免去了大队支书的职位。1964年以后开始被常带出去批斗。由于外公家从前待邻居乡党都不错，在轰轰烈烈的运动来临之前，阶级斗争的概念还没有那么深入人心时，村里的人们还非常淳朴，哥哥记得拉二外公出去批斗的人总是这样说话的，“支书，出去应个帽儿吧。不然我们交不了差事。”村里人也一直都没有改对二外公的身份直到他去世。
二外公是在一个炎炎夏日的正午断气的，断气时他蹲坐在他家的堂屋通道。死因：胃病。后来知道他是绝食导致胃疼，后来完全不能进食。我是在外婆上房的土地上玩蚂蚁时，听到了从后院传过的一声哭嚎，然后我看到小脚的外婆疾步从家里走出往后院奔去。我听到人们的吵杂声和哭声交错着，越来越大。外婆不一会儿走回家里吩咐舅妈领我出去玩，不要去后院。
直到傍晚我上厕所时，才又走到后院。我觉得原来鬼气的地方现在变得更阴森森了。二外公直挺挺地躺在卸下的门板上，他脸上盖着一条白手绢，身上盖着一个破床单，他的一双大脚露在外面，没有穿麻鞋，像石头雕刻一样让人觉得直挺挺，冷冰冰的。当时的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惘然不知其中的蕴含，只记得来人时从二外婆家窗户传出的阵阵悲声，我还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都是大人了还要哭。那一夜，我总是哆哆嗦嗦的，不论去什么地方我都要贴着外婆或挨着舅妈。
二外公去世的时候，队里是不允许埋葬人的。家里有用的东西在文革中都被红卫兵抄走了，连一张床板都没有。二外公是在夜里被装在从邻居家借来的棺材中抬出村的，在村外的一个土崖上挖出一个洞将他卷在一张破席子中放进洞里的（窑洞的形式）。把他用席子裹住抬进洞里后，再用碎转头块将洞口堵住，那时整块的砖头已经找不着了。那场葬礼很萧条，因为是深夜，而是比较秘密，所以参加的几个家人好像也不敢哭出声来。二哥参加了掩埋，后来还随二外公家的舅舅同样在深夜去烧纸。他说人们都不敢哭，因为红卫兵早都说了这个地主分子死有余辜。
几个月后在崖上玩耍的人跑来告诉二外婆，说埋二外公的洞被野狗翻开了，洞外有人骨。家里人赶忙去看，封洞的碎砖头都被拱倒了，洞里的二外公已经没有形状了，家里人将余下的骨头和衣物拣了拣，重新埋在地里。那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会变成骨头，这让幼年的我十分费解，同时毛骨悚然，我甚至不敢再走近那个崖所在的地方。很多很多年以后再想起二外公和二外婆时，“悲伤”才浮上了我的心头。我舅舅在那个时候已被炮校遣送回乡，但他在整个埋葬和再次掩埋尸骨的过程中始终游离在外，没有参加，他觉得国家不倡导埋人，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还批评烧纸行为是四旧，他坚定地说“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要立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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