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是“恶之花”
举国体制是“恶之花”李承鹏
1978年亚运会，一个美联社记者这样发出电文：“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有一个爱好，他们喜欢把别人前锋的球碰进自家大门，这个做法在他们国内也大行其道，他们叫这是关系球、人情球、政治球。曾经有支日本球队来华访问，中国球员频频照顾对手，这让日本球员不高兴，说——我们什么礼物都可以收，但这样的礼物不能收”……
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体育，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是用来对抗美帝苏修的，就连中国女排三连冠，也与当时正热播的《霍元甲》是一致的，中国女排是爱国主义教材，而不是体育。这样，作为举国体制必然部份的“中国足球”也将成为爱国主义或者某种泛政治的产物，到了1994年，首次职业联赛甲A就成为每个城市的长官手中的城市名片，它不能输，当一个副省长要求必须拿下全年十一个主场中的十个，俱乐部官员们必然去跟每一个对手做工作，很多时候成功做通工作——因为对手的长官也需要拿下更多的主场以达到城市名片的作用，这时候，名片就成为名骗了。
当时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大行其道。尾随其后的是国企、私企、掮客、黑道、红顶商人、御用记者，及至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有些城市甚至强行动用居委会老太太上看台助阵，助阵奖盒饭；包括去年国庆传出的中国队找博兹瓦纳国家队做工作，以一笔现金获取了比赛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正值60周年大庆期间，不能输。
当假球黑哨虚假比分拥有高尚的名义，它们都会得到行政部门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必须从回忆中寻找假赌黑的根源，当1994年亚足联通报中国国家队和辽宁队受贿打假球时，举国暴怒，纷纷谴责亚足联用心险恶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过隐秘斡旋，维拉潘闭嘴，一段巨大公案按下不表，也为即将开赛的职业足球埋下祸根。
这一年，中国的互联网首次跟世界接驳联通，足球却因为它的特殊性被保护起来，远远落后于时代，不仅记者包括普通老百姓也认为足球不过是一个游戏，当不得真，全然未能正视一个基本事实：职业足球根本不是运动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个拥有惊人利益的行业，正因其被保护而走向深渊，私欲横生，官商勾结。
不准说出真相，说出真相者必遭围攻。比如1995年“保卫成都”其实是一场假球，我也曾写过《全兴还有没有血》这样的文章，可是当1999年我在《手起刀不落》进行反思，所有全兴球迷却因为有人道出真相而怒斥，俱乐部断然封杀，这是十八次封杀中的某一次，还有一次就在2001年中国队靠抽出亚洲进军世界杯时，我的一篇《出线不代表一切》遭到全社会的批判，大家认为这破坏了盛宴，大家受不了这个，无论这是不是真话，南勇公然说：李承鹏不喜欢中国足球的胜利。
现在必须正视一个事实：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到底是怎么出线的，真是靠李宵鹏首开纪录，李玮峰头球救主，郝、范联手进球……吗。这涉及到国际体育组织间的内幕，但中国人应该承认，那不是一次光彩的出线，我们还在狂呼张吉龙是上帝。
在爱国主义和泛政治的掩护下，在举国体制的申张下，中国足球从此走上假赌黑的不归路，非常有尊严的样子。其实不止是足球，全运会上跳水金牌内定路人皆知，当记者询问国家体育局副局长肖天，他竟然连骂三个粗口，因为肖天根本不认为内定金牌有什么错，反而认为记者反动，居然质疑体育总局内定的合理性。
中国足球假赌黑不是个体行为，它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变异的蛋，全运会已成权运会，做假会，有些金牌已到了半公开标价的地步，这比足球联赛冠军做得还要刺激。我们不要独立的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本来是要消除国家、民族的隔阂，向自身挑战极限，可在中国被特色化了，最后竟成金钱交易的平台。
马家军从来都没有打破过真正的世界纪录，那些纪录那些冠军是吃药吃出来的，欺骗了国人很多年，可是那时互联网不发达，马家军其实就是周老虎。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