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人生
本帖最后由 淡泊人生 于 2010-2-10 09:02 编辑第一章 我的外公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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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湖位于湖北鄂城县和江夏区交界一带，水面流经方圆数十公里，以盛产武昌鱼而闻名遐迩。平日湖面烟波浩瀚，天水一色。遇到雨天涨水里，湖边大大小小的湖汊随之水涨船高。
湖面西端有一段细长的狭窄的湖汊通向豹澥镇。正是这段长不过二公里，宽在枯水期仅20余米的小汊，给豹澥镇的乡村带来了“鱼米之乡”的美誉。这里山丘起伏，村落稠密，缓缓的山坡是旱地，适合种植小麦、芝麻、棉花、油菜之类的旱作物。低洼处是一片片稻田和鱼塘，每年两季早、晚的播种和收获，一年四季都可以捕捞鲢鱼、鲤鱼、草鱼和鱼塘，足见其富饶、充实而颇具诱惑力。
豹澥镇不大，东西方向约300米的一排门面房相面而建，青石板铺砌而成的街道宽不足4米，以致于汽车调头都很困难。街上店铺鳞次栉比，大都是百货、土产、饮食、铁匠、篾业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行业，在此落户扎根。镇上没有什么工业，人口不超过一万。它的吸引力主要来自方圆数十里的农民，把它当作商品集散地，进“城”赶集、采购、逛街的好去处。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地介绍豹澥镇，是因为我的童年发生的故事就在距此四、五里路的垅李王村。我的外公外婆、世代居住地——垅李王村，是我用童年的眼光打量世界的第一驿站。
垅李王村的地形犹如“笼中之王”，它的西北面依枕着连接武汉的九峰山余脉，形成一道粗壮的山梁，横亘在村的西北，它的东南被地势较高的坡地乌黑着，四周地形位置如一道天然屏障，把地处低洼处的村上四五十户人家、200余人口紧紧地包裹。
…… 儿时记忆最深的是我的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的居住地，在武汉市江夏区豹澥镇垅李王村。
外公李云卿，一米七几的个头，身板硬朗，说话声音洪亮，脸上有儿时生天花病落下的麻子。解放前曾在私塾里教书，人称“李先生”。在方圆几里外也算是个能人。外婆罗氏，大个头小裹脚，待人温和谦恭，对外公的严厉常常逆来顺受，唯唯喏喏，堪称旧时礼教下典型的农家妇女。
我从五岁多时，寄居在垅李王村外公外婆家。这是一幢坐西向东的土砖瓦房，正堂南侧有一个12平米的天井，给正堂屋磨面作坊和东西两侧的厢房提供充足的光源，天井南侧两扇厢房门直通叔伯李运钊舅家的住宅，幼时常在一块嬉戏玩耍的芬子，就是叔伯大舅的长女。
外公家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水平。解放前，因与本族在汉口做生意的李德继当过管家，收过租，因而，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成份，为此背上了“黑五类”的包袱十余年，直至1961年闹灾荒那年病逝。在我朦胧记事的五、六岁那时，外公外婆及大舅、小舅、小姨平时参加合作社的农活，闲时开了间磨房，专为邻里八村的庄户人家磨面、打腻子（一种稻谷脱壳的工具）、扎绣球。这些手艺活，随着季节变化而随时调整，如麦收后磨面，夏收后碾谷，冬闲时扎绣球，把那糊好后呈五彩斑斓的绣球，用竹杆连成一串，由大舅或小姨拿举到各村庄走家串户地叫卖。这些活路虽然繁杂，但凭手工赚点小钱，养家糊口，这个五口之家，加上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外甥，日子也还过得去。 解放后，外公不能再做私塾先生，便改行开磨坊，替村里村外的庄户人家加工小麦。直径1米多的大磨盘，由小驴子拉磨，一天下来能磨出四、五百斤面粉。磨出的面粉再拿到2米见长，1米见方的称为箩柜的筛子上筛。这种筛子由人的两只脚前后踏动，筛子随着前后一尺的距离来回晃动，来回晃动数次后，磨好的面粉落入箩柜中，麸子则留在筛子上。因筛子呈纵向倾斜角度而将麸子随时抖落在箩柜外。小时候觉得这磨面过程很好玩，时不时地跑到脚踏板上踩几下，往往踩几下就踩不动了。外公家的磨坊开得很红火，远近七、八里都知道垅李王村有个“磨坊”。“磨坊”就成了外公家的代名词。
那时，乡里没电，自然谈不上使用电动机脱稻谷壳。因而，一种土制的名为腻子的脱谷壳工具便应运而生。外公有文化，勤于动脑筋，钻心制作腻子，很快便得心应手。腻子的诀窍在篾业，手工劈竹子，削竹片、竹尖、竹块，扎外圈，糊内衬，这些专业性较强的活路，都是外公打腻子的专利。外婆勤谨贤惠，一年到头含辛茹苦，操持这个家，洗衣做饭，喂猪养鸡，伺弄菜园，伺候太婆（外公的母亲），都是她老人家的事。外婆人缘极好，晚间闲空时，左邻右舍和湾子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和小伢们，常常围坐一群，和外婆唠家常，煞是热闹。
两个舅舅、一个姨，当年年龄都不大，大舅，小姨，小舅分别年长我12、10、8岁，舅舅们忙于农活和家庭副业，很少有空余时间和我一起玩耍。一年中，偶而带我到三、四里外的张牌湾和黄金塘小镇去看电影，那是我最开心的节日。小姨以农家少女特有的矜持、活脱和能干，十六、七岁的年龄就能顶替大人干许多农活，打箩柜、卖绣球是常有的事，空闲时常与村里的小伢们在一起踢键子、捉迷藏之类的游戏。在秋季带我到已收割完水稻的稻田里挖野生荸荠、到小溪沟里逮泥鳅，春天带我到村外的山坡上、地沟里采摘金银花、桅子花、野玫瑰，剥开野玫瑰带剌的外皮，吃它嫩嫩的茎，是小姨教我的，有时采一大把野花拿回家，插在水瓶子里，满屋子弥漫着芬芳的香气，在此五、六天的时间里，整个屋里清看怡人。 农家一年四季无闲人，即使像我这样五、六岁的稚童，也有自己的农活——放牛。牛是农户的命根子，春夏秋三季，一般由人牵着到田埂地边吃草放养，牵着缰绳须臾不可松手，否则，牛会啃食田地里的庄稼。冬季才放在牛圈里饲养，喂当年贮存的稻草。我的任务是，当小姨有其它的事顾不上放牛时，就由我来替代她。那是一头膘肥体壮的水牛，乌黑的综毛油光光的，非常驯服、乖僻，我放牛的时间大半在下午，把牛牵到田埂上或地垅边。每到傍晚，牛吃饱后，肚皮涨得鼓鼓的，我踩着牛角，顺着牛脖子爬上它的脊背，它会极温驯地配合我骑到它的背上，然后，慢悠悠地走在田埂上。正如歌中唱到“踏着夕阳归去”的感觉。当然，那时是体会不到这种浪漫情趣的，只是感觉好玩罢了。
有一天，外公给我二毛钱，叫我到邻村的桂西湾去打酱油，当我顺着田间小道向桂西湾走时，看见稻田里有只青蛙顺着田埂蹦跳着，好奇心驱使我跟随它的跳跃而追逐，想捉住它却总是捉不住……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陡然想到手上的空瓶，酱油还没买啊。便慌忙向桂西湾跑去。跑着跑着，突然发现手中的二毛钱没了，这下慌了神，转身又跑回去找，借着天边的暮色，瞪大了眼睛，沿田埂路边仔细寻找，可是，找了好大一阵子，怎么也找不到。这时，天渐渐黑了，酱油没买成，钱也丢了，想着外公严厉的神情，我吓得一下子坐在路边“哇哇”地哭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一束耀眼的电光射来，小舅循着哭声走到我跟前，看到酱油瓶是空的，便问缘由，我结结巴巴地说：“钱——丢——了。”他拿过空瓶，牵起我的手说：“丢了算了，家里还等着酱油做鱼哩。走，咱们快去打酱油。”回到外公家里，小舅说明原委，外公瞪了我一眼，说：“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伸了伸舌头，吓的躲进了厨房。那年我6岁。 家史，学习了。 谢谢谈天 7 外婆带我去黄石
1956年仲夏，
在我7岁的时候，掐着指头算起来，我在外公外婆家已经住了一年。眼看着就要错过启蒙读书的年龄，母亲几经转辗，从黄石捎信外公，叫我做好准备去黄石上学读书。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脑子懵懵懂懂，不知是喜是忧，好像无所谓的样子，该玩还是照样玩耍。赶在春耕夏种时，村西头一鱼塘排水挖泥积肥，排水用的是水车，水车排水用了半天时间，到第二天正午，鱼塘才算见底。
两个舅舅带我去鱼塘捉鱼，可把我乐坏了。在水深还有一尺多的时候，鱼塘岸上围满了几十人，等待水抽干，好下去抓鱼。当水位再下去一些时，焦急的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下去捉鱼啦”，声音刚落，性急的大人、小孩立即绾起裤腿，脱了鞋子，下岸走向鱼塘。情急之中的我，见状赶紧行动，催促两个舅舅“呼啦”一下子跃入鱼塘，踩着半尺厚的淤泥，走到水中捉鱼。这时，鱼塘混浊的水面上，大大小小的鱼儿活蹦乱跳，猫着腰忘情捉鱼的人们，身上背上溅满了污泥污水却全然不顾，鱼篓、脸盆等盛鱼用具互相磕碰，弓腰簇拥的人流来回碰撞，头腚相挨，整个渔塘像刚开锅的水，一下子沸腾起来，那场面好生喧闹。
对于水乡泽里的人来说，捉鱼和踩莲藕是拿手好戏。不一会的功夫，那些得心应手、驾轻就熟的捉鱼高手，都捉了好几条一尺多长的大鱼。两个舅舅算不上捉鱼行家里手，手忙脚乱鼓捣了半天，才抓了三、四条半尺长的鲢鱼。我呢，扑腾了好一阵子，鱼倒是摸了几条，就是抓不住。鱼儿在水中像泥鳅一样光滑，手一挨它就溜掉了，气得我扑通扑通直拍打浑黄的泥水。从此，得知捉鱼要靠经验和技巧。大概仅一个时辰，偌大的鱼塘里，鱼虾蟹蚌，甚至是泥鳅，都被捉了个精光。
村西头有位青年男子，今天迎娶新娘子。临近中午时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陆续从家里来到新郎家门口等待新娘子的到来。
须臾，村西山岭上出现一伙人，簇拥着向村里走来，不一会，又听到锣鼓唢呐声由远而近传来，再过一会，看见锣鼓队后紧跟一乘四人抬的花轿，花轿后面还跟着一乘媒婆坐的黑轿，一支迎娶新娘的队伍款款向村里走来。霎时，几十双眼睛几十张笑脸投向迎亲队伍，企盼他们早些进村，快些落轿，让村里的乡亲们尽早一睹新娘子芳容。
在乡亲们热切盼望中，两乘轿子一前一后抬到了村口，看热闹的人群一下子围笼上来，随着乐队和轿子一直跟到新郎家门口，新郎这时早已站在门口恭候。新娘坐的花轿落轿后，锣鼓喧天，锁呐劲吹，鞭炮齐鸣，欢声笑语连成一片，少顷，两个年青的伴娘走到花轿前，掀开轿帘，将新娘子搀扶下轿，新娘子在众目睽睽之下亮相（当时已经不作兴披盖头），围观的小伢们众口齐声地唱道：
呜哩呜哩哇，
娶个媳妇来烧茶。
呜哩呜哩哇，
有了媳妇好生伢。
喝了茶，生了伢，
乐得新郎笑哈哈。
刚唱完童谣，突然一把把苦楝子如同雨点般抛向新娘，新娘见状，赶紧和伴娘一起步入屋里。新郎新娘来到堂屋，进行拜堂仪式时，围观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随着主婚人一声“新郎新娘拜堂开始——”，新婚夫妇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拜堂之后，亲朋好友馈赠贺礼，入席喝喜酒，直至闹洞房结束。婚庆全过程简朴、热烈、喜庆。
这是我在垅李王村见到的唯一的结婚场面。 这一年初冬，外婆提着一个土布包袱，领着我经黄金堂到苏家墩，乘公共汽车沿着武昌至黄石公路，到鄂城县葛店下车，葛店位于长江南岸，每天上下午各有一班中型客轮开往黄石港。我跟着外婆来到葛店长江码头，登上一艘客轮，顺江而下，最终来到黄石市一个叫东平巷的地方，父母亲就住在这里。
东平巷没有巷子，而是一大片依山坡而建的茅草屋。茅草屋根据地形特点，有的一栋住七八户人家，有的仅住三、四户人家，每家一间半房，约合30平米。抬眼望去，偌大一片鳞次栉比、密密匝匝的茅草屋，显得十分简陋、荒凉、紊乱。与其说这是一片职工家属住宅区，不如说是一块工地大型临时工棚更为贴切，实际上，这里居住着上千户人家，就是大冶钢铁厂及石灰窑矿区的职工家属。
父母亲住在东平巷半山坡上。虽然山坡不陡，较为平缓，但父母住的那排茅草屋处在山坡的最上端，从街道公路走上去，得八、九分钟，给居住在那一地段的人们在上班、上学、买菜、出行等诸多方面带来不便，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茅草屋的坡下，有一栋用芦席搭建的职工食堂，每当开饭时，高音喇叭总要播放一些音乐和戏曲，印象最深的要数黄梅戏《天仙配》，几乎每天都能听到那清新飘逸的唱段，只觉得听起来悦耳，却不懂得唱的什么内容。
每天早上，父亲吃完早饭，换上工作服，打上用帆布做的裹腿，戴上用柳条编织的安全帽，此时，37岁的父亲，显得格外精神，满怀欣喜地走出家门，到2公里外的石灰窑上班，具体干的是打风钻，属于风钻工，成天与石灰打交道。母亲除哺育锦绣小妹，操持家务外，还承担机械化站6名工人的洗衣服任务，每月挣点零星小钱补贴家用。有段时间，在住宅的山坡下，就着浓密树木的树干搭了间猪舍，喂养了一头小猪，每星期到一个名叫“一门”的地方买麦麸子喂它。半年后，猪长肥了卖掉，家里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8 儿时趣事
住在东坪巷不久，结识了两位在一块玩耍的小伙伴，这两个小伙伴一个外号叫“茅缸”的与我同岁，父母是大冶人，住在我家左侧下两排的茅草屋；另一个是年长我2岁的“蛾姐”，她父亲因犯错误而劳改，她只身跟着母亲相依为命，住的地方与我家并排。
大概因为年龄相仿，思维相近，玩性相投的原故吧，我们3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凑在一起，找一块空地，划上“中”字形方块，玩起跳房子，跳单、双人绳游戏，跟茅缸在一起玩得最多的是拍洋画、滚铁环、打陀螺、弹珠子（玻璃球）。有时玩起来不知时间早晚，忘了回家吃饭，直到父母来呼唤，才知道肚子饿了，该回家吃饭了。
茅草屋户区连绵不断的山岭是我们天然的乐园，春天来了，山岭上的茅草吐出了嫩芽，没过几天，嫩芽丛中钻出无数包裹着白嫩白嫩的茅草芯，剩去叶片露出茅草芯吃起来，有股甜丝丝的味道。“到山上去摘茅草芯吃！”成为小伙伴们之间传递的小秘密。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比我们大一些的孩子们放学后，回家放下书包就来到山坡上采摘茅草芯，要不了个把小时，就可采摘到几大把茅草芯放入口袋中，然后满怀欣喜地回家。
我和茅缸都没有上学读书，每天只好等着已读一年级的蛾姐放学后，才和她一起上山去摘茅草芯。她特机灵，常避开小伙伴多的地方，带领我俩往山岭高处攀越，那里不但有茅草芯，还有许多野生的石榴树、榛树、桅子花和金银花，我们在采茅草芯的同时，还可以顺便摘一些桅子花、金银花之类的野花。
在这片处于山坡上的天然儿童乐园里，我们享受着春风雨露的沐浴，品味着春景春色赋于的恩惠，在这里的夏天，同样充满儿童的情趣，儿童的浪漫，黄昏前的一段时间，这里比学校更有吸引力，做作业的小学生一个个趴在早已踏平了的草丛上，专心至志地做作业，背诵课文的同学，两人一伙，三五成群地肩挨着肩，背靠着背地朗诵着，还有那七八人一堆的小伙伴围着一圈玩丢手巾的游戏，嬉戏打闹，捉迷藏，翻跟斗…… 无所不有。我时不时地参与其间，切身体会丰富多彩的城市儿童生活。
然而，城市儿童生活不光是跳起胯子玩，其它的什么都不顾及，在玩耍中适当干些零活才是生活的真实。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如，母亲帮人洗衣服，我每天下午要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竹篮里，提到机械化站院内，送到工人叔叔的宿舍里，然后 ，拿回待洗的衣服。有时相约蛾姐、茅缸等伙伴上山捡柴禾，捡松籽、摘野石榴，有时到职工食堂拾煤核，到建筑工地拾废旧板皮，拿回家作柴火燃。好心的蛾姐有时见我捡的煤核比她少，她会从她的篮子里抓几把煤核或几片木柴给我，使我对她的大方劲充满感激。
记忆儿时趣事，有些如雾里看花，蒙蒙胧胧，有些像为中看帆，清晰可辨，以下两件小事属于后一种情景。
如同往日一样，这天，我挎着满满一竹篮子洗干净的衣服，从家里走下山坡，正往机械化站走去，突然，一双套成团的棉线袜子从篮子里滚落在地，上午刚下完雨，路边堆积的淤泥把袜子裹上一层泥浆，我顿时傻眼了，赶紧拾起袜子，用手抹去泥浆，找到水龙头，把手洗干净，提着篮子走进机械化站院子前，把脏袜子悄悄塞进裤袋里，到宿舍后，放下干净衣服，取走脏衣服便回家了。回家后，不敢告诉母亲这件事，又悄悄地把袜子放到床铺底下，心想，这样就瞒过去了。没想到，过了几天，我再送衣服时，一位叔叔对我说，你回去问问你妈，我有双袜子是不是忘了洗？我心虚地“唔，唔”半天，表示知道了。看来这事是瞒不过去了，回家后，只好对母亲实情相告，母亲责怪道：“苕伢，这样的事能瞒得过去吗？快把袜子拿出来，我重新洗就是了。”
另有一天上午，母亲递给我一张肉票和一元钱，叫我到菜市场去买肉，我高高兴兴来到菜市场排队买肉，排队买肉的人很多，我正排队的时候，一位年长我三、四岁的男孩走近我，对我说，排队人这么多，我俩先到外面玩一会再来买吧。我没多想，就跟着他到街旁不远处的小溪边玩。溪边有间用芦苇盖的茶馆，茶馆里大多数为老人，从早到晚来茶馆边喝茶边听湖北大鼓的人络绎不绝。我俩在溪边玩了一会，又跑到茶馆里凑热闹，没有喝茶，却似懂非懂地听着湖北大鼓的唱词。听了一阵子，我想起了买肉，便对那小男孩说，我走了。那小男孩也不理会，只顾潜心地听老艺人唱戏。
返回菜市场排队买肉，快轮到我时，我顺手从口袋里掏票和钱，发现肉票和钱不翼而飞，急得我翻了所有的衣裤口袋全都没有，只好离开队伍四处寻找。我死死盯住菜市场地上你来我往人群走过的脚印，希望能找到丢失的钱和肉票。边走边找，边找边想，出门到现在，我没有和谁交往呀，怎么会丢呢？刚才跟那小男孩在一起玩，是不是他偷去了？想到这里，我快步跑回茶馆，寻找了半天，哪还有他的影子呀。
遭遇此事，无助的我感到憋屈，惧怕父母责骂而不敢回家，伤心地哭了，跑到大街上到处乱转。到了傍晚，跑到茅缸家，谎说父母不在家，来找茅缸玩，茅缸父母留我吃晚饭。饭后告辞后，还是不敢回家，只好再到棚户区闲转。天已黑了许久，忽听附近戏园里锣鼓喧天，男女唱戏的声音不断传来，受此感染，我来到戏园门口。从门口往里看，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见人，至于唱的什么戏，更不晓得。没钱买门票，看见围墙根有些人站在摞起的石头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往里看，好像看得蛮有滋味。我也学着人们的样子，找块没有人站的石头站上去，结果连围墙顶都够不着，自然是啥都看不见。于是，只好在隐隐约约的月光下搬来几块大石头加高，人刚站上去，“哗啦”一声响，人随石头一起滚落下来，屁股摔得生疼，半天爬不起来。
剧终前大约20分钟，查验门票的人撒离，观众可以自由进出了，趁这当儿，在墙边垫石头看戏的人忽啦都涌进了戏园。我也随之进入，跑到戏台前端，看演奏乐器的那帮人，觉得他们真有本事，演奏的戏曲一板一眼真好听。可惜，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戏终人散，戏园里刚才满登登的人，一下子走光了，戏园子变得空荡荡的。当我最后随稀稀拉拉的人流走到大门口时，看见父母亲正站在大门口两侧，见我出来，一下子堵住了我，父亲严厉教训我说，再到处乱跑，非要打断你的腿不可。母亲也过来骂道，死东西，叫你买肉买了一天，东西丢了算了，躲能躲得过去吗？随后，我像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
去年错过了报名上学的机会，今年说什么都要上学读书了。1957年初秋，我已经满8岁，母亲领着我到位于工人新村的黄石市4中附属小学报名入学。
市4中的西面就是附小，附小由一幢呈“U”型的三层楼构成，全校有初小1——6年级24个班1200余学生和老师。“U”型楼房的中间地段，是全校师生做广播操和开展球赛活动的运动场，运动场上的坡地建有一个好大的医院，南北方向有一大段主干道的两侧就是工人新村的商业区。
我被编入一年级二班，班主任王老师，高挑个子，40多岁，对同学和蔼可亲，体贴入微。她是我的名副其实的启蒙老师，我打内心尊敬感激她。至今，她在课堂上讲课的神情仍历历在目。她告诉我们，上课时挺胸坐直，双臂重叠放在课桌上，眼睛看着前方，专心听教师讲课。她教我们语文课，从汉语拼音开始，怎么发音，如何书写，不厌其烦，反复讲解，直到每个同学学会为止。写汉字，一笔一划，规规矩矩，课堂上写，回家做作业练，不把基础打牢固不放手。教我们算术的李老师认真执着，诲人不倦，从小写“1、2、3……”到大写“一、二、三……”来回比较，反复读写，让神秘的数学王国从每一节课的数数认数开始。
有天放学之后，母亲让我上街去买菜，其中买了一斤豆腐干，看着篮子里黄澄澄的豆腐干，忍不住蹲下来，拿出一块往嘴里塞，正吃得有味时，碰巧打着裹脚的父亲下班路过此地，见我在满是尘土的路边嚼着豆腐干，不由分说，把我从地上拽起，夺过菜篮子，严厉责备道：“像个叫花子，还不赶快回去。”我觉得憋屈，伤心地抹着眼泪回到了家，一进门，被父亲训斥为“好吃”，“好吃”在家乡土语中是个极不体面的贬词。从此，我再也不敢在路边乱吃东西了。 9 小学校亦大办钢铁
我们家在东坪巷住了一年多之后，到1958年春，我上一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正赶上全国大办钢铁和反右派斗争。这时我们家从东平巷搬到距此一里多的西平巷。西平巷也是在半山坡上新搭起的一长排芦草棚，中间用竹杆，芦席隔成10多户房间，每户一间约20余平米，近20户家属拥挤在这栋大芦席棚里，属于大杂烩之类的杂居群。
那时父亲工资低，每月工资不到40元，养活全家4口人，生活状况属中等水平，每天早上起床漱洗，吃完早饭，父亲上班，我上学已成惯例。有时家里没有剩余饭菜，母亲就给我一角钱上街吃早餐。那时物价低得难以置信，一根油条2分钱，一碗糯米饭6分钱，一碗豆浆3分钱，一块糯米油炸糕3分钱，一角钱吃早餐连吃带喝绰绰有余。家里的午餐和晚餐除素菜和咸菜外，偶尔也买点鸡鸭鱼肉点缀一下，一斤卤肉8角，鲢鱼、鲤鱼2、3角不等，一块3寸见方的油炸臭豆腐2分钱，还捎带半匙红扑扑的新鲜辣酱。嗳，那年代的日子，想起来就流口水。
我们附小一年级学生积极响应“全民大办钢铁，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学校对各年级是这样分工的：一、二年级锤观音土，三、四年级破焦炭，五、六年级砸铁矿石，全校师生都要到长江岸边的七门去挑废铁。冶炼钢铁和废钢铁回炉主要由三年级以上的大哥大姐们操持，他们和第四中学更大一些的大哥大姐们一道，在学校宽广的操场上建有10多个3米多高的土炼铁炉，成天有好多人在炉前忙于运料、进料、出炉、除渣，这些操作程序和冶炼工艺应该是在中学老师精心指导下进行的，要不10至18、9岁的学生伢子，怎么会炼钢铁呢？
有几个晚上，我们班上几个同学结伴到学校看热闹，只见土高炉顶浓烟滚滚，炉膛内烈火熊熊燃烧，蓝色的火苗舔砥炉胆，四周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在操场上的高炉群中，有的在高炉顶搭起梯子，大哥大姐们排成队，往顶端装料口里传递矿石、石灰石、焦炭等，有的在高炉底部忙碌，抬来坩埚放在出铁口旁，接住已熔化的铁水，这时，铁水飞溅，红色的液体映照夜空，呈现出一幅挑灯夜战炼铁忙的真实画面。 反右斗争好像是从1957年兴起，1958年似接近尾声。它在我稚嫩的童心中，似乎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在启蒙读书前后，仿佛一夜之间，街道两侧冒出了许多用竹子搭建的大字报棚，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漫画和大字报，观看这些大字报和漫画的人流，就我上学放学路上目光所及，常常络绎不绝。市4中高年级同学大概也卷入了这场斗争。当时学校的操场上也竖起了好长一排大字报栏，可能是为揭发4中老师的右倾言论而专门搭设的。我常看见并两次跟随中学的大哥大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右派老师家抄家，一进门就翻箱倒柜，不知要找什么东西？过了一会，整个房间一片狼籍。
西坪巷离大冶钢厂不远，父亲仍在大冶钢厂所属的石灰窑矿区上班。石灰窑以盛产石灰而闻名遐迩。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对它的开采，既可满足大冶钢厂对矿石烧结冶炼的需求，大大降低运输成本，挖掘拓展土地又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真可谓一举两得。父亲作为一名风钻工，每天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打炮眼、放炮，在石灰岩上凿孔、填炸药、安雷管、最后引爆。爆破出来的石头由大改小，再运到窑上烧制石灰。
有一天，父亲带我去矿上玩耍，走过一段街道，翻越一个山岭，大约走了20多分钟就到了。放眼望去，这里山连着山，沟连着沟，约有一、二百人聚集在各个山包上，二、三人一伙，手持长短不一的风钻枪，“突突”地忙碌着。矿区的上空尘埃弥漫，有的山包周围如同大雾笼罩，看过去混浊一片，耳闻压风机轰鸣，风钻“突突”，眼见沟壑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感到这里既是一个大型石料开采场，更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石头世界。学校之外竟然有这样宏大的场面，一切都是新鲜而新奇的，以至于回家后，好长一段时间还想着它。 到了中午吃饭时，父亲领我到工地食堂，他拿着5毛钱的保健餐卷，领来二份饭和一大碗红烧肉，俩人吃得津津有味，真解馋呀。这是我小时候在工地上吃到的最难忘的一顿午餐。
还有一次，在西坪巷大芦席棚的家里，母亲买一挂猪大肠拿回家与海带煨汤，晚饭时，舀一大碗端到桌上，父母和锦绣小妹都喜欢吃，唯独我拈一筷子海带放进嘴里，还没等咽下去便吐了出来，自此，闻到海带味就反胃。令人不解的是，长大后不但不反感海带，而且对它情有独钟。在重庆西彭镇居住那阵子，17、8岁的我特别爱吃海带，炖、煮、凉拦皆喜之。可惜那时能买到海带的机会少之又少。
进城来到父母身边，每一次看的电影是《红孩子》，这是学校组织的电影专场。我们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排着队来到电影院，电影院门口，高音喇叭播放着黄梅戏《天仙配》那动听的唱段。我心想，世间小人国的小人大概只有寸把长，要不唱戏的、拉胡琴的、敲小木鼓的，人那么多，怎么能装进喇叭里去呢？走进电影院，看见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座椅，觉得坐上去一定很舒服。不一会，片头出现了《红孩子》的字幕，随着剧情的开展，红孩子们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斗争的情景，与我们的心灵产生了共鸣。片尾激昂高亢的歌声：“准备好了么，准备好了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久久地在我心里回荡。
在西坪巷大约住了7、8个月，家又搬到离工人新村不远的田家墩。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一条平缓的山坡公路蜿蜒伸向远方。公路两侧的缓坡上，建有横排3栋，竖排6排的砖瓦平房，砖房四周全是农田，绿油油的晚稻秧苗正在拔节生长。平房离市里名叫工人新村的地方约一华里，我们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里，这里离4中附小还有一里多路，在田家墩上学比在西坪巷上学要方便一些。 我家与曹叔叔家各分得一间平房，两家共用一间约8、9平米的通道兼厨房。上一排与刘叔叔家相望，下一排与母亲结拜姐妹全枝姨妈家和志新叔叔家相邻，他们都是和父亲在一起上班的老乡，老家同属于武汉豹澥公社。
曹叔叔家小我一岁的华子，我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进出，同在4中附小上学，平日里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打闹闹，他长得壮实，我长得瘦弱，俩人打起架来，常常不是他的对手，但又不甘心吃亏，碰到这种情况，就用手去抓他的脸，有时脸被抓破了，他会加倍反攻，挥拳打来，他愈打我，我愈寻找机会去撕扯抓他，时间一长，他也不敢轻易动手打我了。长大成人后，我俩谈起此事，华子还揶揄我，那时候你的手爪子比拳头还厉害，被抓破的脸皮，十天半月才能脱痂，所以，打起架来，不能和你恋战，只想速战速决，我笑道，自卫反击是人的本能，当时条件下，没有什么高招能战胜你呀。俩人说罢，大笑不止。
这年秋天，我读初小二年级，最温馨的时光是，在家里写作业和温习功课。父亲已调往广东韶关工作，家里只剩下我们母子3人，一盏白炽灯下，母亲坐在床沿边，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讲述她经历的往事，我坐在小板凳上，专心背诵《两只小羊过河》的课文。
“两只小羊同时走到独木桥上，互不相让，结果谁也过不了河，这时，狼来了，对两只小羊说……”背完课文后，接着写作业，先将课文的生字抄一行，注上拼音，再做算术作业，算术作业简单多了，老师要求加减法在演算时，个、十、百、千的数字上下对齐，同时，要求保持卷面干净，母亲虽不识字，但每晚总要反复叮咛我，写作业要专心，不能马马虎虎，我频频点头答应。写完作业，母亲总是不忘嘱咐我：“乖伢，明天还要上学，早点睡，啊！”
早上起床后，有时家里没有剩饭剩菜，母亲就给我一毛钱上街过早。那时物价低廉，2分钱一根油条，3分钱一碗豆浆，6分钱一碗糯米饭，一毛钱过早绰绰有余。家中的晚餐，偶尔也到街上买些风味小菜，在餐桌上点缀一下，一斤卤肉8毛钱，油炸河虾6毛一斤，油炸臭豆腐2分钱一块，还稍带红朴朴的鲜辣酱。嗳，那年月的日子，在我心中真是无忧无虑，快乐无比呀。
在黄石住了两年多时间，记得办最后一件“大事”是排队买花生，可能是“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工人新村粮店凭粮本，每人供应2斤带壳花生，一大早，我和左邻右舍的小伢们一起，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拿米袋，一窝蜂似的来到粮店，粮店门口已排成长龙，我们跟在队伍后面，慢慢向前移，约摸过了2个小时，我们才买到花生，各人或提或背，一路上，满怀欣喜地回到家。 第二章 马坝河畔
10 一死一生的考验
1958年初，父亲工作从湖北大冶钢厂调到广东韶关钢铁厂，当时主要任务是筹建韶钢。2月27日，随迁的100多户家属都赶到了黄石火车站，准备乘车南下广东韶关。我和母亲、锦绣妹妹3人，随南迁的家属站在站台上，焦急地等待列车进站。
黄石火车站的站台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母亲、锦绣和我在站台上翘首以待，盼望从黄石开往汉口的列车能早些进站。我在候车室的人群中窜来窜去，带队的罗叔叔吼住我，叫我不要乱跑，我没理会他，继续跟同龄的小伙伴相互追逐嬉戏。“呜——”一声汽笛传来，列车进站了。我兴奋地欢跳着直拍巴掌。“怀安——”母亲叫我了，也许是兴奋没听见，我依然蹦跳着。母亲见状，一阵小跑过来，揪住我的耳朵，用半握拳头的指关节朝我的头上磕来，这一磕不打紧，正磕在我头上长着的疤痢上，顿时血流如注，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母亲也顾不这些了，拿张纸擦去污血，愠怒地拽着我来到妹妹跟前，气恼地责骂道：“找死呀，火车来了还到处瞎跑，还不赶紧上车。”我看着大部份人都挤上了火车，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拉着妹妹挤上火车。
列车风驰电掣般向汉口方向驶去。小妹乐得在靠窗子的座位蹦着跳着欢笑着，嘴里直念叨：“我要见到爸爸啦。”笑声在车厢显得如此清脆和爽亮。大约一小时后，活泼可爱的妹妹想是太累了，竟昏昏沉沉睡着了。母亲抚摸她的头感觉头部有些发热，当时也没在意，仍把她抱在怀里。
傍晚时分，华灯初放，列车缓缓停靠在武昌站。母亲拿着行李，我背着昏睡的妹妹走下列车。刚走出站口，小妹妹伏在我的肩膀上竟呕吐起来，我惊慌地叫母亲过来看。母亲放下行李，从我背上抱起小妹直喊：“锦绣——锦绣——”小妹妹也不搭理。母亲惊慌地催促我：“快去叫罗叔叔来。”我随即跑回站台，边跑边喊：“罗叔叔，罗叔叔 ”罗叔叔正在站台上忙着照顾正下车的家属，听见我的喊声，忙问：“有么事？”“我妹妹睡了不晓得醒，口里还吐白沫。”罗叔叔看着我焦急的样子，急忙走出站台，安慰母亲：“莫着急，等我安排一下已出站的人，让他们在广场上候车，我们马上把孩子送到医院，”不一会，罗叔叔在候车广场外雇了一辆三轮车。带着母亲和小妹向附近的医院奔去。
我和南迁的家属在广场上候车，准备换车，乖晚上10点汉口至广州的火车。一个多小时后，母亲抱着妹妹回来了，医院确诊小妹患“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坚持要住院治疗。但是，罗叔叔这里还有这么多人等着他，哪能脱开身呢？没有办法，只好拿些药在路上吃。母亲怀抱着锦绣妹妹，在广场上来回踱步，脸上布满忧愁。
列车离开武昌站一个多小时，小妹病情进一步恶化，全身发热，嘴边直翻白沫，脸色煞白，全身痉挛。母亲抹着泪水找来罗叔叔，罗叔叔又找来乘务员，乘务员说，车上没有条件救治，前方咸宁是个大站，最好能在咸宁下车抢救。无奈之下，罗叔叔把他手上的事务委托给他人后，便带着母亲和锦绣小妹妹在咸宁下车，我则随同家属们继续南行。
10天后，才知道母亲在这段日子里所受的劫难是如此悲哀和痛彻。
母亲一行3人下车后，借着昏暗的路灯，在行人的指点下，心急火燎地赶到县医院，大夫详细检查后，看着深度昏迷的小妹妹，便摇摇头说：“患的是急性脑膜炎，救不过来了。”母亲闻听此言，悲从心生，猛地抱紧小妹悲恸地痛哭起来，哭得撕心裂，悲痛欲绝。事后，在罗叔叔的张罗下，在当地买了一个木匣，雇了两个农民，将小妹安葬在附近山坡下，带着无限伤痛，悲哀地离开了这座小县城。
俗话说，漏屋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母亲此时的遭遇是这样地凄惨。锦绣小妹妹的夭折给母亲的悲恸还没消逝，腹中的小生命又闹腾要来到世上。刚从咸宁上车不久，母亲痛苦得坐卧不安，罗叔叔与邻座的阿姨看见母亲要临产的时候，又找来乘务员商量是否在前方岳阳站下车，乘务员答应下车后与站台值班员联系，叫站里派人急速送往医院。就这样，到了岳阳站下车后，不到一小时，一个小生命便“哇哇”坠地。这是1959年2月28日，大妹妹来到人间。
短短半个月内，母亲经历两个骨肉的一生一死，心力交瘁到了极点，面色憔悴，精神萎糜，父亲和邻里不断地安慰、劝说、开导，一二个月以后，才慢慢地平缓一些。 南迁的新居坐落在马坝镇西北方向的马鞍山脚下。两排楠竹搭起的简易工棚，住着韶钢采石车间的四、五十个单身职工。我们家在这里吃完第一餐午饭后，就搬到了马鞍山下南侧临近马坝镇的一家农户院里。这是一个大杂院，我家和王姨妈及另一户人家，还有房东，四户人家合住，组成了粤北山村不同姓氏的大家庭。
搬入乡下新居后，母亲第一次带我到马坝镇去。碎石铺成的小路，直通二里外的镇上，陌阡沿途稻田里，正值备耕时节，水塘星罗棋布，小溪流淌，水里不时见到鱼儿在戏游。还有头戴尖尖角斗笠的农夫农妇，在田里耕作，拨草，走到哪里，哪里就呈现出一片葱绿。街上水果店里和摊贩案上，又长又粗的青皮甘蔗和紫红的脆皮甘蔗，黄澄澄的柚子，一串串肥硕而丰满的芭蕉，让人垂涎欲滴。水果摊上的水果诱惑使我缠着母亲要买水果，母亲捺不过我的纠缠，索性给我买了一根青皮甘蔗，乐得我连蹦带跳，把它扛回了家。
三个多月过去了，马鞍山脚下的两排工棚，由单身宿舍隔离成16户家属住房。我家也安排到此居住，成为16户住家之一。于是，家又从马坝镇附近的大杂院搬到了简陋的工棚屋。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从1959年末到1960年初，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国家形式发生急骤变化。饥荒象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我苦难的少年也就始于此时。
马坝小学当初位于马坝镇旁一条名为马坝河的南岸，我转学到此校读到三年级上半学期，便迁址到马坝火车站附近。刚到马小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语言问题，同学之间平时讲的都是广东客家话，说话时用手比划半天才能明白一丁点他们说和内容，交流起来非常困难。好在老师讲课时讲的是广东普通话，绝大部份能听懂。
记得正是花生播种下地的三、四月间的一天，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剥花生，每3人一组领10斤带壳的花生，许是担心同学们在剥花生时偷吃花生米，所以，规定剥好的花生米要过称称重量。即便如此，也抵挡不住同学们对饥饿的恐慌，每当老师不在场或背过身时，大部分同学都会用最快的速度往嘴里塞花生米，抿着嘴细嚼慢咽，一旦老师转过身来，咀嚼即停止，一个个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那精彩、滑稽的一幕幕，不用导演，演得如此真实、朴实、毫无做作和夸张，至今回想起来，仍使人哑然失笑、回味无穷。 首段唤起了我中学的记忆。感觉特像哪篇课文，至于哪篇，记不清了。 11 饥饿像瘟疫一样蔓延
没过多久，大概是1960年春，马坝小学从马坝桥南搬迁到了马坝火车站的西侧，这是当地一富豪家族祠堂改建的小学，祠堂里前后左右大约有20余间房屋改建成教室，原房屋采光不是很好，改建教室后，屋顶增设了不少玻璃瓦，使教室的光线明亮了许多。学校门口有个宽敞的大院，可容纳全校学生在此做广播操及小型运动。
我在三年级2班读书，班主任曹老师，一位30来岁极为英俊的小伙子，曹老师教我们语文，讲课极为生动、有趣，不时穿插一些小故事，以此吸引大家注意力。他心系学生到什么程度？就连明天将有雨，地上路滑，同学走路要格外小心，回家后一定要听爹妈的话，按时完成作业，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等等这些小事，常挂在嘴边，要课堂上或放学排队的路上，反复叮咛我们。
春天正是植树绿化的好季节。有天，学校组织植树活动，从马坝街边沿人民英雄纪念碑到火车站约有三、四里公路的两侧，全部种上桉树。我们班分配植树地段距火车站约有300米，植树任务是一天时间，每人种一棵，植树要求是，树坑一米见方深，包种包活，树坑位置必须在石灰线的外侧，根据要求，我们挥镐刨坑，拿锹掀土，忙忙碌碌干了一上午，总算通过丈量检验，一米见方深的树坑终于挖好了，下午领来近2米长的桉树苗栽上，培土，再从马坝河里挑水浇灌，最后，在树上绑一小长方形的薄铁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这才算是完成了任务。多少年之后，我偶尔经过车站路过这里时，总要走近它，抚摸已长高长粗了的树干，它同其它的桉树一样，长得挺拔、伟岸。
马坝小学距马坝河仅有100多米，而河道偏南，离京广线不远，在河道与通向马坝街的公路之间，形成一段狭长而开阔的河滩地，当时河滩地见缝插般种满了茄子、辣椒、红薯、豆角等瓜菜，夏天昼长夜短，下午放学后太阳仍高悬于空中，这时，我相约邻居伙伴，来到这片河滩地里，采摘一些马齿苋，拿回家拌大米，煮马齿苋稀饭裹腹。那时期，马齿苋因采的人多，也不是常有，只有勤去勤采，多跑几趟菜地的旮旮旯旯，才能采到二、三斤，有时空手而归。
马鞍山脚下的两栋工棚离当时的韶关冶炼厂大概只有六、七百米。韶关冶炼厂职工食堂兼电影放映场，是我们住在工棚里七、八个小伢子去得最多的地方，确切地说，是晚上看电影光顾最多的地方。
冶炼厂放映电影大都是在周末，电影票价每张一角，我们买不起票，十有八九都是站在食堂两侧的窗户外看，好在窗户上没有布帘遮挡，且放映一个小时后可免费进入，所以，基本上不影响看电影。记得印象最深的是赵丹主演的《乌鸦与麻雀》、《马路天使》等。有段时间，每当放完电影，我们伏身游走在电影院的各个角落，为各自的父亲捡拾香烟头，捡到烟头拿回家积少成多，撕去纸屑，烟丝留下重新卷纸烟，也顾不得卫生与否，暂且解决因香烟供给不足而引起的烟瘾问题。那年月，用萝卜叶晒干，当烟卷抽的，不算少数。 1960年的“六一”儿童节到了，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午餐卷，作为儿童节对儿童的馈赠。这段时间父亲正好在马坝河边看守沙场，我执意把他拉到镇上一家指定供应午餐的餐馆，凭票发给一人一碗甜糊糊和一块发糕，这在当时是一份很精美的食物，我催促父亲快吃，心里觉得美滋滋的。父亲却坚持叫我吃，推搡半天后没有动筷子，最后二一添作五，父子俩各吃半快发糕，喝半碗甜糊糊，算是一次难得的享受。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从60年春季开始，住在工棚里的所有家庭都在自己的房前屋后，山坡地沟，自发兴起生产自救活动，开辟荒地种些白菜、萝卜、木薯、红薯、花生等，以充饥裹腹。母亲独辟捷径，在原单身职工食堂倒弃煤渣的地方，开垦出半个蓝球场大的菜地，每年种上的红薯，因煤渣和土混合，土质特别松软，加上施足草木灰，肥力特别充足，红薯长势特棒。每到秋收时节，一颗红薯秧能刨出五、六个大小不等的红薯，煞是喜人。收获的鲜红薯，或蒸或煮或晒成生熟红薯干，颇能抵御饥肠的抗议和威胁。
自己种蔬菜和杂粮数量毕竟有限，要解决饥饿仅靠此远远不够。出于生存本能，我们居住在工棚的小伙伴们，常常三五成群，七八人一伙，开展了觅食活动，根据不同季节，自己到田间地头，塘河湖沟找吃的。到当地农民收获后的田间地头拾稻穗，刨地里农民收获过的红薯茎块，木薯茎块和落花生。到河沟小汊里摸螺丝，抓小鱼，小虾，小蚌，到水塘边采摘野生菱角，莲子。最常去的是一个叫“8公里”的地方，这里有条浈江河，河对岸有片蔬菜种植区，农民收获萝卜后，将萝卜缨丢弃沤肥。我们则去捡萝卜缨，拿回家充饥。有几次，我挑着萝卜缨摆渡过河接受检验时，看见菜农用扁担殴打两个偷萝卜的觅食者。碰到这样的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一旦占上“偷”者，轻者呵斥，臭骂一顿，重则扁担加身，打得你嗷嗷直叫。
我家觅食度荒的另一个途径是挖野菜。父亲利用在马坝河看守沙场的便利条件，常在河滩地边，拔一些毛地菜，马齿苋，灰灰菜回来。一家4口人，半斤大米五六斤野菜一锅煮，盛在碗里，米粒清晰可见，几乎全是野菜，就这吃得喷香。由于肚子里没油水，饭量显得特别大，每餐吃四、五碗野菜粥，肚子涨得鼓鼓的，嘴里却总想吃。
当时流行最广泛的是浮肿病和营养不良症。襁褓中的大妹妹，饿得皮包骨，邻里与她同龄的俩个弟妹患有同样的营养不良症而夭亡。瘦骨嶙峋的大妹妹毫无表情的脸上，没有一丝生气，唯有两只大眼睛空泛地眨着。母亲给她喂点白开水，也只是有气无力地吸吮着。妹妹的生命危在旦夕。在送到三村职工医院抢救时，护士打针找不到血管，每次注射需要两个人配合才能完成。饮食吃流质，稀饭及胎盘剁成碎末后搅拌的面糊糊，以此维持皮包骨头的弱小生命。母亲陪护在妹妹身旁，自己吃饭既没粮票又无钱，只好由我每天送去两餐野菜粥。一个月下来，妹妹病情虽有好转，但母亲这样长久下去也承受不了，思前想后，趁医生护士不在的时候，抱着妹妹悄悄地从医院溜回家里。
第二天，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工棚旁，车上走下来局党委书记和工会主席，执意叫母亲带上妹妹立即返回医院治疗，并带来了30元钱和20斤粮票，作为特殊救济，塞到母亲手里。母亲泪花闪闪，泣不成声，一再感谢这俩位救命恩人。
大概受饥饿的困扰，正在三村北面建设中的韶关钢铁厂（当时称红旗钢厂）在1960年下马。父亲工作单位改名为韶关矿务局，主业是打通距离韶钢18公里的大宝山隧道并开采其铁矿。矿务局建制完善后，先后在一村、三村、小岗村建立了3个小学。我从四年级开始，从马坝小学转到了矿务局第一小学。 12 给父亲送大米
韶关矿务局小学创办初期，条件极为艰苦，它的艰苦给小学生的直接感受是六个年级六个班，每个班30余人或50多人不等，240名小学生统一坐在一大间芦席棚隔离的六间教室里，老师办公则是另外搭建的一间小芦席棚。班主任王老师告诉我们，矿务局为职工子弟开办了这所小学，使你们有了就近读书的条件，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勤奋学习，天天向上。
这时，我们家还是住在马鞍山脚下那两排茅草棚里，上学放学路过马坝汽车站往南走500米左右就是马坝小学，往北走300米过了樟树林就是矿务局小学，从家里到学校大约有三、四里路，因此，午餐是从家里带饭到学校吃。
饥饿仍在蔓延。每天早上母亲熬一大锅野菜粥，父亲喝完野菜粥后提着野菜蓝子去上班，我匆匆吃完后再舀一饭盒带到学校作为午餐。在上学路上，有时想着想着，就想吃，同行的同学也有同感。这时有趣的故事发生了：几个人蹲了下来，打开饭盒盖，互相尝尝各自的饭菜味道，然后狼吞虎咽，风扫残云般吃掉午饭。吃完之后，便嘻嘻哈哈赶到学校。不计后果的狂吃，给午餐带来了灾难。因饥饿难忍，便饥不择食，我们几个在工棚居住的同学，就跑到学校附近的农田里，拨一些带甜味的玉米杆咀嚼，有时跑到小餐馆里捡包子底下防粘连的小白纸来舔那一丁点的包子皮和面沫子，再就是隔三岔五地攒够几毛钱，买一小碗清汤见底的面糊糊喝，此情此景，和乞丐没有两样。中午那段难挨的时光，最难打发，顾不上自尊和羞耻，肚皮圆是大事。晚上放学回来，野菜窝窝头，野菜饼子，野菜稀饭，轮流着吃过来。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肚子涨鼓鼓的，饥饿感却特别强烈；虽食量不小，但身体却黄皮寡瘦，双脚双腿一摁一个坑，浮肿病人极为普遍。至于鸡鸭鱼肉之类的腥荤，只是梦中馋涎的圣物了。
后来，学校为了改善象我们这样路途相对远些的同学午餐问题，特意聘请了3名家属办起了食堂，食堂也没有粮食来源，阿姨们想尽一切办法，到外地参观学习并取经，寻找各种途径解决吃的问题。经过反复摸索、实践，她们用山上能轻易挖到的黄狗头（一种象狗头状的植物）、茯苓、（一种中药材）和稻草来代替粮食。当时确实解决了一部份饥饿问题。具体做法是：先将黄狗头、茯苓、表层皮毛刮净，切片用清水浸泡二三天，然后用磨磨出浆，用粗纱布滤出渣滓，沉淀的淀粉掺和少许米粉和面粉，加上发酵粉，做成发糕。稻草也然，先将干稻草剁成寸段，浸泡、磨浆、沉淀、加少许米、面粉发酵，做成稻草面发糕，黄澄澄的稻草发糕可视为上等佳肴。
距马坝17余公里的南华寺是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这是一方古朴幽雅的净土，它依山脚至半山腰拾阶而建，气势磅礴。它的周围是连绵不断的群山，浓密的参天大树，山林间树常绿，水长流。特别是每年春回大地时节，蔚蓝色的天空，碧绿的翘檐瓦片，红红的院墙，寺内汩汩流淌的甘泉，置身这般古朴端庄的境地，令人流连忘返是很自然的事。
可惜我那时年龄小，既感悟不到它的美妙之处，也领略不到它的情调所在。我那时向往它的仅仅是为了能吃上一顿米饭。原来，在这年父亲在大宝山铁矿的一座山头看守炸药库，粮食关系却在马坝马鞍山脚下茅草棚的家中，每月36斤定量必须半月买一次，以防止吃过头粮。这样，我每两星期一次，和小伙伴一起，背上十五、六斤大米乘公共汽车给父亲送粮食。从马坝到大宝山，途中必经之地的南华寺是我们歇脚的好地方。其实歇脚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南华寺内的斋餐厅对游人可以供应用餐，拿粮票和钱买，或用大米换米饭，添些加工费均可。几位家长商议，你们送粮时在南华寺舀点米出来换饭给你们解解馋，家里人多，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顿大米饭，先顾你们这些半大的小伢吧。我们照此做了，所以送粮食对我们极具诱惑力。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利用星期天，每月两次往返马坝——南华寺——大宝山之间，有时从大宝山回到马坝时间过早，我们便在沿路上摘些“扔子”（一种如莲子般大小的紫红色野生果子，味甜，里面如同芝麻状的籽特别多），金银花之类的野生植物。
至于观赏南华寺内四大天王，108罗汉、鼓楼、钟楼、泉水宝塔等，偶尔也登上台阶去过三、四次，但兴致不大。主要是缺乏鉴赏能力，也不了解佛教玄机所在，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佛教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知之甚少。
山峦叠嶂的大宝山群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铁矿，开采其矿源主要供冶炼储备。为进行大规模挖掘，当年韶钢下马后，组建了一支铁道队伍，专门修建一条韶钢通往大宝山的专用铁道。大宝山隧道就是这条铁路的主要组成部份，工人们虽然在半饥饿状态下工作，但干活的劲头却丝毫不减，风镐突突，车辆穿梭，炮声隆隆，日掘进度平稳上升。父亲刚到大宝山时，分配在掘井队当风钻工，后因体力不支，改行在距隧道2公里外的炸药库当库工，负责炸药、雷管的保管和发放。警卫工作则由当地公安部门派遣的4名武警设置岗楼看守。每次送米给父亲时，常看见他蜗居在小竹棚里，不是和民警下象棋，就是棒一本老书看。有时天色晚了赶不回去，就和父亲挤在一张床上凑合一宿。傍晚做饭时，把菜拿到山涧的泉水里洗濯，回来切碎后与大米一块煮成菜粥，就着咸菜吃起来，那味道真是香呀。
这年七、八月份放暑假，正是“拐子”（树上结的形如“＜”状，长约四、五公分，直径似蒜台般的野果和“黄皮”（形如红枣，皮黄，果汁黏度大）飘看的时候，我在父亲看炸药库的小竹棚里住了20多天，一个小伢家总是呆在山窝里，时间长了就腻烦了。因此，隔三差五，我便下山到开山队驻地找小伙伴玩，或者和小伙伴搭乘队里食堂买菜的车，去沙溪镇玩。
沙溪镇不大，镇边有条不太宽，但水很深，水流湍急的小渠，渠上架有一座石拱桥。走在镇上卖菜的地摊上，看到扎成一把把的“拐子”，一毛钱一大把，买一把和小伙伴们分享，那不是很甜但果肉厚实的味道，很有嚼头。同行的一位小伙伴发现有卖“黄皮”的，又称来一斤让大家尝尝，我拿了几个“黄皮”塞进嘴里，吐出薄薄的黄皮，吃里面果核外包裹的果肉，酸酸的，甜甜的。果肉韧性特别好，反复咀嚼好久，果肉很难和果核分开，原来“黄皮”是这样一种耐嚼、出味、健胃、提神的野果。
困难时期，为了吃饱肚子，12岁的我亲眼所见买饭时弄虚作假被揭穿的难堪一幕，也亲临韶关火车站买张去英德的火车票，不是为了坐火车，而仅仅是为了一盘四两的米饭。详情叙述如下：
开山队工人干的是重体力活，粮食定量每人每月42斤，这在当时恐怕是最高的。大宝山工地食堂在每个职工42斤定量中，规定一日三餐分别是：早上四两，午餐、晚餐各为半斤。职工每餐吃饭凭队里印制的一张白纸，上面划出93个一公分大的方格，每行均注明某月某日早、中、晚字样。按最多天数的大月份计算，31天正好93顿。职工买饭时，炊事员会将当日的餐券小方格撕下来，然后给你打饭菜。一天午餐，我拿着一位叔叔给我的餐券，排队买饭，突然旁边一个队列发生骚动，吵吵嚷嚷半天不知是咋回事，凑过去一打听，原来一买饭工人，这天午餐券已买过了，回到住房后，又用同样的方格字样补贴上去，想蒙混过关买第二份。结果被心细的炊事员发现了，而“弄事”的工人又不承认，因而发生争吵。事后，据说队里对这位“弄事”的工人进行了纪律处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住在茅草彬的左邻右舍传开这样一个消息：在韶关火车站，只要买一张南下英德以远的火车票，就能在车站食堂买一盘米饭和少许蔬菜，大家心里算了一笔帐，从马坝汽车站到韶关14公里，来回车票3角，从韶关到英德车票大概不到3元，每盘饭一元，换句话说，吃一盘米饭约要4元。而当时黑市的高价粮每斤已买到10元以上，而且，常常是有价无货。这样一算，到韶关去买盘米饭还是比较划算的。当时，父亲月收入不到50元，要养活一家4口，买高价粮只能是痴人说梦。
一段时间内，左邻右舍条件好一些的，大人小孩都去韶关吃它几顿米饭。我家则不行，父母舍不得花钱，大妹妹才2岁多，唯独我开了一回洋荤。有天，父亲给我5元钱，跟随周叔叔一家去韶关买米饭吃，成为少年时代永恒的记忆。 支持 淡泊兄 坚持不懈的写家史。 13 移居韶钢工人一村
1962年春，我家从马坝鞍山脚下的茅草棚搬到工人一村。一村座落在京广线马坝火车站的北面，一排排6栋红砖瓦房依山而建，每户一间大房隔为2间小房，约20余平米，屋后各自搭建一间6平米的芦席棚做厨房。虽说居住面积小一些，但比起茅草棚却是天壤之别。
矿务局子弟第一小学就在一村的山脚下，从家里到学校步行四、五分钟就到了，这样，午餐不用带了，省略了午间饿肚子那副乞丐般的穷酸相。大约是这年3月份，我读5年级下学期时，一小是从一村搬到三村职工食堂对面的一座山头的半山腰，这里有4栋楼房，一栋为矿务局技工学校，一栋是矿务局一小；另两栋是家属楼，在这里仅读了三个月的书，待七月初放暑假前，矿务局原有的一小和二小合并，统称韶关矿务局职工子弟小学。当时矿务局在4村建成一栋非常气派的综合教育楼，计划小学在一、二楼，卫生学校放在三楼，四楼是钢铁学校。后因韶钢彻底下马，卫校和钢铁学校夭折，只有我们两个小学合并后，分别从三村和四村搬进了综合楼的一、二层，三、四层却空置起来了。
两个小学合并后，我被分配在5年级二班，班主任李老师，30多岁，算术刘老师，近50岁，体育周老师，20多岁，校长杨，40余岁，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我走进这栋综合大楼，坐在二楼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聆听老师们耳提面命的传授知识，当我来到大楼前的广场上，做体操或跳高跳远，当我伏在课桌上专心写作业，遇到不懂的地方，老师不厌其烦、轻声细语讲解难题时，当时我是否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一份难得的珍贵，现在已记不清了。
5年级的暑假，我玩得好开心。学生时代的暑假，永远是小学生们向往的天堂。虽然家里很贫，饥饿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但童心纯洁，童趣无限却不曾因此而泯灭，该玩就玩，该乐就乐。距4村矿务局小学二、三里的地方，有个炮兵师驻地（俗称马坝炮兵师），驻地内的山脚下，兴建了一个天然游泳池，同班的谷明等4位同学都是炮兵师的子女，每天上下学都要路过炮兵师侧门的哨所，有他们中任何一个人引领，我们进出驻地便畅通无阻了。
这个长约百米，宽约60米的大型游泳池，深水区和浅水区各占一半，深水区设有一个3级跳台，蔚蓝色的池水一年四季始终保持清波荡漾，清澈见底。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巧妙利用山泉流淌的一年之中从不干涸的泉水，山泉如碗口般粗，汨汨流入游泳池，经游泳池使用后，游泳池下端同样设置碗口粗的出水口，这样，游泳池的水常流常新，可以保证水质 纯净、清澈。在这个暑假里，我和先德、先远、华子、景阳、谷明、有顺等同学，每星期总来上三、四回，在跳台上跳水，在水中游泳，潜泳、侧泳、蛙泳，换着花样尽情玩个痛快。
母亲以她勤劳的秉性，如同在茅草棚附近开荒种地一样，背着锄头，四处寻找未开垦的荒山坡地。开始在居住地的半山坡上，后来又在樟树林旁的乱石岗上，挖出了约有四、五分的荒地。荒地挖出来后，捡去乱石，把整块地上的杂草翻腾一遍。对山坡上的旱地，先除杂草，晒干后烧成草木灰留作底基肥，然后从厕所里挑些沤烂的粪便全肥料，厚厚地铺上一层，一块新开垦的生地，起码要施加各种肥料伺弄一年，地肥充足了，才能种植农作物。山坡旱地种菜，种红薯、木薯、花生，先天不足是缺水浇灌，这给种地人无形中平添了几多艰辛的劳动。不辞辛苦的母亲，几乎每隔几天都要挑10多担自来水，爬坡越岭，送到地里，给农作物浇灌。
1962年大概是3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而这年韶关矿务局面临的形势是大批精简工作人员，干部下放劳动，工人动员回乡。按当时政策规定，几被精简回乡的工人，局里可一次性发给本人600至1000元的安置费。父亲受安置费的诱惑，在没有征得母亲意见的情况下，独自向特种公司有关领导递交了回乡的书面申请。事后，他向母亲说了下放回乡种田的事后，母亲非常震惊和气愤，每二天找到公司领导，毅然决然要回了申请书。父亲下放回乡的打算落空后，公司领导另行分配他到矿务局创办的小岗山农场上班。具体工作是一个小组10多个人，专门放养牛和羊，这样，父亲又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牛羊官”。在父亲当“牛羊官”的一年多时间里，我曾去过两次小岗山农场，印象最深的是鸡蛋吃得很多，除早餐外，中餐，晚餐都有炒、蒸、煮鸡蛋，但限量，每人每餐不得超过2个，再就是食堂炒菜大部分用牛油，而那里又特别厌恶牛油，一闻到牛油炒的菜则敬而远之，父亲到农场工作，我觉得有一点值得安慰，吃的主副食要比在大宝山看炸药库时好，油水多些，基本能吃饱。 住在一村的头一年，就记忆所及，有必要讲两段童年趣事。
和我家并排相邻的有位姓杨的叔叔，山西太原人，其妻姓史，我叫她史阿姨，俩口子婚后多年没有生育，日长天久，成为一块心病。这年初，喜从天降，史阿姨生下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乐得他两口子合不笼嘴。杨叔叔时任矿务局武装部长，工作繁忙，虽然初为人父，也成不上照顾月子里的妻儿。母亲与史阿姨虽然搬到一村后才相识，但两人极其投缘，相处十分亲密。自史姨生下儿子那天起，母亲就身不离左右地照顾史姨，做饭，打扫屋内卫生，洗尿布等。母亲有时忙不过来，还叫我过来帮忙提水、扫地，做点零活，整个月子里，母亲伺候史姨一个多月，为此，杨叔叔史阿姨再三感激母亲，说母亲帮了他们大忙，一辈子感激母亲。
到了星期天等业余时间，杨叔叔喜欢外出打鸟。其为人武部部长，近水楼台先得月，个人配有一支手枪和一支小口径步枪，后来，自己又买了一支专用来打鸟的汽枪。这样，他自己就拥有3支枪，把我们几个常跟他外出打鸟的小伙伴羡慕得要死。我们有时2人，有时3、4人跟杨叔叔一起打鸟，一般是到一村山上的松树林里，部队卫生营附近的樟树林里，最远的就是二村背后山坡下的杂木树林里。杨叔叔打鸟往往只带汽枪，偶尔也背上小口径步枪。打鸟的时候，我们学着杨叔叔的样子，放轻脚步，屏住呼吸，向有鸟儿啾啾叫的树木走去，随着“砰“的一声，枪响鸟落，这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赶快跑过去捡鸟，每次打鸟几乎没有空手而归的时候，少则六、七只，多则十几只，大多数是满载而归。有时，杨叔叔也把枪交给我们，对着鸟儿扣动板机，但十有八九落空。
住在一村近4年时间，业余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先是在三村特种公司食堂，后移至机关食堂，周末的舞会、电影、歌舞剧海报会早早地张贴出来，“砰嚓嚓——”的交谊舞不爱看，我就到灯光球场看篮球赛，或去阅览室翻看《人民画报》和有图画的杂志。电影《八女投江》、《红旗谱》、《革命自有后来人》、《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印记最深的是湖南、广东的县市剧团多次到三村演出歌剧、采茶剧、也有粤剧，剧目大部分为《洪湖赤卫队》、《红珊瑚》、《南方来信》、《刘三姐》。
虽然不懂也不会下象棋，但亲眼目睹过全国大名鼎鼎的象棋大师杨官凛三村与矿务局象棋高手对奕的空前盛况。
暑假一晃就过去了。9月初开学就读6年级上学期。李老师对毕业班的学习抓得很紧，其他年级每天下午只有二节课，我们毕业班却要上3节课，家离学校很近，绕着一村山坡的腰际走半圈就到了。读书的时间很充实，心情很轻松，每天确如歌中唱到的那样：“背着书包上堂，小呀小二郎，不怕烈日晒，不怕风雨狂……”
大概是这年的10月底，粤北秋天气候干爽宜人，我们5个同学相约去3村背后的山沟里捡竹子扬花后结的“竹籽”，用来果腹充饥。
一村与3村仅隔一条京广线铁路，东西相望。吃过早饭，背上书包，来到了村背后的山脚下，再上山行走在荆棘丛生、杂木茅草密布的山间小道上。经过半小时跋涉，山谷朝阳的平缓坡地展现出一片竹林，竹林的竹子属于野生状态，既不高大也不粗壮，也就二、三米的高度，大拇指般粗细。此时竹叶已经枯黄，竹籽已经脱落。我们一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杆，冒着随时都有可能被“竹叶青”毒蛇噬咬的危险，走进竹林间，看见有竹籽散落的地方，或蹲或趴在地上，拂去落叶和腐植土，用双手将零散的竹籽归拢在一起，再捧起来放进书包里，有的地方竹子间距离密不透风，人蹲不下去，我们就找块竹子校稀疏的地方，人趴在地上伸出双手去捡竹籽粒。
捡竹籽一般星期天去得多，从早上去一直捡到中午，往往能有四、五斤的收获，这种形如麦粒的竹籽，外皮比麦子厚，颗粒饱满，捡回来后淘去杂质，洗净晾干，炒食或随大米煮成干饭或稀饭，清香爽口，远比黄狗头、土茯芩、野菜实惠可口得多。 再现了过去的情景，尤其是大饥荒年代，童年趣事也让我感到亲切。可是，大作似乎还没有写完啊。 我是来打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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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作酒饮，寂寞如声歌。曾走过奈何桥，曾喝过孟婆汤，奈何，前世之缘，今世难续。你我各是天涯两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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