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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科 发表于 2010-7-20 07:56

红岩悲歌

——追求解放的中共地下党人“解放后”之厄运
33.1  从中共南京地下党说起
33.2  “中共解放区”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33.3  海口市“解放后”第25名“幸存的烈士”
33.4  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者李炳泉的浩劫人生
33.5  赵宏才1957年开始的血泪人生
33.5.1  跳进陷阱
33.5.2  妻被株连家被毁
33.5.3  走进炼狱
33.5.4  “阶级斗争”
33.5.5  十年浩劫
    33.5.5.1  乞丐生涯
    33.5.5.2  再次劳改


文革前,有一部反映中共地下党人与当局斗争的小说《红岩》风靡“中共解放区”,书中塑造的中共地下党员许云峰、华子良、江姐等人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红岩儿女成为青年学生们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屈的英雄楷模。
外人有所不知的是,红岩儿女中的许多人“解放后”就开始遭受厄运,绵延至1976年毛泽东死亡之时仍然见不到结束的曙光。中共地下党人的厄运,根源在于过河拆桥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定下的十六字方针。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这个十六字方针,不是针对一时(限于“解放”初期)一地(限于南京市和其他刚刚“解放”的城市)的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打压、清除明显非毛泽东嫡系的中共党人在“解放后”政治舞台上势力的方针。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打压、清除明显非自己嫡系的其他力量已经表露无遗。

钟子曰:出自毛泽东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针,为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眼前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共地下党人“解放后”的命运定下了暗淡无光的灰黑底色——困厄人生、束缚人生、劫难人生。
33.1  从中共南京地下党说起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先从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中共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穆广仁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穆广仁,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 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 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
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33.2  “中共解放区”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一地么?不,“中共解放区”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福建是地下党的一个知名的重灾区。据《百年潮》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记述,项南1981年到福建的时候,发现大批“解放前”在复杂条件下坚持革命斗争的出生入死的闽浙赣、闽西南中共地下党同志,“解放后”蒙受冤屈长期没有得到平反,甚至到了1978年还把一批原闽中地下党负责人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三大冤案涉及一千多名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留在云南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郑伯克和各地地下党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反国民政府武装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在三年多时间里,在城市民主运动推动下,以大批大中学生为骨干,发展成为主力队伍5万多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的武装力量。他们的战斗活动遍及滇桂黔三省的147个县境,在当时大约两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来12块游击根据地,占领了91个县城。在云南境内的是60个完整的县份。“建国”后,在“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云南的地下党员和“边纵”人员,大都成为重点审查、斗争对象,被强加了许多污蔑不实之词,受到种种迫害,并且株连家属子女。只是在一个“反党集团”冤案中,定为“反党集团骨干”的省管干部就有158人,其中有地下党干部122人。此外还有大量从各地各级组织中“深挖”出来的“反党集团”的“钉子”“爪牙”……很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限制使用,开除公职,甚至长期关押,有的被迫害致死。
四川也是中共地下党被自己人迫害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中共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 ,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中共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中共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33.3  海口市“解放后”第25名“幸存的烈士”
1950年10月中旬的一天,被判为“反革命要犯”的张光明,就要绑赴法场处决。临刑前,为了在解放后的海口扩大镇压反革命的声势,要在海口大街上将死刑犯游行示众。只是天公作对,预报台风来临,不得不将示众行刑日期推迟两天。
两天的狂风骤雨之后,张光明的死期已届。上午八时,行刑队整装待发。就在这个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中共海南区党委收到一份发自南京市军管会的电报:“张光明为革命同志,要妥加保护。”于是,区党委给海南公安处打了个电话:“刀下留人!”
张光明是因参与被诬陷为“特务组织”的海口地下学联的领导工作而被捕的,并被宣判为海南解放后第一批镇压的“大反革命分子”。同案人符国戈在狱中患严重的肺结核大口咳血,被保释监外就医。张光明趁机塞给符国戈一张纸条,要他写信给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要求营救。南京的战友们得知张光明将被处决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份证明材料,通过南京市委组织部寄往海南,并催请南京市军管会先发个电报。于是,张光明得以“存活”下来。张光明说,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前,已经有24位海口地下学联的革命青年被处决,平反后均被追认为烈士;因此,他把自己列为第25名“幸存的烈士”。
33.4  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者李炳泉的浩劫人生
1948年冬,大量解放军部队兵临北平城下。李炳泉接受中国共产党交付的使命,以中共地下党代表的身份,去做守卫北平的国民革命军五十几万大军的统帅傅作义的工作,同他谈判,并带着他的代表与林彪、聂荣臻在前线举行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北平,这个千年古都和她拥有的一切,终得免于玉石俱焚的战火;她的二百万居民得以免于生灵涂炭。为此,当时林彪曾对李炳泉说:“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可是谁也不曾想到,这么一位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的人(当然,此非一人之功),竟然被诬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惨死于毛泽东时代。
李炳泉的夫人刘可兴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一生至死难忘的最恐怖的回忆。那些荒诞、残暴、道德沦丧的场景,每一忆及,仍觉心跳不止。
1966年8月中旬,刘可兴回到北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家门前——新华社皇亭子大院21号楼。出乎意外的是,大门敞开,门边墙上贴着长幅白纸,赫然写着“黑帮李炳泉”,名字上打上“X”。跨进客厅放下行李,劫后场景跃入眼帘:书橱大开,书籍满地,贝多芬的唱片被砸碎,收藏纪念品的柜子被洗劫一空……当发现自己的两只衣箱也被翻得底朝天时,刘可兴竟吓得目瞪口呆,好半天才迸出一句:“这不是抄家么?我们是敌人么?”李炳泉却平静地说:“这一年你在农村,跟不上形势了,需要赶快补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反修防修,应该响应号召,乐意接受考验才对。”
李炳泉当部主任的新华社外事部,已由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行使领导权。其成员由若干执行“革命”暴力的男女斗士组成。(外事部的革命造反派“成就显赫”。这个部一共32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2人,都是为共产党做过贡献的老共产党员。第一个死难者是丁德润。1968年秋的一次斗争会上,他被连打了几个耳光。丁弯腰捡眼镜时,又被踢倒在地。次日,丁德润跳楼自尽。第二个死难者是李炳泉,1970年5月2日被毒打致死。)
一天傍晚,李炳泉参加外事部的批斗会回到家,说已被勒令立即搬家,从21号楼“滚出去”。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因学校停课“闹革命”,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刘可兴在慌乱中急忙卷起铺盖,锁上衣箱,只把马列著作和鲁迅全集捆好,抓起碗筷,连同蜂窝煤炉塞进一只洗澡盆里——这就是他们家的全部财产了。留在房子里还有很多东西,如:《资治通鉴》,嘉庆胡开甲刻本,100册;《战国策》,黄丕烈刻本,嘉庆仿宋元版,5册;历代名家碑帖、字画,两个端砚……这些被贴上“封资修”标签的东西,只好舍弃了。夜深了,李炳泉找来一辆平板车,匆匆把家什堆上去。
李炳泉和新华社的“黑帮”们(新华社的领导成员)全都从宽大的21号楼被赶到皇亭子大院南侧尚在修建的简易平房里。一家一间,没有门窗,泥土地面,拉上一盏电灯,搬进两块铺板,就算他们的住所。房内水气腾腾,被褥都潮湿发霉。远近不懂事的孩子们向这些“牛鬼蛇神”的住所扔石头。
1967年初,李炳泉一家又被指定搬到甘家口宿舍。这是与别人合住的两间房的一间。一天晚上,寒风阵阵,李炳泉从新华社回来。他的罩衣被撕破,棉袄露出了棉花,步履蹒跚地走进屋里。刘可兴赶紧扶他坐在床上,发现他的腿被踢伤,血渍粘住棉毛裤。刘可兴用温水滋润后慢慢剥下来。原来,他在外事部的一次批斗会上遭到痛打。刘可兴气愤不过,李炳泉却说:“皮肉之苦不算什么,只要将来问题能弄清楚就好。”两个孩子气得鼓鼓的,李炳泉却说:“这是个别人不讲政策。你们不要出去说,影响不好。”李炳泉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虽遭暴打,仍不敢有怨言,使党员卑贱如奴的中共党性原则已经深入李炳泉的骨髓。
1967年初冬的一个深夜,李炳泉一瘸一拐地回到家来。他面颊青紫,眼球充血,一头倒在床上动弹不得。刘可兴意识到他又遭到毒打了。一问才知,新华社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批斗“历史反革命”李炳泉的大会。新华社社长、副社长等领导人到场陪斗。当他们这“一小撮黑帮”被造反派押进大礼堂时,一路拳打脚踢,到了台上,又补上几拳。“毛主席万岁”的呼声震耳欲聋。大会主持者声嘶力竭地宣布李炳泉的“滔天罪行”,并胡说这些“黑帮”是“阶级报复的主使者”。这时,一声喊打,“革命群众”猛扑上去,一顿拳脚交加。“黑帮”们被挟持着走向礼堂大门的通道时,造反派的英雄们又把他们团团围住,疯狂踢打,用皮鞋专踢他们的下身。他们本能地弯下腰来躲闪。于是,眼睛就成为皮鞋的目标了。直到次日清晨,李炳泉的眼睛看东西还是模糊不清,说是怕光,视野中有一条黑线晃动。刘可兴劝他到医院去就诊,他说请不下假来。他只好照旧到机关去,面临新一天捉摸不定的命运。
1968年4月,在甘家口住的新华社“黑帮”们又被勒令搬家,李炳泉家搬到皇亭子大院少年之家10号。事出有因,当时,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那些精力充沛的青少年,不免惹事。穆青的儿子拿了叔叔的一架照相机,约了李炳泉的儿子出去照相。他们在自己家门前嬉戏,无意中拍照了有“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背景的照片,因此被投入公安局拘押了四个月之久。新华社造反派大张旗鼓地批斗穆青和李炳泉,说他们指使孩子拍反革命照片,威胁了在钓鱼台居住的“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文革旗手”江青的安全。
少年之家10号,在一排坐南向北的平房之中。10号是一间过道,三面有门。
此后,李炳泉多次被关押在新华社内,接受专案组无止境的刑讯逼供。1968年11月起,他被“隔离审查”长达半年之久。
1969年2月初,春节刚过,专案组提审李炳泉。开场白是令李炳泉向毛主席表忠心,“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接着要他自我揭发反党言论,交待和老婆说过的“私房话”。当时李炳泉感到十分惊讶,解释说:“我自21岁入党,为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不怕敌人杀头。新中国成立后,正是革命胜利,人民扬眉吐气时,我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
李炳泉是中共“驯服工具论”的实践者。他根本想不到为了陷害他竟找到这个题目做文章。新一轮的审讯开始,专案人员首先进行“政策攻心”,杀气腾腾。然后出其不意,组长突然拿出一大卷稿纸,在李炳泉面前晃动,煞有介事地说:“我们有材料,你老婆已经揭发了你!”随即,打开稿纸高声朗诵起来。那稿纸上面罗织的罪行,令人毛骨悚然,俱是耸人听闻的“恶毒攻击”的尖端言论,涉及许多“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
李炳泉对所宣读的材料根本不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对妻子或任何人说过类似的话,他也相信妻子是个从不诬陷别人的人。但是专案组是代表英明伟大的党组织的呀。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他绝不曾想到,这是专案组人员事先编造好的、假冒他妻子“揭发检举”而编织的弥天大谎。他不明白,“文革”时的专案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暗无天日的一个镇压工具。他们生杀大权在握,刑讯逼供,为所欲为,把党纪、国法、人权踩在脚下,置人死地而绝无责任。
李炳泉在狂暴的叫骂声中,不知是否又一次被“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传统思维所导向,无可奈何地拿起笔,把刚才宣读的材料,做了一些追记。专案组按照预定方案,在对李炳泉进行突然袭击后,就进一步要挟李炳泉交待他老婆对他说了些什么,以便构成完整的“私房对话”。李炳泉这个老实人苦苦思索了一会,写道:她说孩子们不上学不好,学校应该上课;共产党员的家怎么还要抄呢?抄家是对敌人的;她不赞成大字报满天飞,太费浆糊;农民生病医生开了证明才能买二斤面。
这些话都是真实的,根本够不上什么反动言论。专案组串通河北师院造反派对刘可兴进行批判时,她如实认可。他们施压要刘可兴揭发李炳泉的反动言论,被坚决拒绝。为此,刘可兴被停止党籍,打入劳改队。
李炳泉的“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的案子,就此成为定局。
李炳泉在新华社关押了半年之后,196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专案组放他回到少年之家10号的家。那个睿智、锐敏的李炳泉已不复存在。过了两天,看他精神状态稍好了些,刘可兴就慢慢告诉他自己已被停止党籍,并拿出所写的材料的底稿给他看。他默默地翻阅着,眼泪奔涌而下,痛苦地呼喊:“苍天在上,这是什么事啊!”他强抑制着,终于,断断续续地说出那天专案组逼供“私房话”的经过。
专案组陷害忠良的罪行,使刘可兴怒不可遏。李炳泉逆来顺受的态度也使夫人气愤,不禁喊道:“你为什么向恶势力低头?”李炳泉平静地说:“他们都是同志,我没有办法。这不同于在敌人的法庭上。”刘可兴对李炳泉说,应该去找专案组,揭穿他们捏造假材料陷害无辜。“我要他们把材料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我的笔迹。”李炳泉困惑地说:“你这是与虎谋皮。”是呀,在那个豺狼当道的毛泽东时代,有谁听你的诉说?
1969年秋天,北京的高校实行战备疏散。刘可兴随河北师院迁校到宣化洋河南。这年春节,学校有12天的探亲假。1970年2月初,刘可兴回到少年之家10号的家。屋里透骨的冷,蜂窝煤早已烧完,找不到一口热水,一块馒头。夫人难以想象丈夫是怎样挨过严寒的冬天的。
12天一晃而过,刘可兴不得不回宣化。她的心撕裂般的疼痛。她希望伴丈夫度过难关,愿代他接受批斗,只要能减轻他的苦痛。但共产党所定的组织纪律难违,在泪眼模糊中与李炳泉分手。谁料这次分手竟成永诀!
1970年五一节有三天假。家在京津的老师们都回家了。刘可兴所在的中文系的干部赵某,却肆意刁难,不准她回家。5月3日晚,河北师院的军代表召她去,冷冷地通知:“新华社来了长途,说你男人5月2日自绝于人民,叫你回北京料理后事。”
如同猛击一棍,刘可兴在昏沉中被河北师院造反派拖上火车,天亮时到达北京。在河北师院留守处会同新华社的造反派张某,匆匆赶往八宝山。刘可兴茫然地走进停尸房,犹如梦游地狱,毛骨悚然。睁眼望去是一排排灵床上等待火化的尸体。
刘可兴在尸群中穿行,在焚尸炉前见到亲人李炳泉!真是不及黄泉无相见!李炳泉的遗体被扔在地上,撕破的蓝制服里露着撕破的毛背心,一只脚光着没有鞋子。他脸上惨不忍睹的伤痕,分明是击打的印记。他的双眼睁着,嘴巴微张。
眼前的情景已经有力地说明李炳泉被残酷迫害致死的遭遇。
刘可兴怒火中烧。问道:“为什么扔在地上?”回答是:“敌我矛盾不能用灵床。”又问:“什么时候发还骨灰?”回答是:“敌我矛盾不给骨灰。”
刘可兴愤怒,悲哀!望着李炳泉的遗体三鞠躬,告别了亲人。
第二天,新华社造反派和河北师院造反派合作,把刘可兴在皇亭子少年之家10号的房门撬开,强行将刘可兴和李炳泉仅有的几件行李扔到汽车上,送往河北师院留守处。从此,把李炳泉一家彻底、干净地从新华社扫地出门。
有关李炳泉在关押期间遭残酷迫害致死的真相,新华社军管领导讳莫如深。由专案组草拟、以军管组名义发给李炳泉孩子单位的公开信得以保存下来,它已成为揭示真相的铁证。该信把专案人员假刘可兴之名捏造的“私房话”,说成是李炳泉“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诽谤和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专案组“对李炳泉进行了政策攻心,促其坦白交待,低头认罪,重新做人”……这表明面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时候,李炳泉进行了抵制。公开信又说:“他的反革命立场十分顽固,与人民为敌到底……”分明是企图将李炳泉遭残酷迫害致死,说成他是自杀身亡,以逃避他们的罪责。后来有同志告诉刘可兴,李炳泉在死难前一天(五一节),曾要求回家,被专案人员无理刁难,并遭军代表甄某等殴打。曾任新华社代社长的王唯真后来对刘可兴说:“甄XX打炳泉手段卑鄙,不会有好下场!”经王唯真保存下来的李炳泉遇害时的一张现场照片,毒打伤痕累累,惨不忍睹。这是李炳泉遭暴力迫害致死的有力证明。
33.5  赵宏才1957年开始的血泪人生
赵宏才,又名赵洛生。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从那时候起,一直担任中大地下秘密组织新青社的领导骨干。1947年6月,在南京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中大地下党总支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苏友协工作时被打成右派,过了21年的非人生活——落到连哈巴狗都当不上,只能当个没人要的野狗的地步,落到连野狗也不如的癞皮狗的地步!
33.5.1  跳进陷阱
1957年初,中苏友好协会由副总干事林朗负责领导整风,赵宏才是整风办公室具体负责人。当时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号召大鸣大放。林朗指示赵宏才把毛泽东的话用自己的名义写成文章,在机关墙报上发表。赵宏才奉命写了三篇,题目是《闲话之一》、《闲话之二》、《闲话之三》。
赵宏才在《之一》里说:“要提倡说闲话,说心里话。”在《之二》里说:“党群之间有墙有沟,要拆墙填沟。”在《之三》里说:“过去励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为了改革连杀头都不怕,我们为帮助党整风,提点意见还怕报复吗?”
机关里所有的人,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说,是赵宏才鼓动他们大鸣大放向党进攻的,赵宏才是右派的头子!
批判大会开过,并没有马上宣布对赵宏才的定位。过了整整半年,到了1957年12月31日,机关突然开了一次大会,才宣布他是“右派”。“判决书”经过一再改写,一再加码。第一次的结论里有一句话,说机关里闹大民主,赵宏才能积极向组织反映,“这还是对的”,是部长当众肯定过的。第二次改写,把这句话删去了。第三次再改,却说机关里闹大民主,赵宏才是祸首,是主犯。原来,头两次把结论报上去,上边都打了回票,因为所列罪行不符合定右派的标准。与其他许多单位一样,赵宏才的“右派结论”是1958年3 月才定下来的。
33.5.2  妻被株连家被毁
    赵宏才被划成右派之后,怕株连年纪比自己小、共产党龄却比自己长的妻子,因此提出离婚。然而,她不同意。谈了多次,妻子不耐烦了,说:“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
她在她的学校里,一再遭到批判,大会上要她揭发检举赵宏才的反动思想言行。她无可揭发,只好挨批。人家用侮辱性话语,说她跟老虎睡觉,她只能默默忍受。作为一种惩罚,她总是被派去干重活儿。她一声不响地埋头苦干。结果脊椎严重挫裂,从此低烧不退,膀子抬不起,头也扛不动。看着她连穿衣服都抬不起手来,心里那滋味,就像有把刀子在赵宏才已经麻木的心脏割着划着。
为了治病,不得不把一点一点添置营造起来的家,自己亲手加以毁灭,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贱价卖掉。他们被从机关干部宿舍赶出来,搬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大冷天在冰冷阴湿的地上睡觉。
严冬时节,赵宏才被发配到渤海边上的唐山国营农场三分场劳动。妻子需要长期治疗,可是在北京举目无亲。她只好带着孩子去南京,投奔她姐姐家养病。
33.5.3  走进炼狱
赵宏才他们“劳动改造”的地方,是一个大国营农场的分场。平坦、辽阔,大片的盐碱地,看不见一棵树、一朵花。本地人说这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这个“劳改”队伍里,他们资格、年龄、性别各异,却都是中宣部下属单位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其中有不少名人,例如陈企霞、钟惦棐,等等。只有一个特殊的例外,就是有名的大作家、大记者萧乾。
杨建中说,他曾站在《人民日报》社的大楼顶上,想往下跳。但最终他没有跳下去,却朝这个低头认罪的深渊跳下去了。
什么是右派?毛泽东说:“他们是对党对人民有刻骨仇恨、搞阴谋诡计的、恶毒透顶的、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的,披着人皮包藏狼子野心的、善于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又是凶恶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理人。”只要你承认了自己是右派,你就是这样的人。这时,你就开始扮演一个可怜虫、癞皮狗的角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演,你就渐渐化入这个角色。
33.5.4  “阶级斗争”
在三分场,右派们被分别编到生产队里,队里每个小组都插进一个老右。他们和农场工人一起干活,一起住,一起生活。干了一段时间,要讲“阶级斗争”了,就开始批斗右派。
在批斗赵宏才的小组会上,那些平素和他一起干活、关系亲密的工人党团员,突然拉下脸来,像对待罪犯一样训斥着、侮辱着,要他交代来农场后的罪行。他们没有抓住或制造出赵宏才有什么反动表现,只好恶言恶语地空喊一通。他们似乎是演戏,这戏演得很拙劣。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非党团员工人却看不懂这戏,大惑不解地一再向批斗会的主持人说:他不是很好吗?犯了啥事了?我看他挺好的,没说的。
这时,生产队长来巡视了,主持人向他小声汇报,请示这戏怎样演下去。不料,队长却善意地看了看赵宏才,对组长说:“休息一下。休息后不开小组会,改开大组会,目标对准那个萧乾。”
萧乾老头,十分善良,谦虚、憨厚,他跟工人打成一片,相处密切。可是,他不是老党员、老革命,因此,这位可爱的长者就成为批斗右派的重点对象。
一天,总场的公安局长来了,召集老右们训话。他面孔铁青,横眉怒目,狠声恶气,拍打着桌子,痛训一顿。他骂老右们是“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他斥责老右们劳动表现恶劣,是“破罐子破摔,偷懒耍猾,抗拒改造。你们只有一条出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再不老实,那就抓起来判刑!”
局长在那里呵斥发威,赵宏才心里痛苦极了。我们流血牺牲夺来了政权,却在这个政权下落到这步田地,受尽凌辱、糟践。你只要跳下低头认罪的深渊,就会发现这深渊深得没底,就要身不由己地向深处坠落,坠落。落到连哈巴狗都当不上,只能当个没人要的野狗的地步,落到连野狗也不如的癞皮狗的地步!
33.5.5  十年浩劫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时任安徽省徽州专区农业专科学校副校长的摘帽右派赵宏才,当然是在劫难逃,而且是命中的大劫数。
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命令赵宏才跪下,向毛主席请罪。赵宏才说,“我这辈子没学过下跪。我是人,不是狗。”于是,暴徒们就用棍子、翻毛皮鞋对着他的两只脚后面的打弯处狠打狠踢,迫使他屈膝下跪。他忍着剧痛,努力把两脚伸向前方,从而跌坐在地,怒视着他们说:“看吧,我没有跪,我是坐在地上的。”暴徒们气极,一棍子把他打昏过去。
后来,赵宏才逃亡到上海浦东弟弟家躲避,以为这地方比较安全。不料,他们学校的造反派在一位教师的带领下居然找到了这里,要把赵宏才抓回原单位。他拒绝回去,说自己的财物都被你们抢光了,回去无法生活。他们不理,硬把赵宏才带走。
宏才跟着他们过了黄浦江渡口,在十六铺等公共汽车。车来了,车上挤满了人。他们跟在一群等车的旅客后面挤上了车,车门在咔哧声中开始困难地关门。就在这一瞬间,赵宏才扒开挤在门口的人,跳下车去,车门在他身后啪地一声关死了,成功摆脱了造反派。
学校的“支左”部队终于把两派捏在一起,成立了“革委会”。赵宏才以为局面会好些,就经合肥回到学校。
革委会把赵宏才囚禁在楼梯下的一个三角形的楼梯间。里面扔了许多杂物,老鼠日夜猖狂肆虐。只给他一个盆供其便溺,每天晚上在看守的监视下去厕所倒尿盆、解大便,并到食堂打回一天的饭和要喝的水。
一天,有人来“参观”。赵宏才听见他们在说:“俞时模也是关在像这样的屋子里,天天挨打,看样子就要死在里面了。”俞时模原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和赵宏才一样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下放到安徽歙县,当徽州师范学校名义上的副校长。俞时模确实死在那个黑牢里。
命不该绝的赵宏才,在一个月黑头的黄昏,再次“越狱”逃亡成功。沿公路向北,从芜湖过长江,坐火车到巢湖。既不能到南京去找妻子,有家不能归;也不能找老战友、老上级。只好当叫化子,流落荒野。
33.5.5.1  乞丐生涯
在讨饭生涯开始不久,赵宏才学会了一门手艺——用当地的水曲柳和紫穗槐的枝条编篮子,把编好的篮子拿到镇上卖掉,买两个油炸花卷,改善一下生活。
就这样,一路编篮子卖,一路讨饭。有的时候在路上,看见农民在地里干活,地边有人带着黑臂章,上面写着“地主”、“反革命”、“特务”之类,站在路边的长凳子上受罚。最可怖的一幕,是看见批斗死尸。墙上写着大标语:“地主阶级的残渣余孽某某死有余辜”。批斗的对象是一个小学教师,地主成分。他受不了批斗虐待而自杀了。造反派领着大家念毛主席语录之后,把那个自杀的老师的尸体抬上了台,两个带着口罩的造反派把死尸竖立在台前,几个造反派挥舞着“小红书”,对着尸体大声批斗。
有一天,赵宏才病重了,不愿意等死,拼命挪动双脚,走了两三小时才走到医院,经过医生检查、验血,确诊为伤寒。医生要他住院,可是赵宏才没有工作证和其他证明,革委会说不行。
走出医院门口,赵宏才就昏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从昏迷中苏醒,听见有人说话:“找张芦席把他裹起来,送到北边荒坟堆去。”另一个人说:“再等会儿,看样子还没咽气。”这时他才醒透,睁开眼睛,挣扎着爬了起来,离开了医院门口。走到附近一个公路的涵洞里躺下,在那儿吃药。
有一段时间,赵宏才在巢县、凤台、寿县一带编篮子、要饭。
33.5.5.2  再次劳改
    有一天,赵宏才看到报纸上强调:“对敌斗争要注意政策,不能搞体罚、辱骂,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
赵宏才回到原单位,的确不再打骂、关押了。可是当权者仍不放弃把赵宏才打成叛徒的决心。经地委批准,大会上宣布他是叛徒,交原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
多年劳改,赵宏才逐渐衰老,头发白了,病魔陆续找上身来。
忽然传来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还有好事,省委派了一位领导人到徽州兼任地委书记。他就是当年对赵宏才从国民政府监狱逃跑一事负责进行审查的人。于是问题迎刃而解,解除了劳改,恢复了自由。
赵宏才得到自由,就立即去南京和妻子见面。夫妻相抱,泪流千行。这时,两人合写了一首诗:
大难生分同命鸟,青春枉逝念余年。
不知悲痛心已碎,敢梦欢娱月再圆?
素志如钢经百炼,柔情似水洗千瘢。
今朝得见全躯返,泪雨滂沱尔我前。

景玉川 发表于 2010-7-21 07:24

这样的悲歌,在毛泽东时代,循环往复,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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