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退思
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
进谒 蒋主席于北平
十八年夏间， 蒋主席北上，我亲至北平进谒请训，此为我初次与 蒋主席会面，当时 蒋夫人亦同在。会谈之下，甚为欢洽。彼时阎百川亦在北平，曾数度会谈，关于党政军诸问题，皆曾论及。又曾会同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儒堂讨论过日俄外交上诸问题，拟定对中东路的方针。关于日方要求拟在内蒙增设两处领事馆以我国在韩增设两领事馆为交换，我坚决反对，得 蒋主席之同意，交换设领问题作罢。
抗俄之役
先是苏俄哈尔滨的总领事馆，共产党人在该馆秘集开会，经我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公署派警围捕，当场搜获阴谋文件，宣传共产主义，煽动破坏我国社会秩序，而参加之人，多系东省铁路的高级职员，此乃违反中俄、奉俄协议。我方将参加阴谋之人员逮捕看管，并封闭掩护共党潜伏之机构。俄方向我抗议，宣布绝交，双方布防，于十八年十月间，俄军侵入我国境，突向我防军进攻。先后有满洲里、同江、富锦、绥芬、呼伦等役。以呼伦、同江两役最为壮烈：呼伦则为韩斗瞻（光第）旅，英勇抗御两倍于彼之俄军，韩旅长及团长林郁文等死之；同江则为沈成章（鸿烈）所部之江防舰队与苏俄江防舰队冲突，曾将俄之旗舰击毁，逮其舰队司令，我陆战队亦有壮烈的牺牲。我遂由辽宁派遣两军前往增援。在此期间，日本方面，由日本公使馆须磨参事，曾表示日方欲出面调停，外交部征询我之意见，我立即反对，我认为这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此一调人比俄寇更为凶很（按：狠）。后经谈判，和平解决，俄军退出国境，东省铁路恢复原状，俄方撤回我方所逮捕之人员。
此一役也，暴露出我军事弱点，及全国不能团结对外的现象，促进日本野心军人，加紧侵略中国，造成九一八事变，缩短中日争端战争化之期间。（按：张氏抗俄之役搜捕哈尔滨苏俄领事馆，据张氏解释是学样父亲张作霖，在北京东交民巷搜捕李大钊之前例。崇父思想每见于行动而不自觉。至于收回中东路主权一战，则自以为东北军勇冠全国。军备武器更属佼佼者。触动苏联比日本易为，以一试牛刀心理，挑起中苏战事。迨至张将军发现苏联主帅为加伦将军[加伦曾任革命政府军事顾问]，始觉大祸已经造成，韩光第等死焉。张氏败后与苏联签定「伯力协议」时，东北派赴纵横捭阖之代表日后受到国民政府之指责，张学良将军对负责人蔡运升极为歉疚。《吕氏春秋》<长攻>：「其王念少，智寡才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后患」也乎？）
扩大会议之解决与石友三的叛变
十九年夏间汪兆铭同阎百川、冯焕章在北平招（按：召）开所谓扩大会议。屡次敦促我参加，曾先后派陈公博、傅作义、薛笃弼等同我商谈，并应允优越条件，而我都婉言拒绝，我之所渴望者是中国统一，不愿再启内战。迨至秋间，汪兆铭等在北平成立政府，与中央军事冲突扩大，我不愿再见中国分裂，进军关内，援助中央，我就任陆海空副司令之职。战争结束，阎百川下野，汪兆铭逃去。华北善后事宜，中央令我负责办理，此为又一棘手的任务。
晋军冯军以及其它各军，号称六十余万，虽有一部份在陇海、平汉在线，已遭解决，但大部份皆退集晋直境内。须整缩至少得裁汰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以上，当时腹案是：晋军编为四个军，计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宋哲元、石友三各编为一军；庞炳勋、孙殿英各编为一师。最难对付的为石友三、孙楚、孙殿英等人，幸赖宋明轩（哲元）、徐次宸（永昌）、傅宜生（作义）诸人，深明大体，从中协助，此番编缩，费时月余，终达到圆满的结果。
我于廿年夏间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归返北平后，突发肠伤寒症，卧病协和医院，经该院内科主任赫尔大夫（Dr. Hall）医治。我正在病重期间，石友三叛变。我彼时正在昏迷状态中，所有一切军事调动，乃由军政高级干部所组之委员会执行之。将辽宁防军除少数外，皆调入关内，参加对石战争。而晋军及其它军队未参与石变者，系由于徐次宸（永昌）、宋明轩（哲元）等之仰体时艰，老成持重。否则华北局面，必又是一番劫难也。后经刘经扶（峙）、商启予（震）率军夹击，将石友三解决。待我病状稍痊能坐起时，万寿山（福麟）方将石军叛变前后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知道。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
我伤寒症痊愈之后，身体极为衰弱，赫尔大夫建议，我须长期休养，彼并愿为我准备戒除嗜好。我甚同意，所以我未销假办公，仍住在协和医院，由医师护士照料，每天服药和注射，早晨时到公园各地散步，饮食一切，皆遵医生指定，晚间偶出观电影戏剧，以兹消遣，皆由两位护士陪同，随时照拂。（按：张氏与秘书二人，在南京贪食鲜樱桃，患染伤寒病，在协和医院治疗。石友三之变后，九一八事起，张将军仍在协和医院休养。平时外出散步，外出看电影听戏，皆有两位护士小姐陪同照料。因张氏不许护士着白色制服，穿戴如平时装束，引起外界纷纭传说，协和医院属美方经营，张氏为此被院方「请出」。）
一切非重大事件，一概不加过问，北平职务，由万福麟代为负责，东北职务由参谋长荣臻负责。万宝山以及中村事件，事前我毫不知悉。迨至日本军人利用中村事件，大肆宣传鼓动，东北宪兵司令陈介卿（兴亚）亲至协和医院报告，并请求我必须迅速处理此一案件，否则恐日本少壮军人，欲借口制造事端。我遂招（按：召）中村事件直接负责之团长关瑞玑亲加询问。关团长将该事实的经过，尽情告知，并请求可开军法会审，彼到时自己承罪，愿以一死与中村偿命，结束此案，以免扩大，而日方当无可借口矣。我嘱彼到宪兵司令部投案，以备向日方办理交涉。不久日本军部知我方有解决悬案决心，遂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关团长瑞玑由宪兵司令将其释放，以免落于日人之手。
我现欲在此处说一说，关瑞玑的爱国忠诚。当彼在内蒙防地捕获中村伪装为农学博士，实行调查内蒙兵要地理，搜出其日记地图等等，皆无关于农事者。中村不得已，承认其为日本陆军大尉。当时关团长与其部属会商，如何处理此一间谍要犯，因当时日本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我必须将犯人交还其本国处置，这自然彼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最重要的是，中村是详知内蒙古兵要地理的情形，我虽然将其日记地图没收，但彼仍能记忆。关等遂决心，将其秘密处死，由彼负责，不报知上峰，以免处置上困难。不幸被一蒙古人出卖，将中村被捕时的情形及中村在其家中的遗物，献之日方。而关团长到最后愿付出自己的生命，为我弱国外交上的羔羊，以免损失国家利益，而免发生重大事端。
日本野心家，先利用万宝山事件，再利用中村事件，在国内大肆煽动，以期鼓荡，欺骗日本民众，思以制造成侵华是正当之行动的观念。当我方已知此种情形：（一）我决定迅速解决中村这一案件。（二）我派汤尔和渡日，向日外相币原表示，我方欲寻求解决东北悬案之意图，币原甚表赞同，遂决定拟由中日政府远（按：选）派大员办理。（三）通令东北军政，凡事慎重，凡有日方挑衅之事，竭力避免，不可与其冲突对抗，以免扩大事端。此即为不抵抗命令，致为国人攻击我之口实。在此一问题上，我从未有过声述，因我想，知理明事之人，一见即知，不深明理之众，我又何必在个人问题上，哓哓何为。我曾在胡政之（霖）所办的「国闻周刊」上，看见有过对于我的一篇言论，大旨我略记如下：
「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辞，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但是如今我们，一提到不抵抗主义，可就会联想到张学良，张学良是这个主义的一个实行者。这个名词的出现，好相（按：像）是个新玩意儿，但是这主义的精神，早有牠（按：它）的历史渊源，具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武断的来说，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在民国十九年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不是抵抗了吗，闹了个损兵折将，大为失败，内外责言，这是促成张学良不抵抗决心之远因也。中东路事件给日本一个暗示，暴露了中国幼稚无能不团结。当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人高呼惩膺张学良，消灭东北政权。张学良本人自己也知道将会有事情发生，但是他总存有万一的心理『日本或者是不敢吧？』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觉着『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那时候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就是换作他人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也是十分之九的一样不抵抗。以过去的济南事件为证，凡是对付日本武装挑衅行为，不都是退让吗？我要是给张学良定谳的话，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 （按：张学良对胡政之所说：「他的罪过不在九一八的不抵抗，而是在其继续的不抵抗。」张氏对胡政之如此批评，至为心服。）
但今日思之，为了历史的眞实，我不可以再事隐默。我今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我的心情，和处置的经过。我先说，我在那个时代对于日本的理解，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军部虽有帷幄上奏之特权，但不经天皇批准、国会通过，是不能对外用兵的。有国际条约之约束，元老重臣之稳重，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从事煽动，如果我方不给以可乘的借口，不跟他武装冲突，那是不会发生军事问题的。
这是我对于九一八近年时的日本少壮军人的嚣张和日本当时之政情，未能随时彻底研究注意，仅根据旧日对日本之理解。此乃是我的重大的错误。
我再说我当时在情理上，对日本的判断。我想虽然日本少壮军人们浮动浅识，但仍有其重臣元老。如日本无故对中国发动战争，以军事占领中国土地，蛮横侵略，凡有深远眼光的人，会明白将来的结果，对日本不会有利的。他们负责的人，安能见不到这一点吗？我对于这一观察，虽然是错了——而日本终于不顾一切，发动蛮横的侵略的战事。但至最后，日本终自食其惨痛的结果，这一点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错。
上述是我当时对日本方面之判断。同时迷信条约神圣、错估国联的制裁力量。诚然是，当时我料其不敢，在利害观点上，我更料其不能。当时我是认为国际可以解决争端的。基于这些心理，所以我自始至终，竭力避免事端扩大，以期易于解决，遵守国联的警告。我佩服国闻周刊的言论，他说到了我内心的隐情。
日本军人，内乘我正卧病于协和医院，张辅忱奔丧锦州，万寿山在北平给我代理职务，东北长官皆不在职。外则长江水灾，粤变，和共匪猖獗。发动九一八事变。该夜我同英国驻华公使蓝博森爵士，在第一舞台观剧，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结集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通话之时，电话中断。因恐迩后连络断绝，遂用无线电令，荣臻、臧士（按：式）毅二人全权负责处理一切。并屡询情况的变化，到半夜二时许，无线电台被破坏，整个通讯中断矣。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仅允转达其驻京公使而已。我对于沈阳情况，十分焦虑，遂利用长途电话令新民县知事魏鉴，设法向沈阳连络，随时向我报告。
我利用此时机，一述多年来外间对我误传有关九一八的一段小插曲——胡媟（按：蝶）女士的故事也。其它我不必多说，我在该当时，适在病后，病体尚未复元，散步行走过久都不能成，又安能狂舞乎？幸此胡蝶女士尚在人间，如有好事者，可以向她质询。我同胡女士不但谈不到热恋，我同她从未有过一面之缘。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抱歉得很，徒空受艳福之名也！因之，我常推想到，历史上有些不合情理的记载，多恐有失眞实。所谓捉风扑影，我同胡媟（按：蝶）之流言，是连风影都说不到，会传的相（按：像）眞事的一般，不论将来百年之后，就是当事人皆生在的今日，有些人确认为是眞实。「曾参杀人」，流言可畏也！共产党善会利用谣言攻势，来动摇我内部人心，我们不可认为流言无关，忽视之而不加以警惕也！
事变之后，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认为条约神圣，国际正义存在，对于日本这种侵略的行为，必当仗义执言。遂信赖国联，而不同日本直接交涉，以免损失权利，所以币原所提之五项原则，拒不接受。对于日军行动，听从国联劝告，竭力取容忍方针，静待国联解决。但使我最痛心者，是当时全国不但未能团结一致对外，反而利用外交问题，发动政争，以逞私愤。在中央迫 蒋主席下野，改组为不伦不类的政府，成为一国三公。孙哲生、汪兆铭相继为行政院长，而又负不起责任，如锦州山海关问题发生时，凡有请示，则皆答为，相机处理或善为处理。在地方，山东韩、刘火并，四川二刘对垒，粤则二陈相战，贵州毛犹（按：酋）之争。我触目伤心，心灰意冷。
汪兆铭于廿一年夏间偕宋子文、李济琛莅平，见面之后，出示 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有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绝（按：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日：「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王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 蒋委员长的意思， 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眞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汪呈不悦之色，乃言曰：「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亲来同你商量，那末同蒋委员长的命令，又有什么分别哪？」我说：「命令是命令，我服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命令，那是我军人的职份。至于命令所作的事，我只是执行，我不负道� x上的责任。商谈是商谈，我不计较什么行政院长的身份，为了政治上的利益而牺牲我部属的生命，我良心上是作不下去，我决不敢苟同。请汪先生你要原谅我的。」此一会儿，遂不欢无结果而散，汪兆铭返回南京。导致因热河问题，发生汪院长通电请我同他共同下野。我立即辞职，经华北诸将领坚决的挽留，而政府亦未允准。此事的发生，在华北引起数端不良之后果：使东北军将领，不分皂白，对中央人员，发生误会，使我处于其间，很是为难。在热河的问题上，亦受了相当的影响。（按：张学良引咎辞职，北方将领联名愿与其共进退。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特任张以全权代表委员长名义，代蒋处理一切，仍留北平。厚爱之。有关汪、张之争，见《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页六十六—六十九。）
热河失陷我之去职
热河本为我方接济东北义勇军唯一之陆地路线。自东北沦陷以隆，各地义勇军之活动，使日方深为困扰。国联调查团之李顿爵士，曾深为注意此一问题，认为此乃眞正中国民意，不承认伪满洲国的表现。说到热河问题，我也甚为感慨。汤玉麟乃我父亲的旧部，亦系我之长辈，其为人粗野贪昏，我执政东北，即谋将其调换。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屡次失职，方欲将其调动，每因有他事发生，致以延迟；（二）他为我的父执之辈，我得设法给他筹划一个下台的体面；（三）必须顾虑到他不服从，准备使用武力。致使他久祸热河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实觉对热河的父老，深为咎歉。迨至九一八之后，汤之态度，更形暧味，我决心将其撤换，但必须顾及到投鼠忌器，得布置周密。拟派商启予率军进入热河，取而代之。彼时孙哲生的代表何遂，在汤处大事活动，希图拉拢汤之武力，而为汤撑腰。汤为何还发表一有名无实的军长名义，互相表里。致商启予入热之议未得实行。有一度热河情况吃紧，汤派其秘书长谈国桓来平求助。我乃利用此机会，设法将其调动。曾在北平政务会让席上，公推李石曾先生赴京说明热河紧急情形，向政府请求款项。不意，汪院长兆铭，大发雷霆，通电促� 蚁乱埃?率篃岷订栴}，整个停顿。迨至日本向阜新开始进军，汤既不布防，将其军队皆集结于古北口承德间，暗中表示，不许我军通过承德。我当时若以武力解决汤玉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不幸同他发生冲突，或如汤投向伪满，不但有利于日本方面，而外患如斯，自相操戈，诚贻笑中外，我心中的隐情，不能对外人道及。但又不能坐视日军长驱直入，遂令万福麟军出喜峰口，避过承德，转道由平泉向凌源布防，给养补充，皆由此一路线补给，发生许多困难迟滞。奉军布防尚未完成，日军来攻，情况危急求援。我遂令宋哲元军进援，但仍由喜峰口行进，致宋明轩及其部下曾对我发生误会，谓为何不由承德行进，而侧敌走此崎岖路线。我不得已秘向宋明轩说明内中隐情，请其切勿公开。宋明轩深体我之苦衷，立即向喜峰口进援，但其部属始终仍多愤愤不平。
方热河吃紧之际，中央已看明汤玉麟的态度。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曾会同我亲至承德，希望促汤觉悟。汤虽口中承诺布防，但始终未向前调动一兵一卒。迨至奉军危急，我请求服丧之张辅忱墨绖从军，我思以旧日的老关系，张辅忱或可对汤有所周旋。但张进至古北口，汤以前方情况危急，阻其前往，致张未能到达承德，不二日而承德已失陷矣。（按：日军以一百余士兵、战车十一辆，于三月四日从容进入承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失踪。见《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页六十九。）
热河汤玉麟的问题，虽然有何遂、汪兆铭之困扰，但我不能委过于人。此一问题，是我上对国家、下对热河人民，一件重大的过失。我早知汤玉麟昏聩贪悍，虽屡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当机立断，致延至九一八以后，为投鼠忌器，无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作也。
当前方战事吃紧之际，中央派何敬之（应钦）奉第二、第廿五师增援北上，抵平之时，承德已失陷矣。我谒见蒋委员长于平汉路某车站，请训之下，我决定去职。连夜返平，将职务交付何敬之，我未与任何部属会面，仅留一亲笔长函恳切告诫，翌日即离平赴沪。我之不肯同僚属会面的原因是，恐彼等又效上年坚决挽留种种举措，致彼我等诸多不便。我速离平，俾继任者易于指挥和处理一切。（按：张自称火车上与蒋委员长、宋子文之谈话，外间传说纷纭如亲见目睹，使张氏为之大笑，认为是共产党为我解脱之说法。至于坚持张学良之毒瘾已到非戒除不可，乃由端纳先去上海，进行安排米勒医生断除张氏毒瘾。动议者是谁已很明显。米勒医生《自述稿》英文未出版之前，字里行间更可为左证。张氏陷东北三千万人民于日敌之手，蒋氏无功而赏，有罪不罚。坚持戒毒后，去欧避风。难怪张氏崇敬蒋氏一如恋父心怀。日后吊蒋挽联有「情同父子」之句，应无伪饰。）
关于九一八事变，时至今日，使我发生之感想：负政治责任者，必须具有沉敏远大的心怀和眼光，能一叶知秋，见几烛照。我当时未能测知国联之无能，条约之无效，日本军人如斯之跋扈，元老重臣亦不能如昔日可以约束军人。在欧美方面，当时执政者，以事不关己，取隔岸观火态度。迨国联的纸老虎被揭穿，国际条约被撕破，莫索里尼、希特勒相继的侵略行动，后果是引起世界大战，自身遭殃。美国更未能预料到，日本就是它的正面敌人，轰击北大营会跟轰炸珍珠港是一系列的事。往事已矣，前科可鉴！今日世界的红色侵略问题，尚存许多负责的政治人们，仍存当年对付日本的苟安心情，犹不知徙薪曲突，必将致仍贻毁灭大祸。为天下苍生计，极愿我言之不中也。
◆ ◆ ◆ 内容完 ◆ ◆ ◆
上刊《九一八事变退思》，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公元2002年第1版之《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着》（台北： 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各节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我敢武断的来说，假如东北负责当局不是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任何人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
这句确实武断了……也就是张学良这个十足的废物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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