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依稀
参加征文，不过算不上是家史，谈个人史片断总可以吧？往事依稀
一 搬到城里去住
1956年夏天，我的大姐从谢桥中心小学毕业了，但没考上中学，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不读书能做什么，总不能就待在家里做家务事吧？当时伯父家里的一个二女儿已在城里的县立中学读书，父亲一直很羡慕，一心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考上县城的中学。现在自己的女儿没考上，而镇上又没有中学，要复读也不能，怎么办？打听下来，县城里有初中补习班，专为高小毕业而没能考上中学的学生开设，进去读书跟读正规中学一样，不过名气不大好听而已。但补习班是没有寄宿条件的，它只收城里的学生。
父母发愁了，怎么办呢？商量下来，看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做个城里人。再说，下面还有两个孩子以后都要考中学，如果能够考上，到城里去念书，也要解决住宿问题。与其将来都要到城里的中学去做寄宿生，还不如干脆全家都搬到城里住算了。商量的结果是，因谢桥老家还有房产，而且父亲在镇上有固定工作，他就留下来，母亲则带我们姐弟三人搬到城里去居住。那时候的户籍管制不如后来那么严，只要有充分的理由，而当时母亲已在城里做了好几年工，也算是城里人了，所以迁户口不算难，不象后来从乡下迁到城镇有一条不易跨越的鸿沟。
就是这次搬家，决定了我们一家的命运，也决定了我的一生。
搬家的事自然有父母去操心，对于家庭即将发生的大变化，我一点觉察也没有，毕竟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孩童。
这年夏季的一天，一条航船停靠在谢桥镇南桥下的河里，桥堍有个宽宽的水站，上岸往左十几步就是我的家。我看着好几个人在我家进进出出，忙忙碌碌地搬运家具到船上。岸上的人议论纷纷。
“唷，要做城里人哉！”不少人知道情况后面露羡慕的神色。
父亲笑迷迷地回答着众人的问话：“小囡要到城里去读书，搬城里去住了……”
“阿是全搬去？”
“不是全家搬去，是云媛带小囡上去住，我不去，我还在镇上。”
云媛是我母亲的名字。
“那为啥不一道搬上去呀？”
父亲笑着说：“不能啊，我在镇商业里做事，不能到城里去的。”
伯娘一直把我抱在怀里，她很舍不得我离开。
这里我要把我的家庭作一简单的介绍。
我家是这个乡间集镇上长住户。听大人说，我的祖父原姓叶，出身于附近乡间穷苦农民家庭，曾经听我母亲说起过他的公公，是“捉狗屎的”（旧社会里乡下种田人积肥的一种方法，每天背着只竹丝畚箕，到处转悠，捡路边的人狗粪），但他勤劳肯做，为人本份老实，也许正是这一个长处，被镇上的曹家看中。曹家生了三个女孩，独缺男丁，就把这个叶姓穷小伙招了上门女婿，与三个姐妹中的老大结了婚，这个老大就是我的祖母，但在我出世之前，她就得病死了。祖父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女孩，我的父亲排行老三，上面是排行老大的兄长和排行老二的姐姐。据说在我出生那年，祖父也死了。
我出生后满周岁后断奶了，母亲把我托付给伯娘抚养，她进了城在一家布厂做工。
这里又要把伯娘交代一下。
一般人家把伯父的妻子称作伯娘或伯母，可我家姐弟都将伯娘叫做“阿姐姆妈”。这个奇特的称呼据说是我那早逝的大哥给起的。因为伯娘有个女儿，就是我们的堂姐，或者根据本地人的说法称做“隔房阿姐”。我哥从小称堂姐叫阿姐，伯娘是阿姐的妈妈（我们叫姆妈），于是，他就发明了“阿姐姆妈”这个在任何《称谓录》之类的书中都不见记载的称呼，正式替代了伯娘或伯母。我们姐弟跟着大哥也从小就这么叫她，一直没有改口。在我老家那个乡镇上，一提起阿姐姆妈，年纪大一点的人都知道指的谁。
阿姐姆妈进我们家的时候才十五岁，那时我爸才五岁，好公好婆一心做生意，我爸就由嫂子一手带大，穿衣吃饭，缝补浆洗，都由她承当，真象一个大姐姐对待自己的亲弟弟；同样，我的父亲从小依赖阿嫂，尤其是在他自己的母亲过世后，更是长嫂当母。
阿姐姆妈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十分能干，家里地里，样样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她可以从一粒棉籽下地直到做成衣服穿上身，从一粒稻谷落地直到做成白米饭盛到碗里，全部由自己一手完成。我们小时候都穿过她自纺自织的棉布做成的衣服，直到现在，我家里还有一些早些年纺的土布，又细密又结实，做成的床单到至今还在使用。她用米粉或者面粉做的食品，不论是包的粽子做的米团，还是蒸的糕，既好看又可口，我们特别喜欢吃。
阿姐姆妈曾经有个男孩，不幸早夭，家中只有两个女儿，而我也曾经有个哥哥，也不幸在我四五岁时病死了，于是我和伯伯两家就只有我一个男孩子，也许就是两房合一子，阿姐姆妈对我这个侄子十分宠爱，我也特别服她。每当她纺纱织布的时候，我就乖乖地坐在一旁小凳子上静静地看着，不吵不闹，可以坐好长的时间，所以阿姐姆妈常夸我斯文，象个女孩子。我乖的时候很乖，可小脾气发作起来也很难伺候，只要谁惹哭了我，我就一直哭个不停，任谁也逗不住，但只要阿姐姆妈一到，她一哄，我就立即不哭了。所以每当我哭时，就会有人说：“快去叫阿姐姆妈来！”我只服她一个人。
现在我就要住到城里去了，阿姐姆妈当然很舍不得。但我那时却不懂此去的意义，听说要到城里去玩，当然非常开心。
县城离谢桥镇十八里，那天早早吃过中饭，我们全家就上了载着家里大半家当的航船，沿着福山塘一直往南驶去。
行驶了大约三四个钟头，航船抵达县城，因为是夏季，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航船进的是县城的大东门，穿过城门外的泰安桥洞，在河边水站停靠。后来我知道，停船的河岸叫柴场，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家不时要到河边这个地方来购买烧饭用的柴草。
我被母亲抱上岸后，跟在大人后面，走过一座外水关桥，绕过一段残缺的城墙，再经过另一座里水关桥，在破旧的城墙和房屋的外墙之间的小弄里行走，进了一扇大门。
因为母亲做工的那家新虞布厂就在大东门内，故觅定的房子就在离厂很近的东门里水关桥城墙根下，一个季姓大院子内。
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母亲关照我不要乱跑。搬东西是大人们的事。他们又是一阵忙碌，七手八脚把箱厨桌凳一应家具搬到楼上，一一摆正位置。这里就是我的新家了。
就这样，我成了城里人。 二 新家
城里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孩子来说都是新鲜的。
我从没上过楼，现在居然住进了二层楼。想起幼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城里来玩，走在东门大街上，看到街两旁的二层楼房很是新奇。那可比乡下镇上的房屋要高好多了，得抬头仰望，小脑筋里就想象从那么高的二楼窗口往下看街上的行人一定是很有趣的。想不到现在我也上楼了，真高兴啊！只要有空，我就一次次地上楼下楼，下楼上楼。母亲关照两个姐姐看住我，其实她们也对新居充满了好奇，也在大院里串门，跟邻居的小孩玩，哪顾得上管我。
这座大院子是属于一姓季的“大人家”的，整座大院户形制象一个“凹”字，东南北三面是二层楼房，围着一个院子。楼的南面和北面各有几间平房，算是侧厢吧。
按阶级成份来说，这姓季的人家肯定是地主。因为季家人口稀少，平时只住婆媳两人，那么多的空房子当然要出租。在我家搬入之前，院子内已住有四家租房房客，三家姓陈，一家姓张。张家租住院子最南面的侧厢平房，两房之间有一个天井；其余租房户住的是有二层楼的楼房，底层两户都姓陈，其中一户全住楼下，另一户一分为二，房间在楼上，日常饮食活动在楼下。底楼正厅，也是租户共用，供放煤炉、行灶，也放桌子。灶间在院子的最北边，平房三间，由几家共同使用，一间灶间，一间柴间，一间空着，旁边一个瞎眼天井的一头有一口水井，院子里的人共用。灶间里砌一副三眼灶，里面的柴间则用来堆放柴草。
我家租的是二楼上两间，一间作卧室，位于院子东南角，朝东有窗；另一间相当于起居室，放两张桌子、碗橱什么的，坐南朝北，南面是墙，北面一排蠡壳格子窗，开窗正对着院子。这间是个“跑破”，住在楼上的两家租房户要从这里通过下楼。当时的房租是每月3元。 三 用上了电灯
在乡下只看见灯光昏暗的油盏头，就是在一只小油盆里倒上点油，一根灯芯横在油里，露出的绳头点燃后，不但发出黄色的火焰，还冒起一缕黑烟，微弱的灯光只能照亮周边有限的一小块空间。除了油盏头，家里还用一种有灯罩的煤油灯（即美孚灯），因为燃烧比较充分，这种煤油灯比油盏头要亮些，而且不冒黑烟，但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主要是在房间里使用。当然也看到过亮得刺眼的汽油灯，但那是在公家的会场里才能见到的，没有哪户普通人家会用那种耗油量大的灯。但现在住到了城里，居然装上了电灯。
装电灯那天，家里象办喜事一样，大家都很兴奋。当时所有租户共用一个电表，按灯头数出电费。我家的电线就是从隔壁接过来的。邻居男主人是修钟表的，过来帮忙，引电线、布线路、装开关、安灯座，一切顺利进行。房间里的墙柱上装一个拉线开关，分出三根拉线，一根贴柱垂在开关下，另两根分别系在大床和小床的架子上。
拧上灯泡后，那个邻居示范给我们看，一拉绳子，电灯泡亮了，拉另一根绳子，灯灭了，再拉第三根绳子，又亮了。我不懂，看他每次拉的绳子都不重复，以为开关灯一定要分别拉不同的绳子，竟傻乎乎地问他：“要是我在这边床上开灯，那关灯要拉哪一根绳子呢？”他一听笑了，说，开关灯，拉哪一根绳都行。
我小心地上前，拉住了灯绳，却不敢往下拉，生怕出事。母亲走过来说：“拉呀，拉呀！”
我一拉绳子，电灯亮了，我开心地笑了，大人们也都笑了。
等他们走开后，我故意留在房间里，一遍一遍拉绳子，看电灯一亮一灭，一灭一亮，觉得真是好玩。直到母亲进来看见，才告诫我：“多拉要坏的，不要再拉了，出去！”
从此，我家就用上了电灯，这是家庭里第一件电器。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那时人们向往的好日子，现在我家不仅住在楼上，还用上了电灯，岂不是过上了一半好日子？ 四 印象中的东门大街
在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乡下孩童时，曾经跟随大人到城里玩过，但年纪太小，都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一次，依稀记得是跟着母亲走在东门大街上，看到什么都感到新奇，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两眼都不够看了。其实那时东门大街一点都不热闹，街上不要说汽车，就是自行车也难得看见，行人也很少。我的小手被母亲牢牢搀着，她生怕我走失了。正在行走的时候，忽然听见“铛铛铛……”的声响，扭头一看，身后空荡荡的大街上有个瘪嘴老太一边迈动伶仃小脚一边表情木然地敲着脚炉盖。母亲告诉我：“她家的小囡不见了，寻小囡要敲脚炉盖的”。 本来我的小手被母亲牢牢搀着，这时更紧紧地抓住母亲的大手，怕自己也会丢失，害母亲也会敲着脚炉盖到处寻找……
现在，我住到县城来了，县城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要熟悉它！
当然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毕竟我还是个六七岁的小孩，很少有独自上街玩的机会。但我还是用我的好奇的眼睛，观察着东门大街上的一切。
古老的城墙把常熟县城包围起来，从地图上看形状似一颗心脏，其中西门到北门的一段城墙跨山而筑，把虞山的一只角圈进了城里，所以古人有诗曰：“十里青山半入城”。有城墙必有城门，除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在东门与南门之间有小东门，在东门与北门之间有水北门（北门有水北门与旱北门之分），西门与北门之间有虞山门，它在虞山东岭上。小时候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东门，也即城东地段。
东门大街是城东的主街，东起泰安桥，西至河东街坊桥。五十年代的东门大街，街面是弹石路，比现在要狭窄一些，人行道也很窄，也没有行道树。大街之南民房后面有一条几乎与大街平行的小河，外城河的水从城门洞里流过，向西穿过东横板桥、西横板桥，沟通琴川运河；其中有一支流从东门大街上与街面相平的鱼家桥下穿过，与五福街旁的小河相通。大街南边的人家一面临街，一面临水，家家都有水站，日常生活用水都取自河水，那时候的河水，是很清的，夏天有人游泳，因为河里有鱼虾，经常看到有人垂钓或用挽子“囤”虾。
在一个出生在乡村集镇上的童稚眼里，城里的一切都令人感到无比的新奇：同样是石子街，东门大街远比乡下集镇上那条主要街道宽阔得多了，大街两旁还有高出街面的也是用石块铺成的人行道；东门大街上商店寥寥，只有泰安桥西堍有一家茶楼，面河临水，铺着地板，但那是大人去吃茶的地方，我是不去的，我要去的是茶楼旁边的老虎灶，去泡开水，那也是在稍稍长大以后。东门大街上还有一家茶馆，也是靠河，我有个小学同学就住在茶馆后面，我曾经去过他家，好像要从茶馆的两口大水缸旁走过。
上面提到过的东门大街东段上的鱼家桥，街北侧桥畔有一座很小的庙宇，望一眼，里面暗洞洞阴森森的，仔细一看，倒抽一口凉气，原来里面有一尊红面长髯的官样神像，两旁还有面目狰狞的鬼像，顶上一块大匾，沾满了蛛网灰尘。后来识字了，认得上面写的是“紫气东来”四个大字。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是一认什么庙，城隍庙？太小，不像；关帝庙？不应该在这个地方。
小庙的对面是一爿剃头店，后来是我一直去剃头的地方。那时电风扇还没普及，店堂里的上方吊着一张长方形的厚布块，下端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穿过滑轮，拴在墙上的一根铁扎钩上。天气热时，就有一个人坐在凳子，手里牵扯那根绳子，不停地拉动，那布块就来回扇动，往下吹送阵阵凉风，人称土风扇；理发店往西，有一家制作算盘的小店，在东横板桥弄口。
沿街往西走去，朝南有一座大院户，从大门望进去，庭院深深，里面有天井，有院子，有楼面。我想，里面住的人一定很多很多。公安局也在东门大街上，朝南，外墙抹水泥，对开的木门显得十分厚重，与普通民宅不同；公安局的东邻是一所小学，叫新县前小学，后来并入了塔前小学，我在那里念过两年书。公安局正对着西横板桥，西横板桥也是石板桥，桥畔有一户专门修伞的人家，只要晴好天气，门口常常放着已修补过的油纸伞、油布伞，刚涂刷过桐油的伞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西横板桥朝西望去，有一幢洋楼，凹凸不平的浅黄色墙壁上爬着爬山虎。这幢洋楼在东门大街大改造时幸存下来了。在公安局西隔壁是法院和检察院，因为位置凹进去，屋前空出了一块场地。它的斜对面是城东派出所，似乎还有居民委员会也在那里……东门大街的末端与河东街相衔接。往左拐弯，经过坊桥，可以往老县场去；往右拐则往瞿桥，通往引线街。
五十年代的常熟县城，范围不大，人口也不多，大街上几乎没有汽车经过，连自行车也很少看见，街道上行人寥寥，给人以空荡荡的感觉。走在东门大街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上街荡到下街，不用担心会被什么车辆撞到。
这就是昔日的东门大街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印象。 本帖最后由 谈天 于 2010-5-10 20:34 编辑
五 热闹的泰安街
东门大街其实并不热闹，真正的闹市是泰安街。泰安街以泰安桥为起始点，从泰安桥到殷家弄一段，两旁的店铺林立。上街沿的店朝北开，店后门统统沿河，从西往东依次有：泰安桥堍的天禄茶食店，是我小时候光顾最多的地方，糖果零食，饼头饼脑，不知买过多少次；再过去有煤球店，水泥地上有一大堆扁圆形的煤球，还有一架磅秤；长发隆酱油店的柜台高高的，去买食盐酱醋和酱菜，小孩子必须“高抬贵手”；卖肉的店一般人不叫店而叫“肉砧墩”，不但卖鲜肉，还卖咸肉、火腿，大多是做早上生意，但去肉砧墩上买肉都是大人的事；大饼油条店除了现卖大饼油条外，还卖馒头和糕，印象最深的是有个汉子是个哑巴，专做烘大饼活；竹器店里永远堆满了日常用竹器——竹篮、竹筛、匾子、马桶帚之类，生意比较清淡；熙春桥畔有爿水果店，水果的香味和色泽极具诱惑力，但从未去光顾过；再过去还有小杂货店、酒店、面店、茶馆、旅社、纸马香烛店等等，门面都不大，一开间，最多两开间……
泰安街西侧朝南的店有肉店、熟食店卖馄饨和面店兼卖糕馒；熟菜店卖美味的熟菜、卤菜，旁边也是一爿副食品店；隔壁是药店，中西药都有；隔开一条通往菜市场的小路，是一家百货店，两个门面，我需要的文具用品大都是这个店里买的，再过去是布店、日用杂货店……再过去有殷家弄、水沟头，记得还有个地名叫白场头，不知在什么方位。与街并行的河上有一座石桥叫锁澜桥（不是现在锁澜桥那个地方），往东有个船码头。泰安街的东梢，有一棵大银杏树的地方就是大名鼎鼎的总官庙了。过了总官庙，已是冷落的东郊，再过去沿着梅塘旁边的大路，就可以去兴隆九里直到东乡梅李……居住在泰安街上的人们，买菜买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得到满足。
在泰安桥堍往北沿河称鸭潭头，那里有个缸甏石灰行，再过去是新建的菜市场，买豆制品什么的就要去那个菜场。菜场的东边有一块空场，曾经有一次那场子上演出过牵线木偶戏和魔术、飞车走壁，是个可以利用的演艺场所。过菜场是一家名叫东新池的浴室，一直存在到近年泰安街彻底改造时才拆除。东新池过去，除了居民住户外，有长发隆酱园厂、轮船码头、粮库，一直到虞山纱厂，过厂就是一片田野风光了。
每天清早，从泰安桥到熙春桥一带，是熙来攘往的马路菜场，从附近郊区挑菜来出售的农民，占据了沿街两旁的人行道，好在那时马路上基本上看不见汽车，连自行车也很少，所以不会发生交通拥堵的情况。虽说鸭潭湾上岸也有国营菜场，当初建它的本意是要把马路旁的小菜贩们归拢到那里去，但效果并不太好，人们还是喜欢在泰安街沿街设摊。
家庭主妇们在这里与菜农讨价还价，菜农们卖光丝篮里的蔬菜后，往往会顺便带些油盐酱醋生活必需品回去。而路边的茶馆里则坐满了茶客，热汽蒸腾，人声嘈杂，一直要到近午时分“落市”后才渐趋冷落。 六 季家婆媳
大院户的房东老太随夫姓，大家都以“季家好婆”称呼。她个子矮小，一双小脚，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像只鸭子。季家男丁缺乏，她的丈夫不知死于何时，她的儿子也死了，与婆婆同样守寡的儿媳住在朝南的楼房里，婆媳二人吃住是分开的。季家好婆的儿媳，我不知她姓什么叫什么，就跟其他房客一样，叫她“季家伯娘”。她不外出做工，整天在朝南底层一间小房间里摇手套机，白天几乎不见歇手。她有个独养女儿在上海，不知是在读书还是在工作，似乎极其难得回常熟来，所以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俗话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季家好婆就是个爱噜苏的老太，一点鸡毛蒜皮小事也要唠叨上半天。季家伯娘与这样的婆婆相处，感到厌烦，只要听到婆婆又在絮叨不清，常以沉默不睬来对付，自顾自“豁哒豁哒”织她的纱手套。有时实在听不下去，忍不住顶上几句，于是婆媳之间便会展开一场舌战，你来我往，各不相让。所幸吵归吵，关系不会恶化，斗嘴斗得再凶，双方也掌握分寸。
其实季家好婆心地并不坏，她是个念佛之人。在她吃饭的中间屋的西北角里，摆着一只长方形的箱子，三面围以玻璃，里面供着一尊瓷观音，定时上香念佛是季家好婆每天的必修课，每逢初一月半还要吃素斋。我常常去看她念佛。每当她闭目凝神手数念珠跪在蒲团上，因掉了门牙而向内微瘪的嘴唇不停地开合吐出一连串“南无阿弥陀佛”或“南无观世音菩萨”时，我就会想到上学路过醉尉街，那街上的一个小庵堂和庵里的老尼姑，也是这个虔诚样子。
季家好婆曾经偷偷送给我四幅花鸟画，画在宣纸上的。可惜我不识货，也没告诉大人，就藏了起来。几年后，在“文革”的“破四旧”中，我自己动手把它撕碎后塞进了炉膛。现在想想，这季家该是常熟旧时代所谓“翁庞杨季归言屈蒋”八个“阀阅世家”中属于季氏的一支（其一墙之隔的邻居也是一家大户，姓杨，有个叫“杨定贤”的女主人，似乎还是居民小组长，不知是否邑人施仁编写的《常熟近代书画录》第10页上提到的那个画家吴石平的女弟子杨定贤）。因此，我猜想被我毁掉的那四幅画会不会是常熟某一名家所画，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不已。 七 烧兰花
因为唯一的孙女在上海，季家好婆身边没有儿孙小辈，她对各家房客的小孩都很慈爱，经常拿出水果糖、毛豆秸干之类的零食给孩子们吃，所以同院的小孩子们都喜欢到她屋里去玩。
一次，我帮季家好婆做了一点小事，她不但塞给我一把毛豆秸干，还许诺要给我看橄榄核烧出的兰花。
橄榄核怎么会烧出兰花来呢？不要说才七八岁的我想象不出，就是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也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便催季家好婆烧橄榄核。
一天晚上，掌灯时分，她主动叫我和姐姐去她家，说是要烧兰花给我们看。隔壁的季家伯娘听到后，嘴一撇说：“又来骗小干哉，烧啥个兰花，弄火罢了……”我们当然站在季家好婆一边，极力怂恿她：“烧吧，烧吧！”只见季家好婆把一枚橄榄核剪去尖顶，插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然后放到灯火上去烧。橄榄核在明亮的灯焰里很快变黑，不一会就燃烧起来。烧着烧着，只听轻微的一声爆裂声，突然喷射出一条蓝色的火焰，紧接着又出现第二道、第三道，那火舌的末稍还略有弯曲，倒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时，季家好婆得意地说：“看看，兰花！兰花！”这就是所谓的“橄榄核烧出兰花”？我一脸的疑惑。虽然所见情形同我幼稚的想象大相径庭，令人有点失望，但那烧成乌炭的橄榄核上有火焰咝咝喷出，也确有一点趣味。这时的季家好婆仿佛不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太，而像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满脸堆笑，一迭连声叫道：“看，兰花！兰花的花瓣……你们看，像不像兰花？”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兰花是什么样子的，但见她这么开心，瘪进的嘴巴仿佛念佛人敲的木鱼合不拢，也深受感染，跟着欢呼起来：“兰花！兰花！……”现在想想，可能是核里面有油脂，受热后成可燃气体喷发出来，形成状如兰花瓣的火焰。
季家好婆靠收取房租生活，日子过得还富裕。季家伯娘后来不摇手套了，到上海同女儿一起生活。
1963年夏天一个闷热的晚上，季家好婆突然去世了。院子里的孩子们胆子小，都不敢上楼去看，从大人们的议论中，了解了一点情况，季家好婆当晚吃了西瓜，她死时仰面朝天，嘴上糊满了呕吐出来的西瓜浆，可能堵塞了鼻孔窒息而死。
季家好婆死在四清运动前，尤其是死在文革前，我觉得她是有福气的。她虽是地主婆，但并不凶狠歹毒，不像黄世仁的母亲。但她如果活得长寿些，活到四清，可能日子会很难过，如果活到了文革，那就不仅是难过而是遭受大罪了。也许是她天天念佛，心诚则灵的缘故，她没有生病卧床度日如年苟延残喘，直到死前那天黄昏还是好好的，到了晚上说去就一下子去了，或许是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观音菩萨预见到人间浩劫即将到来，就及时把她救渡了去。
季家伯娘听到噩耗赶回常熟，料理完婆婆的丧事后，一些家当卖的卖，送的送，有个叫翠翠的女佣，好像是毛家桥那儿的人，季家好婆遗产中的桌凳碗橱一应粗笨家具都由她用船载了去。有一口季家好婆用来贮水的大约一米多高的绿釉大瓮，卖给了我的伯娘。有一次我在伯娘家灶旁看到它时，感到眼熟，说“这只水缸跟季家好婆家的一模一样”，伯娘笑道：“戆大，这就是季家的水缸，我买的呀。”这只大瓮很大，当时我要踮起脚才能看到瓮底。
季家伯娘处理完毕就离开常熟去上海了。当时已是1958年“房改”以后，季家是地主成分，部分房屋没收，大院户房客的租金已改缴给房管所收。季家伯娘把剩下的房屋连同偌大一个院子，全部交给了房管所不管了。听说文革后季家后人曾经来常熟与房管所交涉，要求收回房产，但那时属于危房的院子已经拆除，改造成前后两幢二层楼房了，不知处理结果怎样。 八 城墙佚事
季家大院的前门朝南开在一条东西向弄堂里，两扇开的门不大，一点大户人家的气派也没有，但季家大院连同毗邻的杨定贤家房子的外墙是连在一起的，高高的墙体下部几乎一人高的墙体全是条石垒砌而成，很坚固。现在那条小弄还在，弄里有两口水井，是周边住户们常去汲用的水井。这几年经过大拆大建，不知现在还幸存否。
出这扇门往西，过上面说到的杨家，就是一条小河，其实就是里城濠，河上有一座石拱桥，我去塔前小学读书就要在桥上经过。那时的河水很清，可以淘米洗菜，有的人家饮用水也是到那河里去提取；出门朝东，即是古老的城墙。正对这城墙的，是季家大院的另一扇朝东开的大门，开门见城，近在咫尺。
在民国前期，泰安桥原本是一座吊桥，如同我们在古装影视剧中所看到的那样，架在护城河上，方便行人进出城门，必要时可以把桥的一头吊起，这样人马就过不了河，进不了城。在1930年前，地方政府将吊桥改建成了固定的水泥拱桥，这就是一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泰安桥。
旧时的东城门有旱城门和水城门，旱城门不知是塌掉的还是拆掉的，反正我看见时已不存在了；水城门倒还在，外城河水从水城门洞里流过，进入里城河。城门洞东西的河上都有一座平平的木头桥，在外的叫外水关桥，过桥往南，沿护城河一段岸上称为柴场；在里的叫里水关桥，我家所在的季家大院就在里水关桥。从东门大街过里水关桥便是青禾家桥、肖家廊下。如果当年不拆掉，相邻的水陆两座城门比苏州的盘门还要有特色。
被挖去了大半城砖的城墙就像一条土岗，墙坡上长满了野草，而城墙顶上则是被住在城脚边的居民占为已有，分割成一块块，种上了蔬菜，有些地方则满地是破砖碎瓦乱石堆，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城墙下的人们却喜欢上去散步运动，特别是玩性重的孩子们，常常跑上去玩耍。春天里，有人会兴致勃勃地登上城墙放风筝；夏天的黄昏，城墙上便是乘凉的好去处；一到秋风吹起，城墙上便成了秋虫的世界，常见有人在那儿翻砖堆捉蟋蟀；到了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水城门洞的洞顶上挂的冰凌有一尺多长，城墙上的枯草在寒风中发抖，即便是这样的时候，城脚边的顽童们仍忘不了爬上城墙，哪怕只是去活活脚，吹吹风也好。 九 零食
古老的残破的城墙在泰安桥西堍中断，东门大街的“头颈”就在这里。城墙在东门大街经过处有个大缺口。泥砖裸露的陡峭的斜坡下，只要不是雨天，总能看到住在里水关桥堍的支家姆妈在坡底路边卖定胜糕，现蒸现卖。我常去看她做生意。看她如何把伴好的米粉装满模子，如何把模子放到水壶的顶部去蒸，如何把蒸熟的定胜糕从模子里反扣在小匾子里……一看就是好长时间。
“想吃么？”她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见我看得出神，便问我，不等我回答，又说：“放糖板油的每块5分，不放的每块3分，要不要尝一块？”
我咽了口唾沫，红着脸逃也似的跑开了。但还是经常去看。虽然白白的松软的散发着甜甜糖香的定胜糕常令人馋得直咽口水，而且那价钱也不算贵，但我却始终没有品尝过一丁点儿，想吃的愿望始终不敢同大人说起。
还有两样东西曾强烈诱惑过我，但也从来没有买来尝过滋味，那就是五香牛肉和糖烧芋艿。每天晚上总有一副担歇在坊桥头，专卖五香牛肉，在昏暗的防风灯光下，个子矮小的担主，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熟练地切着牛肉，刀功很好，能把牛肉切得很薄很薄，切好，把刀片平插入肉片下，左手压住肉片，铲起，放到荷叶里包好，递给买主。走过担子，香味扑鼻，十分诱人。虽然一角钱也可以称上一点，然而即使是一角钱的享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奢望。我听母亲说过，牛肉是大荤，家里人是不吃的。父亲则说，牛是最辛苦的众牲，吃它肉作孽的。
在中秋节前后，上学或放学回家路上，总能听到小巷里悠悠传来叫卖声：“糖烧芋艿——”这时，同行的小伙伴们便会不约而同应上一声：“明朝吃吧！”
糖烧芋艿，一般家庭到中秋节总是自己烧，还加有糯米圆子，故我想买的人一定不多的，虽然极想买一碗尝一尝，但囊空如洗，哪能买得起。所谓“明朝吃吧”，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难得口袋里有那么一分两分，走到泰安桥东堍天禄茶食店也不随便出手，心里横算竖算买什么既耐吃又便宜。常买的是一分一包的咸萝卜丝，沾有甘草末，一包可以吃好一阵，胡萝卜丝是甜的，二分钱一包，当然比咸萝卜丝好吃；买得较多的是梅（霉）饼，人们都叫它“牛屎饼”，大概是用山楂再加上其他什么配料做成的，比现今使用的一元硬币大些，两三毫米厚，外沾甘草末，吃起来甜酸溜溜的，有“骨头”（山楂子），一分钱买两块，一点一点吃也能吃上一阵。
在学校读书时，有一次，一位同学对我说：“你晓得牛屎饼是怎么做的？告诉你，是用脚踩出来的，我亲眼看见的，人家把原料放在脚盆里用脚踩踏，脚污垢都混在里面了……”我听了发誓说以后再也不吃牛屎饼了。但实际上后来还是忍不住要买来吃，因为那时可以与牛屎饼相比的价廉物美的零食太少了。店里一分一只的硬水果糖通常是大人买了给的，大人作为礼物送给小孩子，常常说是“甜甜嘴”。
到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小吃都消失了。 十 第一次看放烟火
1957年，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反右派。但当时我还小，对此毫无印象，能记起的只有两年事，一件是我家添了一个小弟弟。另一件是国家大事，庆祝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苏联第一个承认中国并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一边倒”，与苏联结成友好同盟，签订了友好条约。有句口号就叫“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苏联十分崇拜，尊苏联为“老大哥”。当时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中苏友好活动，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建立了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向人民群众系统宣传苏联先进的社会制度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动员我国人民向苏联学习。1952年秋，常熟市在市委宜传部领导下开始筹组中苏友协，办公地点设在河东街90号。11月7日，中苏友协在县南街(今图书馆儿童阅览室)正式挂牌成立，开展活动。市委书记康克亲兼会长。中苏友协的活动很多，主要是宣传苏联，宣传中苏友好，在十月革命节期间，举办大型展览会和报告会，放映《曙光照耀着莫斯科》等彩色幻灯片。
直到1954年初，北京传来新精神：全国人民都应成为中苏友好协会会员，各地不再建立友协机构，常熟市的中苏友协才全部撤销。
1957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不仅是逢十大庆之年，更兼这一年10月4日，苏联的人造卫星上了天，这是人类向宇宙空间迈出的划时代的第一步，社会主义阵营都扬眉吐气，借此机会大搞庆祝活动。
11月7日晚上，在北门人民体育场燃放烟火。那天县城里真是万人空巷，不要说普通老百姓从来没见过放烟火是什么样子，就是机关干部甚至见多识广的领导同志也不曾见过。所以那天的体育场是空前的拥挤。我和姐姐同院子里的邻居几个小孩一起赶去观看。在我的眼里，体育场是很大的，但我们进去时已经是人山人海，上面的田径场早已人满为患，我们人小，挤不进去，只能站在下面的球场上，但球场上同样是一堵堵的人墙，我们只能站在人群后面看，前面的人如堵高高的墙壁，任你踮起脚也还是看不见。真应了一句常熟老话：长人看戏，矮人吃屁。又不甘心回家，就在后面伸头望颈。因为听说那烟火会升到很高的空中，即使站在后面也能望见。
我们进场后，还有大量的居民在不断涌进来。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间，司令台那个方向升起一颗蓝色的火珠，场上顿时欢声雷动。由此开始，那边红黄蓝绿白各种色彩的烟火陆陆续续升腾到半天空，有的像一条闪光的珠链，有的像一串照明弹，有的一条直线窜到天空然后炸裂开来，如鲜花怒放，有的弯弯曲曲上升后四下散开，有的如满天星，有的像弧线划过长空，总之一句话；精彩！
我是不懂烟火的品种的，依稀听人什么说：“那是白弹”、“那是大礼花”、“那是彩珠”。我还把“白弹”理解成了“白蛋”，心想，那一颗颗“白蛋”就是在夜空里炸裂的白色耀眼的球，真像白色的蛋。
等到散场时，成千上万的观众退场，场面出现了混乱。我看见失散了的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我们几个紧紧拉着手，互相关照谁也不许松手，防止被冲散。夹在潮水般的人群里，连推带拖，总算没被冲散。出了体育场，北门大街上人潮汹涌，不时能听到哭喊声。第二天听说收拾到的鞋子就有几筐呢。
其实，那次放烟火跟现在的烟火礼花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但规模不大，品种也较单一，就那么几种。也许是放烟火的人不熟悉操作，施放时也不是连贯放，总是断断续续，有时还要等上一两分钟，但因为是平生第一次见放烟火，感到十分新奇，所以印象极深，至今不忘。 十一 跃进浪潮滚滚来
1958年是个大跃进的年代。小小年纪的我，对此略有一点印象。
大跃进的起因，一般老百姓是不明就里的。现在从资料上得知，这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首先在农村中提出了“大跃进”的号召，要求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江苏省委在常熟县召开水网地区会议，明确提出要提前五年实现《纲要》指标。此后，指标不断提高，任务接二连三下达，大跃进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在中央会议之前，全国各地都已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浪潮，党中央从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中看到了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因势利导，提出了大跃进的目标任务。这对全国人民是个莫大的鼓舞，对大跃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小农经济时代，冬季是农闲季节，但从1957年冬季到1958年春，常熟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冬季大生产高潮，主要是兴修水利，乡乡热火朝天，处处红旗飘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连远在北京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获悉了，特地来常熟考察，他被常熟人民的冲天干劲深深打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署名文章《向常熟人民致敬！》。这年（或者翌年）的中学课本上，还收进了周扬和周而复合写的文章《常熟，常熟》，我从大姐的课本上看到后很是惊奇。
大跃进中有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一天等于二十年”，确实，那段日子社会的变化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许许多多连活了几十年的老人都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突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县城沸腾了，到处可见红红绿绿的街头标语贴在墙上，气壮山河的口号刷在墙上。我对这些标语口号虽不能深刻理解，但上面的文字还是识的，读念起来朗朗上口：
“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
“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做得到！”
“朝迎太阳夜披星，男女日夜尽出勤；三天农活一天干，为了农业大跃进。”
“苦战一年，幸福十年，苦战十年，幸福万年。”
…………
据说类似的豪言壮语多达一百余条，反正这样的标语随处可见。其中“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前面十五个字不但被《人民日报》引作社论标题，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也借来用作社论的的题目，从理论上加以肯定。
常熟人民深受鼓舞，信心愈发坚定，指标一高再高。县委主要领导5月份对某个试点田所提高产计划指标是亩产1500到1800斤，但后来全国各地不断传来更高的指标，比如6月8日，各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放出小麦亩产2106斤的“卫星”，这下常熟县的数字就显得保守了，于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的刺激下，指标一再提高，任务逐级加码，“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做得到。”任凭某些领导干部说了算，以致提到“水稻亩产五千斤，争取一万斤”甚至出现“水稻亩产一万斤，皮棉亩产双千斤”的荒唐数字。要知道那时水稻平均亩产也不过七百多斤。 十二 打擂台
那年月的人民体育场上可热闹了，要么不开会，要开就是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人们挥舞红旗，跳上司令台，喊口号，摆擂台，放高产“卫星”，声势浩大，气壮山河。
摆擂台这个词，以前的旧小说里常见，比如习武的姑娘摆擂台比武招亲，江湖好汉摆擂台争当武林盟主，充斥着江湖习气和以力服人的暴力，但用在现代，也算是“古为今用”了。
8月里，到处传递着将要召开万人大会的消息，于是县城里热闹起来，到处有宣传鼓动站在街头演出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其中设在南门坛上的宣传站由元丰纺织厂、城南小学、义庄小学等单位演出；北门大街景道堂旁边的宣传站由常熟师范参加演出。北门人民体育场场地很大，被人们比喻为“常熟大世界”。参加演出单位有县杂技团、锡剧团，表演杂技，演出锡剧《武工队员叶小七》。连上海市越剧团也派员来常演出《关不住的姑娘》，上海市著名评弹艺人刘天韵演出了创作新品《服务时间》等。著名电影演员金焰和张伐也到场参加打钗和操琴。
7月16日上午，有3万人参加的大型集会，在人民体育场召开了。场上摆下了丰产擂台，台上可容纳数百人，两边还有10个助威小台。陈列了不少锦旗、奖品。摆擂打擂开始，总指挥手执红、绿令旗，左右挥了几下，30000人的会场立刻一片寂静。再一声令下，身穿一色球衫、球裤的50位代表，首先跳上擂台，他们代表白茆、塘桥、练塘、兆丰、周行五个乡上台，人人胸佩“摆擂”字样的标志，威风凛凛，摆下水稻擂台，挥舞擂旗，接着是击鼓三响，炮响三通，一时鼓声大作。摆擂代表随即宣读战书，他们表示决心立大志，使大劲，放卫星，夺全国冠军，保证亩产6000斤，争取l0000斤。擂词简要，穿插口号，一呼一应，助长声势。未等他们“阵脚”站住，大义片的大义、妙桥、福山、凤凰、西张、乘航、恬庄、鹿苑8个乡组成的水稻打擂代表纷纷跳上台去，带头代表一个箭步拔下擂旗，高声宣读擂词。他们提出的水稻指标更高：千亩20000斤，万亩15000斤，亩亩12000斤，冲破万斤关。塘桥10名摆擂代表不甘示弱，绕到“阵前”高呼口号：“你们决心虽然大，我们斗志胜泰山”。台上台下互为呼应，鼓声、口号声震撼山谷。接着，梅李、白茆等乡又有男女代表纷纷上台，摩拳擦掌，各找对手，一面决心保擂，一面决心打擂。
结束了第一个回合后，台上“走马换将”，又开展了棉花、卫星田(干部试验田)以及财贸、工业系统的摆擂打擂竞赛。高乡棉区打擂代表由徐市、浒浦、吴市、赵市、梅李、珍门、东张、董浜、何市等10个乡组成，打擂指标是：保证5000斤，争取8000斤。
接下去是财贸系统、工业系统也先后上台摆擂。
大会第二天组织大游行。一支由三万多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分六路纵队浩浩荡荡从大会场集中后出发。游行队伍到达市中心牌楼档后，兵分三路，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进发。当天上午虞山镇的职工、居民、学生手持彩旗，鸣放鞭炮，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历两个多小时始告结束。
工农业大跃进，全民热血沸腾，从那时的标语口号中可见一斑：
“朝迎太阳夜披星，男女日夜尽出勤；三天农活一天干，为了农业大跃进。”
“为革命不怕流血，为生产不怕流汗，为大跃进不怕牺牲。”
“跃进跃进再跃进，宁愿少活十年命。”
“千里路程一日赶，一天等于二十年。”
“要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年工作一年做，三年产量一年收，齐心协力拼命干，不实现指标不罢休！”
“抓晴天，抢阴天，大风大雨当好天，汽油灯底下当白天。”
“常熟常熟，一年二熟，今年二熟，要抵四熟。”
“头可断，血可流，亩产千斤粮食不可丢！”
……
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 十三 全民积肥
定出了高产指标，但不能只说不做，种田人都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个浅显的道理，于是“向肥料进军”的全民运动就同时轰轰烈烈展开了。
由于当时化工工业落后，常熟没有像样的化肥厂，农田施肥全靠农家肥。于是千方百计向大自然要肥，向土地要粮食。当时学生都被发动起来积肥，本来作为废物的家庭垃圾也身价陡增，每天要积起来集中到一个垃圾堆上，为此凡有几个学生的家庭还为争夺垃圾而发生争吵。
那时，粪便真正成了宝，清管所的黄粪得按计划分配，最为抢手，因此清管所的工作人员就有一副神气活现的高傲相。分配不到计划粪的生产队，还得另想办法，便是去抢甚至去偷。记得外水关桥畔堍的马路边有一只厕所，因为离家近，我经常去那里用厕，亲眼见过农民抢粪的怪事。农民们天不亮就摇了船到城里，挑着粪桶等候在各个公厕里，先是抢舀粪坑里的粪便，粪坑里的粪便舀光了，便去厕所内等。有男人蹲坑，大便刚从肛门掉到尿槽里，早已守候在一旁的农民便伸出长柄粪勺把人粪捞了去，有人甚至为防止别人抢粪，看到有人大便，预先把粪杓放在大便者的屁股下，不等粪便落槽就半路上截去，也算是旷古未有的怪事、趣事，可称为“守厕待粪”。为此，还经常有农民为争粪发生争吵甚至动手的事，有一次两只船上的农民为争粪打起来，吓得正在方便的我心别别直跳。
除了抢手的大粪，凡是认为有肥力的物质，能下田，都是积肥的来源，样样都要。这些肥源五花八门，包括生活遗弃有机物，从河里挖起的河泥，经过人脚无数次践踏的“千脚泥”，从烟囱里掏出的烟囱灰，田岸上房前屋后的草皮，庄稼的秸杆，经过烟熏火燎的泥土，家畜的粪尿，又说动物尸体更肥，于是有人就到河里去捞河蚌、螺蛳，捉螃蜞、田鸡、癞团（蛤蟆），都用来沤肥，发展到极端，听说有人把白糖作肥料垩到田里，还有人在自家的丰产试验田里杀鸡作肥料，真是匪夷所思。
大跃进中的荒唐事还有移栽即将成熟的稻株，并到一块田里去以造成密植高产的假像。合理植是增产途径之一。当时名气很响的高产模范陈永康的经验中，就有一条经验称“小株密植”，但是当时县里的某些领导，违背了作物生长特点和规律，用理论计算的方式来搞密植。他们在纸上计算，如果水稻每亩插秧4万棵，每棵发株25枝，达到100万枝即100万穗，每穗160粒，就是一万斤。即使打个对折，也有五千斤；棉花每亩5千棵，每棵12台，每台10个铃，每铃籽棉8．2钱，1棵1斤即5千斤。只是提出这个公式的时间已在7月份，水稻、棉花均已发棵成长。于是各公社的水稻试验田中出现了“并稻”的样板，将附近已成长的稻苗拔起来密植于“样板”田中，达到4万棵（2—2.5亩并成1亩），结果是由于根部搬伤及过密，黄叶枯叶很多，植株不通风而“黑露”，虽肥料加倍，也无济于事。
有个地方吹牛他们的高产试验田亩产多少多少，名气一下子传开，各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眼看假像就要败露，怎么办，也算是急中生智，连夜突击，把几块田里的稻子拔起，移栽到一块田里。第二天人们来参观，只见这块试验田里稻株密密匝匝，像一堵墙，在稻穗上铺一块门板，居然可以坐一两个小孩子，参观的人无不惊叹。
当年那些个违背客观规律、靠长官意志瞎指挥生产的荒唐事现在说出来人家都会感到不可信。 十四 泥坨坨和大地坑
那年夏天，放暑假后我到谢桥老宅基上去度夏，还没进伯伯家，就见他家大门外路边有个小坟墩，吓了一跳。惊问何物，伯母告诉我：“这是‘泥坨坨’，是烧饭的灶头”。原来不知是谁说的，经过烟熏火烤的泥土也有肥力，于是社里一声令下，要求每家在烧饭的同时把泥块放进火里焙烧，冷却后敲细，称“土化肥”。但这样的产量不高，于是又动员农家把烧柴灶都给拆了，扒平了，把当初砌灶用的起粘结作用的已经烧结成块的泥土扒出来敲碎，拌在其他肥料里垩到田里。伯伯家现在就用这样的“泥坨坨”权当灶头。再一看，这条小街上果然家家门口都有这样的馒头状小土墩，好奇心驱使我去看个究竟，原来是是个坟墩样的土堆，里面挖出空间，顶上开个口放锅，侧里开口送燃料。有的人家为了坚固起见，用砖头砌个圈，就跟连环画上看到古代军队打仗用行军灶。
待踏进伯伯家门，又是一个吃惊，只见屋里低下去了一尺，成了个大坑。一问，原来乡里动员每家每户都要“扦脚泥”，用作肥料。当时农家很少有在屋里铺地砖的，都是泥土，不知是哪个专家论证，农家屋里的泥土经过无数脚板的践踏后，居然会增加肥效，称脚泥。于是便号召家家户户扦起脚泥，起码要下挖三寸，多的挖了半尺甚至一尺，造成家家户户进门就是地坑。这也是亘古未闻的奇事。
在露地烧饭究属不便，刮风时烟灰乱飞，熏得人睁不开眼，碰到下雨更是麻烦，要在锅上撑把伞。伯伯家不久就在原来有灶的地方重砌了灶，但记得原来是三眼灶，重砌的是两眼灶。挖低的屋泥也重新垫平了，总算没有挖松墙基。
听说烧柴灶的烟囱灰也有肥力，为此有的地方专门组织了青年，到各家各户去掏烟囱灰。我不知道那极黑的东西究竟有多少肥力。 十五 开挖望虞河
早在1957年冬到1958年春，常熟县的水利工程就开始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千军万马修水利，移山倒海逞英雄”、“大河条条开，小河条条翻”。全县有60％以上劳动力冬春都投入到水利工程中去（结合积肥），80％的河道干河疏通。
最大的水利工程是新开贯通太湖与长江的望虞河，据有关资料披露，这条河道在常熟境内31.35公里，从1958年10月开工到1959年4月竣工， 出动民工105029人，动用劳动工7184683工，实做土方12374324方。县办河道出动民工47728人，用工1378669工，实做土方2779526方。水利上共挖废土地15949亩，压废土地10828亩。真是“明灯代月亮，塘（河）底当战场，泥担当刀枪，挑到半夜搭三更。”
我母亲在新虞布厂做工，该厂也抽调了一部分强劳力去支援望虞河工程，由于一下子抽去许多一线工人，留下来的职工不得不顶替他们完成生产任务，原来是早、中、夜三班倒，就改成了白班和夜班。我母亲每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做早班早上6点进厂，晚上6点下班；上夜班的晚上6 点上班，清晨6点下班，称“六进六出”，实际上还要加上交接班时间，在车间里的时间超过12小时，有时下班后还不能马上回家，还要参加班组学习。
母亲在厂里做验布的工作，验过的布要拴上标签，那标签是用一种像竹膜一样薄的纸做成的，折成狭条后一端捻成“辫子”，用来穿过布眼打结。母亲常把那种纸带回家来，让我们帮她捻。那纸透明度很高，我趁机留下一些，用来蒙在图画上描图，也是一种乐趣。也可以代替笛膜用，吹出来的音还可以。
望虞河挖通后，1959年6月1日,在入江处举行放水典礼，随着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在王市花庄的大坝被炸开，滚滚江水一涌而入，万顷太湖与万里长江终于挽起了臂膀，沟通了。这次放水典礼据说还拍了纪录电影。
实事求是说，望虞河的开挖虽然劳民伤财，但对太湖流域的防洪排涝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我们能做到久雨不涝，正赖望虞河起了巨大的排泄作用。在久旱无雨、内河水位下降的时候，又能通过望虞河引进长江水，保持境内河流水位不降。这项水利工程现在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项惠民的工程。 十六 成立人民公社
热气腾腾的大跃进，热血沸腾的大跃进，热情高涨的大跃进，人们都相信，通过生产大跃进，共产主义灿烂前景越来越近，大跃进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通往共产主义的金桥是什么？就是一大二公的新体制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5日，白茆和平人民公社在全县第一个成立。
榜样在前，各乡纷纷响应，前去取经，积极筹备，仅过了一个月，到10月23日，全县原有46个乡883个农业合作社合并组建为46个人民公社。就在9月2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和夫人王光美来常熟视察。在刘主席来常前一天晚上，县委书记隋性初突接苏州地委来电通知，要他随地委书记储江一起去十一圩港接中央领导。来的是谁，没有讲。来了才知是刘少奇同志。陪同少奇同志一起来常熟的有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秘书长孙加诺、省公安厅长洪沛霖等同志。少奇同志的车队是由南通轮渡摆江，从十一圩登岸进入常熟的。车队经过大义公社时，少奇同志下车视察丁大义公社的丰产方。到县城后进县委招待所，吃过午饭，稍作休息后，就出发去白茆视察了。
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学兵商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结合。公社一级管理，实行供给制。白茆人民公社成立后，大办食堂，大办托儿所、养老院，新生事物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各公社又涌去学习，回去后也仿效大办食堂、托儿所。到年底统计，全县共办公共食堂8254个，托儿所（组）8073个，幼儿园2152个。部分公社还学习了白茆公社14个不要钱：吃饭、用（热）水、理发、上学、入托、看病、看电影、缝洗衣服、修农具……一下进入共产主义。各地紧紧跟上，推行供给制，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的口号。
那年的4月，建立于1949年的以城厢和近郊为所辖范围的常熟市撤销，以城区建立虞山镇。到了11月里，虞山镇也赶潮头，建立了虞山人民公社，与虞山镇人民委员会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为庆祝虞山人民公社成立，文化馆的音乐工作者还特地创作了一首《虞山公社是天堂》的歌，曲调是江南小调略经改动，歌词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无限憧憬，现在只记得其中两句“大鲤鱼呀满池塘，果子满树遍山岗……”。还有一首歌颂公社的歌，里面有几句歌词是“要穿衣公社有加工厂，要吃饭公社食堂化，爷爷奶奶年纪大，幸福院里安了家，孩子送进托儿所，我也能去学文化……”这些歌词听我姐姐翻来覆去地唱，耳熟能详，五十多年过去了，还能记得几句。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不仅仅唱唱而已，也该有个宏大的计划。1959年上半年，虞山镇镇委书记沙里邀集各界代表人士，在县政协礼堂开会，商讨制订虞山人民公社“前景规划”。镇领导心中的建设蓝图是，除方塔和老县场两家银行外，全城其他房屋全部逐步拆除，然后规划重建；城区主要街道要64米宽，要新建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等等。当时的口号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各界人士大胆设想，提出了名称、造型、布局地点等许多意见，并当场定案。散会后，镇里组织力量，制订详规，还在县政协对门老县场菜场内，搞了一次“前景规划展览会”的模型大沙盘，按照规划，在沙盘内分散摆布着许多造型各异的“未来的单位”，煞是好看。但这个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差实在太大的宏伟蓝图终究没能实施。到1961年虞山人民公社撤销，此事便无人再提。那个花费了许多心血的乌托邦式沙盘也不知所终。 人民公社对我来说是个谜，看了这篇，有一个概念。
很想知道当时的人是什么感受，比如有没有不安？等等。 再现了特殊年代特殊政治环境下的中国特色。回忆那个年代，不只是有苦涩，似乎还有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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