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周恩来之谜（自我批注本）
[font=黑体][size=3]【洪森按：《揭开周恩来之谜》写于1994年夏，刊发于当年第九期香港《信报》月刊，1996年曾因此文获邀参加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与中国民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文革三十年周年研讨会”并发表演讲。1998年本文首次发布于海外网络并被广泛转载，个别网站转载的时候，想当然给我冠上“中央党校吴洪森”的头衔。2000年国内文化先锋网站刊登了此文，不少网站都转贴了，2002年当局收紧对互联网的监管，此文被全部删除。真名网于2003年底创立后，为求生存，一直不敢张贴此文，但结果，真名网还是被逼成了海外网站，既然这样，我也就无所顾忌了。拙作发表后，有叫好的，也有质疑甚至反对的。其中包括我很敬重的前《大公报》总编罗孚先生。八十年代初他因间谍嫌疑，被软禁在北京长达十年，后证明是蒙冤，才被释放回香港。尽管他对中共专制满怀愤怒和怨恨，但对周恩来还是充满好感。95年我进入《香港联合报》任职《神州论坛》主笔兼中国新闻编辑时，他的长子罗海星也在《香港联合报》任职，罗海星是香港营救六四逃亡者“黄雀行动”的组织者之一，八九年十月被捕入狱，直至九一年，因英国首相梅杰访华之前的交涉，才得以保外就医。95年2月，我们初相识，他就详细询问了我是怎么写作《揭开周恩来之谜》的，然后告诉我，说他老爸对我这文章很反感，说中国领导人在海外华人心目中，就剩周恩来这么一个光辉形象，也被吴洪森搞臭了。说完，罗海星又补充了一句，说年纪大的没办法，他们某些观念很固执，只能慢慢来。我和罗海星都居住在香港美孚新村，《香港联合报》关门之后，也时有往来，八年后，2003年，他转告我，说他老爸叫他告诉我，看来吴洪森写周恩来写的是对的。
我之所以写出这段往事，是因为不少读者对《揭开周恩来之谜》的态度，和罗孚先生一样，经历了一个从抵触到认同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暴露出周恩来的真面目，我想这才是此文经得住时间考验，未在互联网消亡的原因。
我提起这段往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想借此向英年早逝的亡友罗海星表示我的哀悼。
罗海星在参与“黄雀行动”之前，是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北京代表，高官厚禄，然而良知和正义在他身上却是那么顽固和强烈，实属罕见。他出狱后，不仅香港所有中资机构不会雇佣他，凡和内地有生意往来的公司，也不敢雇佣他。他因此经常处于失业找不到工作的状态，曾经还一度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为弟弟打理生意。前后对比，很多人提起他都表示惋惜，言下之意，罗海星为了良知和正义，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否值得？在当今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不仅如此，得知罗海星患了血癌之后，我才知道他更大的代价，是在粤北坐牢期间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那所监狱的自来水受到地下放射性矿物污染，加上出狱后的长期压抑状态，是导致他患血癌的主要原因。
罗海星出生于1949年1月11日，殁于2010年1月14日。2月4日的葬礼上，前来悼唁的人称他是“真正的中国人。”
现在借助在真名网贴出此文之际，做了一些批注，以方括号标出。】[/size][/font] [b][font=黑体]揭开周恩来之谜（批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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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洪森
对周恩来的评价，大体有三种。一种是以中共为代表的“光辉论”；其次是周恩来富有人情味的各种故事；三是骂周恩来是个奴才，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低头哈腰。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在互相矛盾的证据面前都无法自圆其说。
试问持“光辉论”者，略微查查周的历史，建国之前，中共的错误路线，除了第一次陈独秀错误路线，他没来得及犯之外，尔后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周恩来不但次次有份，而且是主要执行者和领导人；再说建国之后，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哪一样历史罪恶没周恩来的份？他的光辉到底在哪儿？
至于“人情味”，更不值一驳。不错，周在生前死后，很成功地留下了富有人情味的道德形象，诸如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演员，和服务员讲话没有架子之类，这类故事大陆出版了厚厚几十本。我并不否认周有人情味的一面，可是同一个周恩来，在关键场合却不见他有过丝毫“人情味”，比如他曾亲自批示，以通敌叛国罪名，逮捕他的干女儿孙维世。绝世美人孙维世在牢中饱受折磨，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幺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周恩来这时的人情味到哪里去了？类似事例和周富有人情的表现几乎一样多，又该如何解释？
仅仅把周恩来看成一味向毛而摇尾乞怜的卑鄙懦弱小人，也同样与事实相抵触。周是一个毛在被百姓当作神崇拜时都扳他不倒的人，这股力量岂是靠拍马就能形成的？
周恩来确实是个大谜团。毛活着时无人敢怀疑他，死后不久，那神灵般的光环即消退，连普通百姓也认清了他的真面目；而周在世时，民众自以为了解他，可是随着他离世的年份愈长，引人怀疑之处就愈多。
有人认为，只有等周的档案开放之后，才能真正揭开周恩来之谜。我看未必。即使档案现在就开放，也还有个如何解释这些材料的见仁见智问题。再说，思想界不能因为材料不足，就放弃对历史人物评价的责任，尤其这一人物，对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巨大影响。
故此，本文依据所掌握的材料，试图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的解释。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
??? [font=黑体][size=3]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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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3]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返回，立即便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转正）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是中将。时年二十六岁。
周恩来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似乎从未见人对此提出疑问，因我们已习惯了他是一个伟大人物，将此视为理所当然。【[font=黑体]洪森按：当我把他作为伟人崇拜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番履历丝毫未产生怀疑，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开始怀疑他的时候，就产生了追问。1976年秋，我在被列为内部资料以油印本形式传翻译出版日本人写的《周恩来传》里找到了答案。将此油印本借给我看的是时任九江市委党校的单校长】[/font]可是翻查一下历史纪录，就不免令人疑云顿生：国民党方面，他毫无功绩，共产党方面虽然有些功绩，但也少得可怜。且看周恩来那段时期的历史：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南开中学建立了一个十来人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办过一份叫《向导》的杂志，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参加过南开学生话剧团（当时称文明戏），在其中扮演女性角色。五四运动中，组织过南开学生上街游行被捕，关押半年后释放去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任少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书记，二一年中共成立后转为中共旅欧支部书记，仅此而已。竟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官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有人将周飞速擢升解释为邓颖超的功劳，说邓颖超在周回国之前在中共党内地位比周恩来高，是她借助自己地位，为尚未回国的男友周旋安排。可是查查邓颖超的记录，她的功绩连周恩来都不如，邓颖超本人也是坐火箭高升的人。她既不漂亮又无家庭背景，不但自己爬得飞快，还捎带男友比她爬得更快，简直天方夜谭似的，她哪来这么大的能耐？
关健在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诺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便任命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size][size=3][font=黑体]。【洪森按：由此可见苏联对黄埔军校的人事权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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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周恩来和季米特诺夫的关系。他在法国虽然有留学之名无留学之实，可是却获得政治晋升的最佳捷径。第三国际解散，转变为世界共产党情报局后，季米特诺夫依然是主席，周恩来恰恰是中共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及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什么训，不就昭然若揭了吗[/size][size=3][font=黑体][b]？[/b]【洪森按：当时中共只有广东省委下设军事部和特高科】
[/font]他在黄埔军校成立前夕回国，绝非偶然。事实上，鲍罗廷早就知道第三国际要派一批受过训的中国同志回来，周带的推荐信，只是让他验明正身。
明白了这层关系，也就明白了邓颖超飞速擢升的原因。周恩来旅欧期间，若与国内新成立的共产党毫无联系，对他今后的发展及在党内的地位显然不利，邓颖超就担任起这一联络人角色，周则通过共产国际关系使邓颖超飞快上升，上升后的邓颖超又能给周进行更有效的活动。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中共的工具，而对中共来说，周是第三国际代表的代表。中共当时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就连中共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莫斯科和第三国际都负有培训各国共党干部的任务，这两家其实是一家，第三国际是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既是一家为何分作两处呢？这是斯大林基于外交上的考虑，如在本国境内训练外国人如何武装反叛他们的政府，会招惹外交麻烦。因此就把军事及特务培训，由第三国际在苏联境外实行，莫斯科则负责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培训。
如此，中共早期高级干部，基本上由三类成员组成：一类来自莫斯科读书班，如瞿秋白、王明等；另一类代表第三国际势力，也就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留欧生；第三类是毛泽东式的土生土长派。第一类人政治声望最高，以钦差大臣身份，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具有绝对权威。但这类人致命弱点是光杆司令，在党内没有从上到下的组织系统，党内出现分歧和残暴斗争时，这类人总是逃脱不了被牺牲的命运。后两类人虽然在声望上不如莫斯科派，但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是真正的实力派。
从人际关系上来看，周恩来表面上与莫斯科关系较疏远，他仅曾“路过”苏联，但实际上，他比直接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更接近苏共最高领导层，他是当时党内真正的“通天”人物。苏共让他少染些莫斯科色彩，只是为了减少外界注意，从而更方便地使用这把“工具”。
试想一下，若鲍罗廷直接把来自莫斯科的中共干部安插在黄埔军校，就是明目张胆操控孙中山国民政府军队，起用周恩来多少可起到一些掩人耳目、堵人囗舌的作用。如此，周恩来虽无莫斯科钦差之名，却尽得钦差之利。
现在我们可以归纳总结一下周恩来旅欧期间的成就：他除了成为季米特诺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一帮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郓代英（归国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州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难免有疏漏之处）。
第三、当时旅欧中国青年因政治见解不同，常为中国前途问题争执不休，甚至挥拳动手打起来，周恩来常扮演一个调停者、和事佬的角色，这就大大锻炼了他周旋于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外交才能。[/size] [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font=黑体]不倒翁之谜[/font][/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共大开杀戒，中共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在中共党内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了南昌起义。不久，毛泽东也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了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人马已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等。按苏联的见解，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手下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的做法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指挥，派陈毅去夺了毛泽东兵权，撤消其职务并逐出政治局。[/size][/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退转移，进行长征。[/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中共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博古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恩来半句。两天两夜会议争斗的结果，博古被迫交权。博古失败是因为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博古彻底垮台了，连同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是苏共操控中共，在人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败得最惨的一次。此后，苏共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人事上，都无法再完全操纵控制中共，军事上的连连失利搞垮了“老大哥”的威信。[/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同样犯了严重错误的周恩来却垮不了。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王稼祥也来自莫斯科读书班，手中无一兵一卒，这三人领导小组实际上是两人领导小组。[/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周恩来这次垮不了的原因，倒不全靠莫斯科的背景，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一起被蒋介石消灭。[/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其次，这支军队仍还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中断，领导层里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当时的士兵，对博古、周恩来之类老是领导他们打败仗的留洋派将领毫无信心，继续由他们做首领，士兵非逃光不可。队伍需要一个能鼓舞士气的首领。毛泽东曾在井冈山打过几次胜仗，这支队伍多数士兵又是在朱德、毛泽东任首领时招募来的，因此推举毛泽东任首领，可以重新凝聚这支败军。[/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可是当时的特定情势，却恰恰形成了一山必须容两虎的局面。[/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洪森按：关于遵义会议，还有一个说法是林彪派部队包围了会议，士兵们一边把枪栓拉的哗啦哗啦响，一边大声喊叫：“不开出个结果来，不许散会”。所谓开出个结果，就是恢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这是迫使周恩来在会上转舵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说法找到证据，那么遵义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串谋起来的一场政变。】[/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但胜利的奥秘并非像中共所宣扬吹嘘的那样完全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泽东确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重建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中共的图谋得逞。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让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说得好听一些是金蝉脱壳，问题在于这壳太大，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军当时在人数上比毛周的红一军要多得多，充作诱饵的红四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应是“金蝉脱身”，只是毛周在斩断此“身[/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font=Times New Roman]”[/font][/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时，并不会疼痛。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的名号。张国焘一介教授，在心狠手辣、阴谋诡计方面那搞得过这些市井无赖，最后一愤之下，投到蒋介石门下，在那里也没舒心日子过，一步错，步步错。[/size][/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color][/size][/font][/p][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但地下党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中共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但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但延安整风造成最大的恶果是毛泽东接过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囗号，把马克思基于经济需求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篡改为工农阶级的意识本身就最革命，从而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学习，这种篡改的实用目的就是为了从舆论上心理上打压党内周恩来的留洋派。在实力上不能打倒对方时，力求先在舆论上获胜，这是毛泽东的惯用伎俩。中共建国后，毛泽东为了巩固自身权位不断批判知识分子，给全民族带来空前的文化浩劫，最后引发文化大革命，正是这种权力斗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结果。[/color][/size][/font] [p=30, 2, left][size=12pt][font=黑体][color=#000000][b]刘少奇最恨谁？[/b][/color][/font][/size][/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斗争，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获得“解放[/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重新被起用？[/size][/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把文化大革命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根据前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的嫡系。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在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但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故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中共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中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象”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一些维护周的人士，试图把周与毛的冲突，看成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周曾为了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同毛作过真正的对抗和斗争。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象”的“伟人”，实际上是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如前所述，刘少奇在中共党内并无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令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地反毛，但是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已有数年，毛在文革前，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都被置之不理，表明刘、彭已不把毛放在眼里。大跃进失败之后，毛被迫在党内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极为直截了当地在大会上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size][/font][font=黑体][size=12pt]【洪森按：见之于文革期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 [/size][/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派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上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就只剩下林彪唯一的死党了，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size][/font][font=黑体][size=12pt]【洪森按：94年写下的这段文字，提出了对林彪事件的质疑】[/size][/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成了孤家寡人。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毛在庐山会议为显示自己头上不可动土，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恒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只剩八人），按照周、刘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胜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已达到和毛并驾齐驱地步。可惜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开始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一九六五年，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文，他们以为毛逐步被架空，而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他们低估了毛泽东。[/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６５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fon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color=#000000] [/color][/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color=#000000]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color][/font][/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洪森按：见之于文革期间出版的《读报手册》】[/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fon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color=#000000] [/color][/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毛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和民众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干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发动文化大革命（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亵渎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密令林彪把三十八军调入北京。对于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合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象专利只属刘周一派。[/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乎意料的反击和对手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得逞。[/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洪森按：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中共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当时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他不顾全大局，全国将更乱得不可收拾。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呜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还有什么大局可顾？[/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浴血奋战，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何者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民族的命运？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叛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那官僚小集团利益。周恩来的懦弱，毫无政治理想，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了搞垮刘少奇的胜利，但他并不善罢干休，毛认为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红卫兵联动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抛出周恩来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随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得以获释的材料，依共党纪律，凡被捕后发表脱党声明求得获释，便是叛徒。[/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时，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中狱中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这一有鼻有眼的叛徒材料，换作他人早被打入十八地狱了，但结果却是“联动”成员，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第二次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囗号，结果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即着名的武汉兵变和大闹怀仁堂事件），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以换取冲突平息。[/size][/font][font=黑体][size=12pt]【2007年在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披露，本来没戚本禹的事，因江青向毛报告戚本禹私下向李纳送《红楼梦》，有勾搭李纳的嫌疑，作为有妇之夫，居然背后有这种动作，毛泽东就顺手在抓捕王力、关锋的批示上，加上了戚本禹。】 [/size][/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第三次是批孔批《水浒》同样是以毛的退让失败而告终。[/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中共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的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在受审时己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第三次反周，毛已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也已出尽了，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个月，但他仍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而这场胜利又是那么短暂，周的势力没垮，最终取胜的仍是他。[/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然而，周恩来无论作为做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他真的胜利了吗？[/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暂且试举二例：一是六六年冬，毛躲在杭州遥控，江青在京，背地里唆使红卫兵冲进中南海，包围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二十四小时之久。周劝说红卫兵撤退无效，军方大怒，某军头调军向包围国务院的红卫兵开枪，用周的原话来说“死了很多人”（此一事件是周本人亲口向文革后来访的斯诺透露的）。毛闻讯后，不敢有所动作，反称红卫兵受反革命挑动，把围周事件的头头全部逮捕入狱。[/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其二即武汉兵变，更是著名，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锺汉华干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了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出面去平息事态。周把陈带到北京，当时虽解除了职务，可却是文革中最早平反解放的一人。由此可见，连陈再道这样一个军区司令公然对抗，毛都奈何他不得，遑论周恩来！[/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从毛在文革中数次扳不动他，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size][/font][font=黑体][size=12pt]【关于毛泽东要搞掉周恩来的证据，1983年上海《报刊文摘》在有关王海容的报道中，曾经披露了这样的故事：文革后，王海容被中央专案组隔离审查，反复审问要她交代文革后期迫害周恩来的罪行，王海容被逼急了，交出一盘录音带，里面录的是毛泽东1974年和她的谈话，在录音带里，毛泽东对她说，周公不是不批，而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还没觉悟，过早打倒周公，会引起全国大乱。专案组拿到这盘录音带，层层递交上去，交到叶剑英手里，叶剑英听完之后，交给邓小平。邓小平听完之后，说：“是这么回事，别再查了”。王海容拿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她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事的，加上邓小平指示别查了，专案组只好放王海容回家。】[/size][/font][/color][/p] [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b][font=黑体]周恩来的“演技”[/font][/b][/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洪森按：据现在资料披露，林彪在会上发言获得长达7分钟的热烈掌声是惹祸的根源，毛泽东看到台下与会人员穿军装的有三分之一，林彪在他们之中，威信太高，他意识到他死后，江青和张春桥是绝不可能坐稳江山的，下决心清除林彪势力。我怀疑，毛在庐山会议前可能大病过，对自己来日无多的焦虑，使他把清除林彪势力放在了首位。周恩来则趁势借刀杀人，把林彪干掉，把军权夺回来。证据是913事件的当晚，林彪吃过安眠药刚睡下20分钟，叶群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电话一打完，叶群赶紧叫上林立果，把睡梦中的林彪架起来就跑，慌乱得连帽子也来不及给林彪戴上。而林彪的卫士长居然不跟随首长，在车冲向大门口的时候跳车出来。这卫士长多半是周恩来安插在林彪身边的特务。因为中共的特工系统一直被周恩来牢牢掌握的。】[/size][/font][/p][p=30, 2, left][/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名曰周恩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取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以往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size][/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过节。当时更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中共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此篇谈尊重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表达心中不满，已成流行词汇。如今大陆人使用“官”这一词时已不觉有什么特别了。[/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的听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权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的。[/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囗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周是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为了巩固江青和张春桥的地位以及平息在军中不满，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和毛之间就没有缓冲地带，接下来就将是他和毛之间的直接斗争了。[/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也就是允许这份报告流传。[/size][/font][font=黑体][size=12pt]【洪森按：我于1973年看到过此文本的抄件】[/size][/font][font=Times New Roman] [/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已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苏联顾问李德和毛泽东、彭德怀一直争执不休，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我，得负主要责任，我请求党中央解除我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以谦谦君子形象遮盖自己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可是我们也不能说周毫无道德，当不会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真诚的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无人能辨别出来。[/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周恩来“人情味”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西安事变中，周表达了中共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想象，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介石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已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这就是周恩来！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周恩来还有一个形象是铁面无私。中共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亵渎了总理的职责，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宣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共为何把他投入狱中？显然中共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囗，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无权无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分明要置他于死地。[/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未伤乃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这才是真正的厚道呢）。被抛下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秦邦宪和苏联顾问，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刻，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子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才导致文革中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但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的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结论[/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近半个世纪，中共通过对舆论的彻底垄断，拼命自我吹嘘，自我美化，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有高尚的道德，高尚的情操。到如今，他们手中只剩下周恩来这一“光辉形象”。这个“光辉形象”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怀疑，以这样的形象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size][/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size=12pt]
[/size][/font][font=宋体][size=12pt]不充分揭露毛泽东的罪恶，中国的人性就不能真正觉醒；同样地，不抛弃周恩来这样的“道德楷模”，就难以激发中国人的道德勇气。[/size][/font][/color][/p][font=宋体][size=12pt][color=#000000]（原载香港〈〈信报月刊〉〉1994年第九期,2000年修订了个别词语，2010年7月11日增加了批注。）[/color][/size][/font] [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后记：[/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此文发表后，曾有数人质疑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事例全无出处。如今，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首先，就此文写作的时间而言，有些材料我如果当时就写出出处，当事人很可能因此而遭难，如今又过去了16年，当事人有的已经不在人世，有的即便在世，也早已退休。其次，我过去和现在一直没有学会为写文章而看书，看书只是一种生活习惯，或者为了搞清自己心中的疑问。就拿搞清楚周恩来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来说，长达十几年断断续续的书籍和材料阅读中，我只是边看边想，没有为此作过读书笔记。直到1987年，我觉得已经把问题搞清楚了，当时只是在朋友之间作为谈资，从来没想到写成文章，环境也不允许我写。后来因为出国，去了美国，又到了香港，使得我有条件查阅海外图书馆的资料，我发现，我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和看法，海外没有，这使我产生了写成文字的激情。我写作此文，很强烈的动机是警告那些喜欢作秀愚弄老百姓的政客，以周恩来那样的高级玩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面目都会被揭露出来，何况你们这些等而下之之辈？正如俗话所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久。如果此文能给读者提供一些借鉴，以及时识破政客的作秀和欺骗，那就是我最大的收获了。[/color][/size][/font][/p][p=30, 2, left][font=黑体][size=12pt][color=#000000]2010-7-11[/color][/size][/font][/p] 故周总理堪称最后的堡垒，敢向最后的堡垒开炮，不管怎么样在中国历史上将会留下一页！
周总理本来是我的偶像，读了先生的大作，让我有一个偶像失坠的痛心之感！ 最初知道站长的名字就是因为这篇文章，反正到了墙外，可以贴出来了。[em139] 怪不得，原来是成名之作！16年的岁月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 这篇文章我读过3遍以上，每次都有新的发现，很是认同吴老师的观点，更是佩服吴老师的洞察力。但是感觉“发表过一二篇思想简单幼稚的文章和几首貌似诗的诗”一句的措辞不太妥，文中并没有引用周的文章或者诗歌，毫无说服力，所以觉得是掺杂吴老师的个人情绪。如果文中能引用一首周的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会比较妥。 楼上说我没有引用周恩来五四时期的诗文，因此对周恩来诗文的批评没有说服力。这大概是年龄的差距造成的，周恩来去世后以及文革刚结束的时候，官方报刊杂志、电视广播对周恩来生平的宣传介绍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所以在我看来已经没必要引用了。我忘记了，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知道。
我在网上一检索，就翻出周恩来写于1919年，发表在《觉悟》创刊号上他写的诗，这首诗的题目是《死人的幸福》：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
死人的享福！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
1917年9月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春日偶成
其一
极目青郊外，
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
博浪踵相踪。
其二
樱花红陌上,
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
相思又一年。
[注]这两首诗作于1914年，作者时年16岁。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注]此诗曾发表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她
[注]此诗选自1978年3月人民日报社《周总理诗稿》 请楼上关注我刚才又补充了最后部分谈及林彪事件的按语。 内战时期,蒋身边的中共谍报人士都是由周所安排.这些人,如郭汝瑰,熊向辉提供的机密军事情报是蒋在战场上溃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周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贝利亚,安德罗波夫.这也可能是毛一直心存忌惮,而不敢冒然出手的原因吧.他不了解对手的水有多深.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
【洪森按：见之于文革期间出版的《读报手册》】
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在月台上见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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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李原书载:是一位跟随毛出行女友,其身份是一所幼儿园的阿姨.并未明确其为张玉凤.张玉凤的实际身份是毛专列列车员. 毛在这一时期女友甚多.究竟是谁似乎不好判断. 真的有万人坑事件啊？ 原来这篇文字有这样深邃的背景。
会做人，是我们民族评价人的标准。不论这个人做的事情背地里是怎样使坏的，也不论做的事情是不是理性的，只要表面光鲜。
等快乐的时候悠闲的日子，慢慢读来。现在不敢看，怕刺激。 我突然想问，有谁知道，那位写《总理遗言》的人，还建在吗？他看这篇文章一定很感慨。 报告冬娜，我在网上查到了两则相关资料，转贴如下：
1976隐秘往事 他伪造了总理遗言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权，此刻，一份“总理遗言”在民间手抄口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然而，遗言是伪造的，这个严肃的恶作剧，让多人卷入政治风暴，遭受无妄之灾。
遗言·传遍中国
不得不承认，人有时会偶然掉进一种诡异的时间漩涡，命运从此改变，自己却浑然不觉。比如1976年2月上旬的这个夜晚，我哥走进了蛐蛐儿家的阁楼，他完全不知道人生会被改写。
蛐蛐儿、阿斗、大耳朵等人都在那里，这是一群热血青年的私密聚会。我哥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议论时局。蛐蛐儿的父母是剑桥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家住着一幢带阁楼的三层楼房，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就成了这群小青年的秘密据点。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风雨欲来，蛐蛐儿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昏黄的灯光下，蛐蛐儿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说，你们看，这是总理的遗言，我抄来的。
众人围观。这份“总理遗言”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第二部分很长：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我哥二话没说，拿出纸笔便抄。其他人也赶忙抄起来，大家边抄边互相感叹：“和我们猜测得挺像。”这次聚会之后，他们忍不住把“总理遗言”拿给亲戚朋友看，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迅速传抄。在阴霾密布的1976年，许多人含着热泪反复诵读，对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愤恨，让这份“总理遗言”从杭州开始，越传越远，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几乎传遍中国。
没有人想到，“总理遗言”竟然是假的。
谎言·灾难降临
当全国人民都在传诵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反革命谣言”。公安部专门下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追查。追查令发出不到一周，蛐蛐儿就被抓获归案。
这实在是太过简单的案件，嫌疑人束手就擒，对案情供认不讳。可是恰恰因为太简单，有关方面根本不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一个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上级下令继续追查，一定要挖出幕后策划者。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一百瓦的大灯泡昼夜不休照着他的脑袋。公安轮番上阵，反复逼问蛐蛐儿一个问题：谁是“总理遗言”的真正制造者？蛐蛐儿崩溃了。他说了谎：“真正制造者是——袁中伟。”也就是我的哥哥。
很多年后，我问哥：你恨蛐蛐儿吗？他沉默良久，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毕竟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这群人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
历史无法假设，本应该成为诗人的蛐蛐儿，在说出了袁中伟这个名字后，为整个案件提供了“突破口”。当时中央高层斗争激烈，“四人帮”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对头。哥哥被捕后，我们家随即被抄，父亲虽然已在此前的运动中被打倒，这次仍然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我的姐姐晓燕，因为公安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阿胖当时正在和我姐姐谈朋友，问题在于，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而且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这样顺藤摸瓜，符合干部阶层“斗争需要”的人就越查越多，后来被关押的要犯达到十二人，涉及七个家庭,受此案牵连遭到审查者则不计其数。
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摧残了很多人的身体和意志。那晚参与传抄“总理遗言”的大耳朵，在狱中以为自己要被枪毙，绝望中摔破一面镜子，用玻璃片割腕自杀，所幸被警卫发现后救活。J伯父性格刚烈，被抓后越狱，结果被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距离心脏仅两厘米，险些没命。哥哥在狱中落下了肝病和肾病的病根，出狱几年后发作，数度病危，治疗长达六年时间才基本康复。
即便如此，哥哥依然对人说：我一点也不恨蛐蛐儿，他比我更惨。事实也确实如此，蛐蛐儿像是被命运戏弄，人生犹如过山车。
戏弄·命运起伏
“总理遗言”案的主要当事人虽遭大难，却都活着走出了牢房，这无疑得益于“四人帮”气数已尽。1977年11月，被羁押一年半之后，我哥和蛐蛐儿重获自由，各自回到原单位工作，此案其他入狱者也都已平反。大部分人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蛐蛐儿的故事却刚刚开始。
1977年11月3日出狱时，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是：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1979年12月7日，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公安部又给蛐蛐儿出具了“复查结论”：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销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从“严重政治错误”到“积极反对‘四人帮’”，公安部笔调一转，蛐蛐儿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先从车间调到了科室，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脱产当干部后，蛐蛐儿有了舞文弄墨的时间，他重新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才华，以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领奖后回到杭州，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成了热门的笔杆子，还经常得到省委宣传部长召见。不久后，蛐蛐儿又接受了作家杨匡满的采访，杨匡满据此写出了一篇当时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这篇文章让蛐蛐儿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荣誉、房子、级别，漂亮的女医生妻子。一连串的幸福，让三十出头儿的蛐蛐儿应接不暇。
只有我哥知道蛐蛐儿的秘密：他在狱中就染上了药瘾。原来，蛐蛐儿在牢房里被折磨得整夜失眠，精神近乎崩溃。看守他的警卫中有一个大眼睛女兵，明显对帅气的蛐蛐儿有好感。蛐蛐儿无意中对大眼睛说起自己睡不着，很难受。有一天，大眼睛偷偷塞给蛐蛐儿两颗安眠酮，蛐蛐儿吃了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之后，蛐蛐儿就不断向大眼睛索要安眠酮，剂量不断加大，产生了严重的药物依赖，普通人最多吃两颗，他却要吃五六颗。这样的药瘾，等同于吸毒。
长期的药瘾让蛐蛐儿行为古怪：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下突然摔倒，鼻青脸肿；他会梦游，有一次从报社办公室天窗翻进室内，第二天看着满地脚印，以为来过小偷，马上打电话报案。保卫科的人哭笑不得，让他脱下鞋来自己看，而他完全记不得自己做过什么。
药物对蛐蛐儿身体的损害，正在逐日加重。蛐蛐儿的妻子偷偷告诉我哥，因为害怕药瘾危害胎儿，她两次怀孕都打掉了，虽然她和蛐蛐儿都很喜欢孩子。
灾祸终于还是来临了。
1989年4月中旬的那个星期天，我哥至今忘不掉。那天他本想到丈母娘家吃饭，却因为看错了时间，出门太早，临时想拐去久违的蛐蛐儿家看看。一进门他就感觉气氛不对，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都在，却没见蛐蛐儿。刚想开口问，就听见里屋传出噗噗声响，哥哥朝里一瞅，大惊，只见蛐蛐儿躺在床上，正在大口吐血，床上地下鲜红一片。让哥哥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出奇地冷静。
蛐蛐儿爸爸说：“小旭没有胃病啊，怎么会吐血呢？”
蛐蛐儿妈妈说：“小旭从来没有病啊。”
我哥急了：“病这么重，怎么还不送医院！”
蛐蛐儿妻子幽幽地说了一句：“我明天要研究生考试。”
我哥拼命把蛐蛐儿背到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颅内溢血，手术在蛐蛐儿的脑袋上打了个洞，鲜血喷射出一米多高。由于积血严重压迫脑神经，蛐蛐儿就此落下残疾，时而清醒，时而痴呆。后来，妻子和蛐蛐儿离婚去了国外，他就孤独地呆在福利院里，每月拿一千多元病假工资，其中七八百要付给护工，剩下的再付房租、水电，捉襟见肘。
快乐·五十三岁
2006年12月26日，杭州一家“张生记”酒楼，蛐蛐儿在这里过他五十三岁的生日。三十年岁月如水，当年的风流才子，如今衰老臃肿，蜷缩在轮椅上，靠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护工照料生活。这天听说老朋友们要给他过生日，蛐蛐儿高兴得睡不着觉，提前一个小时就到酒楼等候了。晚饭时间，阿斗来了，大耳朵来了。还有，蛐蛐儿的前女友J也来了，她还带来了蛋糕和鲜花。我和J一起点菜。因为平日多有应酬，吃腻了大鱼大肉，我点的全是素菜和汤煲。J却点了东坡肉、叫花鸡。袁敏问：这么腻，谁吃啊？J说：他吃。他爱吃肉。
蛐蛐儿坐在轮椅上傻乐。
入座时，不约而同，大家让J坐在蛐蛐儿身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J脸红了，她看蛐蛐儿的目光里，也充满了温情。
吃过饭，蛋糕端上来，电灯关掉，烛光点亮，经历1976年风雨的这群中年人，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蛐蛐儿缓缓地说：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
J拿出一本红皮日记，上面有她当年抄下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首诗。J在烛光里站起身，轻轻地读道：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念完诗，J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慢慢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说过一句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尾声·仍有疑点
其实，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来龙去脉，我认为仍有不少历史疑点，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蛐蛐儿为什么要炮制一份“总理遗言”？对此，蛐蛐儿一直闭口不谈，真相也就无从得知。不过那次给蛐蛐儿过生日时，J说的一番话启发了我：陈姓公安说蛐蛐儿写“总理遗言”和J有关，是不是指1976年J和蛐蛐儿分手，让他受了刺激？失恋会让人冲动，以蛐蛐儿的个性，他可能会想做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也给J母亲选中的那个海军军官瞧瞧：我蛐蛐儿不是平庸之辈。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罢了。让时光再回到1976年2月5日，也就是蛐蛐儿拿出“总理遗言”的前几天，这群青年还在大耳朵家有过一次聚会。那天是正月初六，雪花翻飞，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是他插队的房东送的。青年们围火炉，烹狗肉，议时政，不亦乐乎。这次“狗肉聚会”，后来在公安部的审查中被定性为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谁也没有注意，那天蛐蛐儿是最晚到的，而且他进屋后眼圈通红，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喝闷酒。就是那天，J向蛐蛐儿提出了分手。因为J的母亲为女儿介绍了一位海军军官。在那个年代，军人的肩膀最可靠，蛐蛐儿没有任何资本同红领章红帽徽抗衡。
不过失恋这种事，在热衷争论国家民族命运的这群青年面前，实在不值一提。我哥哥记得，大家那天在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的话，总理遗言又会说些什么？我哥哥记起，听着众人的高谈阔论，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蛐蛐儿就是在那时上仔细听了大家的观点和猜测，他经过消化过滤，不动声色地构思出了“总理遗言”。对此蛐蛐儿并不否认，他曾对我说，当看到连你哥哥这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紧篡权，此刻，一份“总理遗言”在民间手抄口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然而，遗言是伪造的，这个严肃的恶作剧，让多人卷入政治风暴，遭受无妄之灾。
“总理遗言”的伪造者名叫李君旭，绰号“蛐蛐儿”，只是杭州某工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在风雨飘摇的1976年，他如何能掀起波及全国的政治风暴？他的命运又经历了怎样的起伏？资深出版人袁敏是当年“总理遗言”案的亲历者，她新近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为我们揭开了该案背后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总理遗言”案之风雨30年
2010年03月31日 作者：李诚 来源： 点击 次
1976年，一封横空出世的“周总理遗言”在全国人民手中传抄，后来查实这份“总理遗言”是一个23岁男青年模仿周总理语气炮制的。2010年1月，当事人之一的袁敏“重返1976”，出版《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当年被广泛传抄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有删节）——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重返1976
2009年12月26日，大耳朵去了蛐蛐儿在杭州的家，随行的，还有当年的一帮伙伴。
半身瘫痪，躺在病床上的蛐蛐儿一字一顿地问大耳朵，我躺在床上几年了？
大耳朵说，20年了。
蛐蛐儿又问，我爸呢？我妈呢？
大耳朵低声说，你爸去世十几年了，你妈什么时候走的我们都不知道。
身后，一群人陷入沉默……
这些人，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政治事件“总理遗言”案的主角：蛐蛐儿、大耳朵、瓜子、阿斗……
袁敏是涉案主角之一——瓜子的妹妹，现任《江南》杂志主编，刚出一本新书《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书中，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袁敏家人有关，当年因为“总理遗言”案，她哥哥、父亲、姐姐都被牵连，先后进了监狱。而写“遗言”的蛐蛐儿，因为现在说话困难，加上不想多谈，在书中声音微弱。
袁敏说：“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叫蛐蛐儿，只知道他大名李君旭。”
风流才子
至今，袁敏清晰记得父亲被抓后，办案人员到她家搜查的情景。
197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袁敏看到抄家者进屋，“一瞬间，恐惧从后脊梁蹿上来”。抄家极为仔细，甚至连花盆里的土都全倒出，用手把土坷垃捻碎。
当时袁敏还是杭州织锦厂的一名青年女工，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暗自猜度：这些人为什么抄家？这和上午父亲被“组织部的人喊去谈话”有什么关系？
一直到晚上，办案人员向袁敏和她母亲宣读了一份文件，袁敏记住了两个关键词——“总理遗言”和“保护性审查”，她这才大体弄明白，在外多日的哥哥已先期被抓，父亲和姐姐也被带走，都是因为伪造“总理遗言”案。国家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称这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
直到多年后，袁敏才知道，这场惊天大案的始作俑者，正是哥哥（绰号瓜子）的同班同学，也是他们的邻居蛐蛐儿。
蛐蛐儿，浙江缙云县人，1953年12月生于杭州。
袁敏印象中，蛐蛐儿一米八几，长得阳光帅气。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说话很有磁性，文采很好，是当时许多女生心中的“风流才子”。
不过，袁敏也记得，小时候的蛐蛐儿常常被同桌的女生欺负，她和哥哥瓜子常常嘲笑蛐蛐儿胆小。
当时蛐蛐儿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他的父母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回国后分别担任杭州第一医院的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家是三层楼，上面有一个小阁楼，是蛐蛐儿那群热血青年的“秘密据点”。
热血青年，即蛐蛐儿、杭州半山发电厂的瓜子、建设兵团的阿斗、农村插队的大耳朵等一大帮人。
一场狗肉聚会
由于当事人的沉默，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蛐蛐儿会写这份“总理遗言”。
袁敏曾搜集到了蛐蛐儿的“回忆录”，上面称，写“遗言”是“为了要和‘四人帮’唱反调，肯定邓小平”。袁敏问过蛐蛐儿，他却不承认“回忆录”是其所写。
一次，袁敏在给蛐蛐儿过生日时，他当年的前女友也过来了（1976年2月写“总理遗言”时，正值蛐蛐儿和女友分手），袁敏问写“遗言”的原因，是否因为失恋后，想一鸣惊人来证明自己，蛐蛐儿先是摇头，后沉默许久，点点头。
据袁敏书中透露，蛐蛐儿写的“遗言”内容，和伙伴们的一场“狗肉聚会”有关。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这帮热血青年在大耳朵家聚会，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同时也准备了几瓶酒，大家围着火炉议论时政。
一群人聊到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又会是什么时，一向表现亢奋的蛐蛐儿异常沉默。
几天后，这群热血青年在蛐蛐儿家的阁楼再次聚会，昏黄的灯光下，蛐蛐儿拿出两张薄薄的纸，说这是他抄来的“总理遗言”。
看似荒唐，当时却没人怀疑蛐蛐儿所说的真伪，所有人都拿出纸和笔，开始抄写。
毛主席与周总理在遵义会议上的谈话，由于不能乱编，蛐蛐儿加上一个括号：“此处文字原件不清”，这反而加强了“遗言”的“真实性”。
多年后，蛐蛐儿告诉袁敏，当他看到很有政治头脑的瓜子不问一字埋头抄写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手抄，是“文革”时最流行的一种传播方式。
几天后，“总理遗言”以这种形式，传遍了整个中国。
小弟，对不起
在那个特定的时局下，“总理遗言”对全国的影响，已毋庸置疑。
《重返1976》责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脚印回忆，她当时还在四川农村当知青，一听到总理有遗言，第一反应就是要抄下来，然后迅速再传给别人。
不过，抄写是有风险的，当时有关部门已经在查这位伪造“遗言”的人，不少人因为抄写被审查。
国家有关部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称这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
两个多月后，1976年5月5日，蛐蛐儿被抓获。
当时人证物证俱全，但在中央高层的一些领导看来，这件大事仅是一个23岁的小青年所为，有点“滑天下之大稽”——背后肯定有“黑手”。
疲劳审讯后，蛐蛐儿胡乱供出了瓜子，随即袁敏的姐姐也被抓，因为在其抽屉发现她男友的信，而她男友的父亲是浙江省委的领导，曾参加过周恩来的追悼会，并面见过邓颖超。
“黑手”终于“查明”，蛐蛐儿及其父亲，袁敏的哥哥、姐姐、父亲，袁敏姐姐男友及其父亲，一大串人被押送至北京。
杭州继续抓人，一些和案件有关的次要涉案人员，如大耳朵、蛐蛐儿女朋友的父亲等被关进杭州临安的天目山，他们的家属则被严格监视起来。
瓜子曾描述过关押他的牢房，是一个幽静美丽的院落，里面有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每间房的门上是被牛皮纸糊上的透明玻璃，上面留有观察孔，常常会突然冒出眼白多于眼珠的瞳孔，每次看到这样的瞳孔，瓜子全身就起鸡皮疙瘩。
更摧残人神经的是，每个房间的床头，都有100瓦的电灯泡，24小时照着，根本无法安心入睡。
蛐蛐儿的牢房也差不多，为此他之后一直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直至上瘾。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震感强烈，关押在此的犯人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
瓜子曾在一次放风间隙，看到墙角的砖壁上有行小字——“小弟，对不起！”
“小弟”正是瓜子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知道。瓜子这才知道，蛐蛐儿也被关押在这。
死 扣
18个月后的1977年11月，“四人帮”已倒台一年多，瓜子和这批“政治犯”被陆续放出。
1979年，蛐蛐儿被平反，他的人生轨迹，开始向“反抗‘四人帮’的英雄”发展。他从车间调到科室，在厂团委当干部，后来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
当上干部后，蛐蛐儿开始从事文学写作，他的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被当时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扬赞叹“这么年轻”。
蛐蛐儿前程阳光灿烂。他之后被调到浙江日报评论部，在报社炙手可热，甚至经常被中央领导接见。
袁敏描写过这时的蛐蛐儿：“他的心，他的眼睛，他的头脑不知不觉开始朝上，甚至朝上上了，对周围或者下面的一切他大多是忽略的，这样的忽略给他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蛐蛐儿和过去的伙伴已没有多少交往，1976年的事如同一座山，横在了他们之间。
蛐蛐儿曾找过瓜子一次。当时一位著名作家想采访当年的“总理遗言案”，蛐蛐儿想要瓜子接受采访，结果被淡然回绝。瓜子说，20年之内，都不会公开这件事，历史需要沉淀。
在只采到蛐蛐儿一人的情况下，文章还是发出。蛐蛐儿顿时成为明星，当上评论部副主任，不久又调任《东方青年》杂志主编。
不过，只有少数人知道，这时的蛐蛐儿已对安眠药上瘾，一次要用4粒甚至5粒，甚至到后来，他吃药仅仅是为了快感。而上瘾的结果，就是造成蛐蛐儿有很多怪异行为：突然摔倒、梦游、偷食人家的剩菜……他的妻子甚至都不敢要孩子。
1989年4月的一天，刚治愈肝炎的瓜子突然想去看看蛐蛐儿，结果看见惊人一幕——蛐蛐儿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吐血，而他的父母、妻子却出奇地冷静。
瓜子把蛐蛐儿背去医院，经抢救才捡了一条命。而瓜子精疲力竭，肝炎复发，在病床上一躺就是6年。
瓜子说，他和蛐蛐儿命中注定有个死扣难解难分。
几年后，蛐蛐儿住进福利院，半身瘫痪，表情木讷，活动迟缓，他的妻子早已和他离婚去了国外。
再之后，孑然一身的蛐蛐儿回到家中，住在一个不超过50平方米、夏天没有空调的旧居室里，陪伴他的，是一个50多岁的男护工。
袁敏曾问过瓜子，你恨过蛐蛐儿吗？瓜子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摘自1月7日《周末》 看完了，很是震动。感觉周建国后就会施点小恩小惠笼络人心，没见他办过大事。 诶！真的呀，《总理遗言》有这么波澜壮阔的故事啊！！
“阁楼”“狗肉聚会”“蜡烛”“北京牢房”雷死人！太好看了，读到j小姐阔别30年，在蛋糕与蜡烛前，为昔日的恋人朗读莱蒙托夫的诗时，感动得留下眼泪~~~。
世界上尾随偶像的千千万万，冒顶偶像的我只知道这一个，而揭穿这拥有千千万万粉丝的偶像也只有这篇《揭穿周恩来的迷（1984年版）》。
看来，《总理遗言》的作者还活着，可惜他已脑衰，看不了吴先生的此篇文章，我们无法听到他的感慨，遗憾~~。 关于总理遗言的故事，袁敏的《重返1976》写了很多，作者本人也是受到牵连的人员之一。 昨天只顾写感想，忘了谢谢吴先生转帖的关于《总理遗言》的故事，在此感谢！！
一并谢王先生的信息，有空我要好好看看《重返1976》。 尤其在知识分子当中，有这种看法的人甚多。 我家乡的箱子里，还保存了一份复写纸抄写的《总理遗嘱》，那时我在九江柴油机厂当工人，得到这份东西，激动不已，一直珍藏在箱底，几年前翻箱子还见过。 [quote]我家乡的箱子里，还保存了一份复写纸抄写的《总理遗嘱》，那时我在九江柴油机厂当工人，得到这份东西，激动 ...
[size=2][color=#999999]景玉川 发表于 2010-7-18 09:28[/color] [url=http://zmwbbs.com/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583141&ptid=114648][img]http://zmwbbs.com/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size][/quote]
真的呀~~！那可以不可以秀出来图片给我们开开眼界啊？！ 那要回家乡去找。印象中，其内容与吴站长写的差不多。 啊，是嘛！遗憾！
那么交代您家乡的人，不要丢掉哟，将来至少可以捐给中国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如果是蛐蛐儿写的，将来可以拍卖哟~~！ 谢谢忠告。可能不是蛐蛐写的，那时这类东西很多，人们都热情关心国家大事，乐于传抄这些，就象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样。 咦？《第二次握手》，也是周总理的故事吗？
周总理的传说好像很少呀。
正像景先生上面说的，那时人们都热情关心国家大事。我看了吴先生转帖的蛐蛐儿，瓜子，大耳朵们的故事，非常感动。我们这一代大大不如他们了。 现在网上出现好像颠覆周恩形象的文章,周总理生活作风会是如何呢?无儿无女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是比较悲惨啊. [b]回复 [url=http://www.zmwbbs.com/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587129&ptid=114648]34#[/url] [i]轻风起舞[/i] [/b]应该是的。我们民族是一个重视传宗接代的民族，所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他去世时不要自己的骨灰，有人说这是心胸广阔的表现，我认为这是内心悲哀的表现。虽说他被神话，但毕竟是人。也许他曾想过要自己的后代，其结果却是“一无所有”，怎不令人悲哀？ 先生此文历经十多二十年，可谓呕心呖血之作，也是破冰之作。它让世人知道一件事：“光辉形像”有多“光辉”，“道德楷模”有多“道德”。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会觉醒，到那时，光辉会腿色而道德会重塑。 周恩来和女人们 (第二章 )
作者：木子论坛 - 2000/10/14 13:04:40
使孙维世致死的逮捕令
至于周恩来本人和孙维世，由养父女关系发展成进一步的情人关系，也是从毛、孙逸闻中派生出来的──既然毛都可以染指，那么比毛更年轻英俊、恩义更深、更近水楼台的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插上一足，以构成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扣人心弦的悲剧情节？可惜的是，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来支持这一盛传是否属实。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乾草上。公认的说法是，她死于江青的迫害。但是，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出身、背景、关系都是相当当、硬邦邦的，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邓小平亦无瓜葛，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 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夥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 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 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需要特别予以澄清。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 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份，──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私生女”艾蓓的故事，似乎给人们解开这一历史的疑团，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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