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朝南的房子
本帖最后由 甲乙 于 2010-2-10 08:59 编辑永远朝南的房子
——往事与怀想
（写于1996——1998年前后）
在我回想那些往事的时候，我总觉得母亲就立在我的身后，亲切地凝视着我。母亲的目光是永恒的，能够穿越生死的界限，它随着我，随着时间前行。
前些日子，我又一次回到乡间，看看过去住过的那所门向朝南的老房子，自从弟弟另砌新楼，现在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门窗都是关闭的。门外的地坪上长满了高大的扫帚树，遮蔽着侵袭老屋的岁月风雨。弟弟说这些扫帚树并不是他种的，还是父母生前打扫地坪时扫帚上落下的籽粒，现在没有人走动，因此它们全长出来了。
老房子的其它三面都给树或院墙围绕，只有这朝南的正面比较宽敞和舒展。一户农家的很多农事活动都曾在这里进行，例如选种拌种，晾晒小麦、油菜籽和棉花，喂养鸡鸭等。南墙上也总是挂着留种的黄豆禾秸、干丝瓜、干辣椒。朝南的房子以及地坪，意味着它和阳光的贴近，和四季节气的贴近。
我站在那里沉思默想，恍惚间我觉得母亲的面容在有着一缕淡淡天光的南墙上显现出来，母亲的身影在幽深的窗台后面一闪即逝。
南墙上一抹温暖的阳光，这就是记忆；甚至阳光消失的时候，那一抹暖意还长久地留存在墙里面。
我的出生地大虎山
一九五二年我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一个叫大虎山的小镇。那年的阴历一前一后有两个五月，民间谓之“闰五月”。我就生于其中的一个五月，具体日子是五月初三，也即端午节前两天。母亲生前曾对我说起我生于哪个五月以及时辰，可惜当时我没往心上去，等母亲一离世，想问也晚了。现在我努力回想，我似乎出生于前五月，因为母亲对我出生后的端午节印象很深，作过描述。照理端午节不可能两个月都过，比较郑重的肯定是第一个端午节。至于出生的时辰，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在早晨，太阳起山没起山的时候，这里面的预示总是挺好的。我属龙，一出生就逢上端午粽子水，注定了我这一生总要在水边来回游荡。确实，我的人生中不能没有水，我不习惯那些干旱的北方平原。
相对于我后来极其熟悉的小镇大渡口，大虎山在现代中国是很有些名气的。 在我出生的前几年，那场著名的辽沈战役中，解放军沿黑山大虎山一线展开过非常惨烈的“黑山阻击战”。国共两党的军队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完成各自的使命。最终的胜利由共产党人取得。我童年的时候，很多人曾来到大虎山周围的山上，再现那场战争，冲锋厮杀，炮声隆隆，大人们对我说是正在拍打仗的电影，片名就叫黑山阻击战。
说来很巧，在一九九七年五六月间的一个夜晚，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频道正在播放“黑山阻击战”，竟一下子把我定在电视屏幕前了。片子是黑白的，由于年代久了，已经不很清晰，而且拍摄的技术也不太高明，演员的表演夸张、扇情，但我仍然津津有味地从头看到尾。究其实，我不过是借这部电影旧地重游罢了。我离开大虎山已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回去过，那里的一切都已变得模糊，但记忆中仍顽强地屹立着一座大虎山，我在梦中或是想象中常常回去。而且重回故土的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不可抑止。因此，通过这部电影，我想看到的是大虎山的模样──虽然也是往日的面貌了。
人生的甜酸苦辣有时就是自己调配出来的。回想父亲当年在大虎山相隔数千里地思念我现在定居的这座城市，常常神色惨淡，甚至于痛哭流涕，现在我同样在远方思念我的出生地大虎山。世界上的事真是难以言说。
永远朝南的房子(之二)
本帖最后由 甲乙 于 2010-2-9 13:47 编辑
父亲往事
我的父亲叶孔粹，如果出现在《黑山阻击战》里，担任的只能是败将角色，因为他此前也是东北战场的一名国民党下级军官。最高官衔是大虎山铁路军运上尉指挥官。在大虎山供职期间，经人介绍和我母亲结婚。辽沈战役前洗手没干了，开了个小杂货店养活家人。他是个认真仔细得近乎刻板的人，极度节俭，善于理财。由于出身于贫苦家庭，对待生活有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
在新中国，父亲竭力做一个好公民，向政府（运动时期则为专案组之类）一次次极为详尽地书写交代材料，自己寻找自己的罪恶。如哪一年担任什么职务，由谁提拔，在何地点，谁可以作证等等。他要尽可能准确提供证人目前的地址单位，他常常为此像警局探长一样花费苦心，分析那位同事解放后可能落脚的地点，如他自己的老家或妻子的老家。有时他就写信去查询，信中也没有过多的感慨寒暄，主要是问对方目前确切地址以及他所知道的其它同事的地址。父亲也清楚地写上自己地址（以备将来为对方作证）。这样外调人员去寻找证人核实时，就不致老是扑空，从而怀疑交代材料的真实性。
父亲的交代材料写得相当有公文水平，这和他以往一直从事文案工作有关。他不用稿纸，字也能写得工整匀称，如同印刷体，行与行间齐如切割，而且从不涂改。他写材料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逻辑严谨，这次写的和下次写的，中间哪怕相隔几年，大的事件及小的细节也不会出现什么讹差。因此，在专案组的保密箱里，父亲的已经发黄的或新崭崭的材料从准确度讲像是一次写成的，使得专案组人员很难有进一步突破的机会。
在文革中，有几次专案组（当时改称专政队）在整个乡村都睡死了的后半夜，突然敲响我家的屋门，让从夜梦中惊醒的父亲交待他的历史。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的讲述竟然也能做到和他以前写在纸上的交代材料完全一致。
在我年纪稍长时，父亲曾给我看过几次他的交代材料。父亲的材料口气谦恭，老老实实，像个从不撒谎的孩子。第一次看时，我还在念小学，对这些材料又新奇又吃惊。也许父亲是想向我这个爱看书的儿子炫耀他的文字功底，更可能父亲是让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疏漏。我对父亲的过去就是通过这些材料而逐步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无形中还提高了我对写作的认识。
父亲的老家是安庆东门外来30多里处的叶湾子。他在那里度过困苦的童年。我的祖父在城里当厨师，好酒嗜赌，不顾家，挣的一点钱总是花个精光。祖母原本是安庆四方城潘姓人家的姑娘，知书明理，但生性怯懦，又苦于娘家没人，是以续弦身份嫁到叶家的（祖父第一个妻子早逝）。祖母不敢跟暴躁的祖父抗争，只好带着父亲在乡下苦苦度日。父亲3岁时，祖父暴病而卒，为了丧葬的费用，祖母只得卖掉家里仅有的三间茅草屋。此后，用父亲的话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祖母托人说情，去给一家大地主当佣工。原本那家地主是不同意父亲也去的，说是怕他吵闹，后来祖母跪地苦苦哀求，地主才勉强同意说先试试看。因此父亲从小就不敢哭和吵。祖母起早歇晚在厨房里忙碌，他就乖乖呆在小黑屋里不声不响。
从5岁起父就给地主放猪，后来又放牛。8岁时经人介绍，进了安庆苦儿院。苦儿院是由教会开办的带慈善性质的机构，收养一些孤苦伶仃的孩子，教他们读书识字，同时也让他们干活养活自己。校方是很严厉的。父亲在里面呆了四年，样样事都要自己做，如洗衣被缝补丁等。他曾经全身害癞疮，脓水流淌，很长时间才好。12岁时父亲进了一家五金店当学徒，虽然也很苦，但每月有一点零用钱，就觉得很幸福。这样子干了几年，到20岁左右，他又考入一家警察所当警察，由于比较敬业，几年后升为警长。据他说我后来供职的报社就建在当时那家警察所的原址上。
他在这里一直干到抗战时期，日本军队逼近安庆，他和许多人一道逃往大后方。临行前回叶湾子和我的奶奶告别。临别前奶奶叮咛他几件事：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父亲一一答应，并且一生都是这样做的。这也是奶奶对他最后的叮嘱，因为奶奶在父亲走后不久就孤寂地离世了。
父亲在重庆加入了蒋经国属下的学兵队，经过了一段严格的军训，父亲被任命为连军需官。日本投降以后，他也参与接收东北，因此来到了大虎山。父亲在晚年，时常讲起他的军旅生活。给我印象深的有这么几件事：一是他在学兵队时的长官，都是德国军校的毕业生，治军甚严。例如早晨跑步，叫你不停地跑，谁要掉队，他给你背上猛推一掌，让你摔个嘴啃地，然后爬起来再跑，是不准哭鼻子和叫痛的。有两个兵吵架，长官就把全团官兵集中在操场上，围成个圆圈，让那两个人互相往死里打，直到都打不动为止。一次父亲在嘉陵江里洗澡，给水流冲走，差点淹死。休假时，他喜欢跑到一处树林里去，蹲在树上大便──既观看风景又呼吸新鲜空气。到东北时，有一段时间，他已被任命为代理少校，因为不愿给上司送礼，因此最终还是上尉军衔。这样也好，不然解放后罪加一等，他说。
父亲一生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吃苦精神以及生存的韧性。他退出国民党军队后，为了生计，在大虎山开了一家杂货铺，，一直干到公私合营时，他做出自己人生的一个重大改变，到镇运输队当了一名工人。他由一个身体单薄的男子而跻身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中间，和他们一样扛大包，赶马车，全靠一种精神和意志的作用。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他能干得下来，过了一些时间，当他和别人一样二百斤大包扛在肩上，腿不晃，气不喘，并且马车也赶得灵活自如，玉米面饼一餐吃下十个八个时，大家不由得钦佩地喊他老叶大哥了。有一次他在运输途中铡草喂马时，一不留神，铡刀铡断了一根手指，他硬是抱着伤指，从几十里外赶到镇上医院，让医生给他把断指再植。一路上，他连痛也没叫一声。
母亲和她的家族我的母亲庞海琴是土生土长的大虎山人。她的祖上也是从关内出去的，从山东或河北“下关东”，但那是几代前的事情了。经过许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我姥爷这一辈，在小镇上也算是一户殷实人家了。姥爷开有一家专门收购土产山货的店铺，他对毛皮山参成色的辨别是很有权威的。解放后，姥爷的店铺被“公私合营”了，他成了店员。姥爷属于那种很讲职业道德的商人，在小镇上有一些声望。他话语不多，对人友善仁和，走路时手背在屁股后，动作举止慢吞吞，很少发火。他气管有毛病，早晨起床时免不了咳嗽气喘，喉咙里痰液呼啦呼啦的。相较而言，我姥姥脾气要大一些，家事都归她管（包括姥爷）。她干净利落，衣着整洁，头发一丝不乱，脑后的发鬏紧登登的。只是身体不太好，常年吃药。我对她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她学识字，进了镇上办的扫盲班。因为学得好，记者闻讯而来，拍了一张姥姥边拉风箱做饭边读识字课文的照片，刊在省城的报纸上。那是在1958年前后。我大舅旧时当过警察，解放后在离大虎山二三十里路的幺台子当农民。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过一次幺台子。走过高粱地中间的大路，胶轮大车在马蹄和铃铛声中晃晃悠悠地奔驰，车把式呵斥马的声音清亮悠长。至于大舅的模样我已记不详了，只能回忆起他是个高高大大浓眉阔脸血性方刚的东北汉子。我的二舅很文静，十多岁时就去沈阳的一家厂子做工，他脑子灵，肯钻研，逐渐晋升为高级技工，后来还曾出国援外，回国后担任一家机械厂的厂长，早两年退休。我的老舅庞振和与我们家人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说起他来，我内心里似乎总存有一些歉疚之情。相对于他对我们的一份情意，我们显得有些冷漠，基本上已经没有来往。当然可以用他在东北，而我们在南方，中间相隔几千里地作为不去探望他的借口。但那毕竟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我曾两次说去东北看望他，但都食言了，老舅为此生气。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去黑山》出版之后，寄了一本给他，他一直没有给我来信说点什么，像没收到这本书一样。我想他可能对我在书中对东北（黑山、大虎山）的一些描写不满，如童年的饥饿等等。老舅是个敦厚、正直同时又很精干的东北汉子。我们在大虎山时，他刚20岁出头，在沈阳一所工程学校里学桥梁设计专业。每到假期，他总要来看望我的父母。我印象最深的事是他带领我们在月光下的场地剥玉米，谁剥得快，他就奖励谁一块糖或者一本画书。可以说老舅给我们带来了童年难得的欢欣。1961年，我们全家从东北南迁时，他已经毕业分配到青海工作，无法给我们送行。在我们来南方后的困难日子里，他曾给我们很多资助，如寄钱给我们交学费等。后来他又调回姥爷姥姥身边，在镇上砖瓦厂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来南方探望我的父母，已经是一个脸色黑红的中年汉子了。55岁时，按照当时政策，他就被强制退休，带着老舅母离开大虎山去盘锦找一份工作做。我和他通过几次信，相互告知家人的情况。我的父母去世后，他曾分别来信表示哀悼，悲伤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他对我父亲的硬汉性格尤为钦敬。回想母亲的一生，她多半是在异乡的困苦、气候风俗的不适以及深深的乡愁中度过的。青春时代，由于娘家的家境尚可，她念过二三年学堂，然后是待字闺中，做些女红，带带弟妹，没有真正地为生计在外面奔波过。姥姥甚至也准备让她缠小脚。那是她最美好的时光，在家庭的温馨中，在乡土的怀抱里，她肯定设想过自己的未来。大葱大酱、高粱米饭，滚烫的火炕，这些平常的世俗生活，后来都成为她最长久的忆念。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刚刚二十岁出头。我见过母亲结婚后几年拍的一张照片，母亲端坐在一把老式高背椅上，穿一件素净的旗袍，黑发披肩，面容单纯安详，眼睛里流露出温驯和善的目光。母亲的美是端庄的，是一种母性的美。她跟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从城镇到乡村，从北方到南方，含辛茹苦，一直到生命的汁水滴滴流尽，母性的光辉依存。
我的姐姐妹妹们现在我该讲讲我的兄弟姐妹们了。我的大姐出生在中国辽宁和朝鲜接壤的安东（现改名丹东）。当时我的父亲驻防在那里。二姐和我以及两个妹妹都出生在大虎山。我的最小的弟弟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南方的小村庄挖沟。父亲那代人，脑海里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是很强的。对于头两胎都是女孩，他满心不快。直到我出生，终于有了儿子，因此而筹了一笔款子寄回老家，委托族人把一直厝而未葬的奶奶棺柩下葬了。并给奶奶竖了一块石碑，正面刻上他和母亲以及我们姐弟的名字，这对死者也是一种安慰吧。大姐从小是被当作男孩来训导的，这也是父母盼子心理的某种显示。大姐的头发剪得很短，衣服也不鲜亮，是个十足的假小子。父亲要求她勇敢大方，干事不能显出畏畏怯怯的样子。她很小就出远门，到铁路边煤渣堆上捡煤核，到乡下捡拾地里遗落的黄豆。父亲这时已参加镇上运输队，赶一辆马车四处运货，中午不能回家吃饭，由大姐给他送去。东北的道路平而且直，有时父亲坐在车上吃饭，车就交给大姐赶，她挥动长鞭，嘴里吁──吁─驾地吆喝牲口，倒很像一个少年车把式。大姐已经是个女孩，二姐的出生因此并不受重视。父亲最切望的是一个男孩。二姐想必很早就感受到父亲对她不是作为男孩出生的愤懑。在我的记忆里，她总是闷声不响地呆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由于少言少语，兼之几乎与生俱来的忧郁，使她的眉眼常常皱结着，只有眼瞳特别黑亮地偶尔忽闪一下，像怕被人发现似的赶紧又垂下了眼帘。二姐的性格和大姐有很大的不同，大姐明快开朗，而二姐内秀沉郁。这完全是生存空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二姐手巧，很早就会做鞋，但由于她即使笑也总是有一些苦意，她注定是不会讨大人喜欢的。我的出生无疑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母亲肯定深深地为此松了一口气。父亲大约也觉得自己的人生因此而圆满，可以向祖宗交待了。我对这种期待和重视想来在很小的时候就感知到了，因此自我感觉很好，甚至莫明其妙地有一种大男子主义意识。我有时要占姐妹们的上风，例如她们不喜欢吃一种臭豆乳，我偏要在吃饭时往她们碗里搅拌，害得她们叫苦不迭。在吃穿方面，父母肯定都对我优待很多。我则习惯性地接受。这多少对我后来的人生带来一些影响。儿时的我其实是个好动、自大而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邻居家的老母猪生了一窝小猪，小猪毛茸茸的，十分好玩。有一天，我乘母猪不备，抱起一只小猪就跑。母猪发现了，嘶吼着跟在我后面追赶。它近乎疯狂地越追越近，嘴里喷出的热气直撞我的脚脖子。惶乱之中，我竟不知把小猪丢下，一头跑进了一条死胡同。前面没有路了，我又转身向回跑，母猪眼珠子血红，嘴巴大张露出利齿，恶狠狠扑过来，我腿下打绊，往地下一趴，母猪上来就是一口，咬住了我的屁股，连棉裤都给咬透了。我那时只感到恐惧，已不知道疼痛。后来幸亏有人来了，把发疯一般的母猪推开，不然它说不定一口咬断我的脖子。母猪咬出的伤口很久以后才好，疤痕则成为身上永久的印记了。另一件事是某一天我和大妹两人在邻家和别的小孩一起玩，大妹坐在炕上，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命令她回家去，她却不走，我大概觉得丢了面子，随手操起一把剪刀就向她的头上掷去，她的额头上一下给扎出血来，她不哭不叫，睁着大眼睛呆呆地看着我。这时我才觉得祸事临头了，对自己所造成的后果感到愧悔。在家人把大妹抱到医院救治的时候，我躲到一个角落里不敢出来。我的大妹和小妹的性格有如大姐二姐之间的性格差异一样，大妹沉静，小妹活泼。但她们的童年境遇更差一些。由于家里人口渐多，家计艰难，同时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已经迫近，在她们不明世事的时候就注定要饱尝饥饿的滋味，甚至生命之火也差点熄灭。我对她们最深的印象也就来自那场饥饿中。当时，大妹六岁，小妹三岁。冬天到来的时候，家里几乎没有什么食粮了，父母到乡下冰雪覆盖的田地里去掏挖菜根以及夏天蔬菜生长时脱落的朽叶。在冰天雪地里掏挖，想来是很艰难的，但我已无从知道更多的细节。这些菜根朽叶弄回家以后，叶子煮吃，而菜根则切成片，让我们在炉子上烤着吃。面对这些难吃的食物，大妹每每坐在火炕的角落里，像尊陶俑一样，睁着大眼睛，一声不响看着别人吃。母亲告诫说：吃吧吃吧，不吃要饿死的。她依然不为所动。而小妹却抢着吃，一边吃还一边说：我要吃，我饿不死了。正处在成长期的大妹小妹无疑受到荒年的影响，大妹的个子偏矮，精力总是有些不济；小妹身体状况也比较差。而体质欠佳，情绪不稳，容易疲倦，则几乎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特征。
死神笼罩小镇小镇上每天都有人饿死。死神的阴影笼罩住一条一条小胡同，呼啸的大北风以及无边而又惨白的雪野更使得饥馑的人们孤苦无依。我家隔壁住着一位瞎男人，平常很和善，出入总不声不响的，现在家人自顾不暇，已经没有什么东西给他吃了，他受着饥饿的煎熬，某一天，他摸进我家的厨房，偷吃了母亲起早蒸熟的糠饼。他不好意思见人，也无力再走出家门，之后不久，他饿死了，一群同样饿得摇摇晃晃的人悄无声息地把他抬往墓地。饥荒的尽头不知在哪里，父母忧心忡忡。四十五岁的父亲对故土的思念就在这时开始泛滥起来，回老家，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消除不了，关于故土的回想竟使得原本严厉异常的他变得有一些温情。他讲起老家的山，老家的田地，他说我们回到老家肯定不会饿死，因为那里一年到头都是绿的，最不济也有青菜可以充饥。想来母亲一开始是随口附和过他的，大约并没把他说的当真，后来见父亲越来越急切，母亲变得警惕起来，于是正告父亲：真要走你自己走，我和孩子们是不会离开东北的。在我的印象里，母亲这样公开违拗父亲意愿的事是几乎没有过的。母亲向来顺从父亲，很少和他争辩什么。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在家庭中事事说了算。他在家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连大声说话也不敢，踮起脚走路，父亲午睡，讨厌惊扰，连苍蝇也不许飞，我们姐弟几个轮流拿蝇拍打苍蝇。对于母亲来说，父亲那时的权威高于一切。但综观父母的一生，母亲由年轻时对父亲的顺从，到后来的不顺从，以及晚年的事事对立和不妥协，显示了人生很复杂的因素，这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父亲的强横也逐渐演化为晚年的病弱和无奈。可以说母亲敢于和父亲意见相左就是从这次开始的。父亲的打算使母亲产生一种远去异国它乡的恐惧。她还从未想过某一天要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小镇。她知道一些女人离开小镇后的悲剧，如她很熟悉的一位女子，随丈夫去某个边远地方，吃了很多苦，几年后还是一个人回来了。小镇上人尤其对南方没有好感，认为那里人人奸滑，气候死热死闷，北方人去了没个好。姥爷姥姥也坚决反对女儿随女婿去南方。 初次去南方父亲开始天天和母亲磨嘴皮子。父亲去意已决，但母亲仍然立场坚定。有一天，一场暴雨之后，父亲去到山后的姥姥家，当着姥爷姥姥痛哭一场，竟一下感动了两位老人。他们松了口，母亲也不好再一口咬死。于是商量出个办法，就是让父亲带我和两个姐姐先到南方看一看，把情况搞清以后回来再说。母亲不相信父亲回来以后会跟她如实地说老家的好与不好，所以一再嘱咐我把看到和听到的都记在心里，回来向她报告。事实证明母亲的想法是天真的，因为我们对事物还缺少分辨能力，再说父亲会把他的想法原原本本地灌输给我们的。那次去南方是我平生头一回出远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都很新鲜，如在南京的浦口，我们乘坐的火车给载到船上过江，火车随着行驶的船晃晃悠悠；俯瞰江面，浪花翻卷，江鸥飞翔。但在去安庆的大轮上，我弄出件大煞风景的事，使得旅行的快乐减少了许多。事情的起因是我们从大虎山动身之前，吃了好久去除籽粒后的玉米芯子磨成的粉，拉不下屎，有时急得用手抠。父亲给我开了一些泻药，一次一粒，起初吃了并无效果，但在大轮上，吃的东西油水多些，泻药猛然见效了，夜晚我还在睡梦中，一股秽物从肛门中喷射而出，竟然滴到了下铺旅客的头上，那是个采购员模样的人，叫苦不迭：这小鬼，怎么搞的！要死了！父亲连连给他道歉。解释了事情的起因，那人也就不再说什么了。父亲带领我们去的地方，并不真是他在江北的老家，而是江南小镇大渡口以东一个叫挖沟的小村庄。因为他唯一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在那里，可以去投靠一下。也许是冬日天气的关系，挖沟村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脏黑破败，低矮的茅草屋没有什么生气。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是个衣服灰旧、脸腮凹陷的老太太，老是咳嗽吐痰，对我们也并没显出格外的热情。她从小就到姓金的人家做童养媳，日子很苦，后来生有七个女儿，没生儿子。女儿早已都出嫁，老伴多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她一个人住一间小屋，用一口小瓦灶，自己烧饭吃。由于通风不好，烧饭时屋里烟气呛人，天长日久，墙壁梁桁都给熏得黑乎乎的。现在挖沟居住的有我的二表姐、五表姐、六表姐。她们的年龄都和我父亲差不多，但依辈分还要喊我父亲“老母舅”。几个表姐夫也都是比较本份的农民，不大说话。他们对于父亲要带着一家人来挖沟落户，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大姑的小屋里是呆不住人的，父亲就整天带着我到田间地头，看他所讲的“四季如春”，把一切绿的植物深刻地灌输到我脑海中去。我想他这时已经定好计谋：把我的两个姐姐作为“人质”放在挖沟过年，不再带回东北了，以使得母亲有牵挂；而对我是每天进行“南方好”教育，让我背书一样念诵南方的咸鱼腊肉怎样香气四溢，地里青菜如何新鲜脆嫩，亲戚乡人怎样热情。弄得我头昏脑胀，父亲一会是威胁，一会又利诱。他决心让我成为一个围绕他指挥棒转的宣传员。在父亲抱着必胜信心，率领我返回大虎山时，我的两个姐姐就给可怜兮兮地留在了挖沟。她们要呆上几个月，等我们全家过来才能会合。如果母亲仍然不愿过来，她们的处境就有些悲惨了。当我回家见到了母亲后，母亲对我在父亲督促下嗑嗑巴巴地讲南方的种种“妙处”已经不感兴趣，她连连责备父亲把两个女儿丢在南方，她为她们担心──母亲果真中计了。我想父亲此时在暗暗得意，他的“叶落归根”梦想可以实现了。接着是一连串的准备工作，处理一些旧用具，办准迁证等，据说父亲在办退职手续时，遇到了些麻烦，单位基于他的手受过工伤，不同意他退职，父亲又是苦苦要求，保证将来不以工伤来找单位，这样才得以批准。这些办妥之后，行李开始打包、托运，父母把炕桌、橱柜之类他们认为用得着的都带上。那时的我，正处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忆，也不懂得操心未来的年纪。父母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我只隐约觉得，某一天我还会回到这小镇来的──事实上，我一直没有回到过离别三十多年的小镇。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的一座小山，我家住过的老房子，还给我留下了些许印象。又是乘火车，坐轮船，我们全家到了安庆，稍事停留，就坐上一条木船去江南。这是一九六一年的早春，天气清冷，阴云凝结在空中，也许意识到重新开始生活的艰巨，父母望着江面，沉默无话。船在长江南岸停靠之后，水手们帮我们往下搬东西。天上开始掉雨点。母亲走进不远处的沙地柳丛中，背对着我们坐下了。我看到母亲的身体在微微抖动，忍不住走过去。母系低垂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到她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摔落在沙地上，和随风飘来的雨点混在了一道。后来，她站了起来，朝着北方看了好久好久。她的思乡之痛从此而开始，终生未能稍减。
艰难的日子初来挖沟，我们借住在同一生产队的老鲍家，他家三间草房，让给我们一间。老鲍是个看上去有些委琐的汉子，矮个，平顶头，肩膀有些病态地拱耸。他有哮喘病，每到清早，喉咙里拉大锯，痰液呼呼响，整个身体像给谁抽了筋，佝偻成一团。太阳起山后，他才好一些，蹲到墙根，拿一把大烟袋一个劲喷云吐雾。他爱说笑话，常常吹嘘自己以前有过几十个情妇。到初夏时，他就到生产队在几十里外的一处开荒地去了，不常回家。他的老婆长脸高颧骨，不认字也不识数，一双大脚，走起路来登登响。她不生育，抱养了一个病猫样的男孩，每天喂米汤。她从不收拾家务，鸡常飞到灶台上去，猪则往厨房里乱窜。她对我们几个小孩倒怪欢喜的，但我们都躲开她。家里分了七分自留地，父亲一发狠，全都种上小白菜，说这回饿不死了，青菜可以管饱。结果春季一到，白菜全都抽了苔子，吃不及，地里开成黄花一片。这时依然没有什么粮食吃，天天吃菜为主，菜里顶多撒一把糠，人人脸都吃绿了。父母还要参加生产队干活，他们从来没正经当过农民，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每天都很累，但毕竟也干下来了。母亲除了在地里干活，回家还要缝补洗涮，更要辛苦些。这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父亲吃黄连粉，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这种黑粉，让母亲做饼给他吃，邻居们都说黄连苦得要命，是下不了口的。但父亲坚持要吃，他大口在口地吞咽这些黑粉，脸上一点苦意不露，显得十分悲壮，母亲却扭转身子哭了。另一件事是父亲赤膊到地里干活，上身晒出了一层水泡，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但他也没叫一声痛。紧接着到来的夏天对于母亲来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煎熬。先是梅雨季节，天天下雨，几乎在一个月内没出过太阳，气候潮湿闷热，母亲对此特别不习惯，头上身上整天都是汗淋淋的。热呵，真热，母亲发出痛苦的叹息。她吃不下东西，晚上也睡不好，半夜里走来走去，想找个有风的地方。梅雨过后，一连多日晴天，火毒的太阳从早到晚地照着，土地晒得烫脚，村庄沉浸在一股热浪中。母亲热得上不来气，垂弯着背，脸色青黄，昏昏沉沉地坐在背阴的地方。就这样，她还坚持给我们做饭，洗衣，还要到地里干活。她对付热的唯一办法是往头上倒凉水。头发干了，再倒，总让头上水淋淋的。本地人都劝她先歇歇，说身子要紧，不然出个三长两短，孩子们可怎么办。母亲背着我们，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每一个白天和夜晚，她都是苦苦捱过的。甚至几年之后，在我们全家人都基本适应南方的酷热之后，母亲仍然极其害怕过夏天。多年之后她对我说，当时实在不行了，好几次准备拎个包回东北，最主要的是放心不下我们这些孩子。在老鲍家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搬到生产队的一处空房子里住，是一排四间房，中间用芦苇杆隔开，两家人住。我家隔壁住的是老马一家人，由于芦苇不隔音，两家人说话走路互相都听得一清二楚。老马是个老实巴脚的农民，脸膛很黑，言语特别少。他是从外地招亲来的，有力气，能苦做。我还记得他女儿马兰花出生的事。是一天傍晚，老听到隔壁叽叽哝哝的有人说话，急促的脚步响个不停。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在说快了快了。一两个时辰以后，一声婴儿的啼哭吓了我一跳，才知道隔壁人家生小孩了。从那以后我知道，生小孩原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这时候，荒年逐渐过去，粮食能勉强糊口了。大姐已转学到安庆四中读书，二姐和我在离家一里路不到的兴安小学上学。不久，我们又第三次搬家，这次是搬到村西头的饲养场。
饲养场在我这一生中住过的许多地方中，“饲养场”是始终记忆犹深的。所谓饲养场，原是公社化时期大队里的养猪场，饥荒来临，猪养不下去了，就把房子给了村里的孤寡老人住。我还记得姓江和姓丁的两位老太太，江老太身子瘦弱，脸上有些浮肿，衣服又脏又破，有点疯疯颠颠，喜欢唱着歌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她嗓音喑哑地老是唱那一首歌：“嘿啦啦啦，嘿啦啦，打败美国侉哟，遍地开红花呀──”丁老太和江老太截然不同，她年纪大些，但身体很好，一双小脚，走起路来重心却很稳，她不苟言笑，一天到晚总是驮着把筢子，筢子上再吊个篮子，到树林里去筢树叶子。树叶子门口已堆了很多，一年半载都烧不完，她还不肯歇歇腿。江老太懒，总是没柴烧，就很忌妒丁老太，常在我们面前说她的坏话，如讲她阴坏，偷东西等等。讲的时候通红的眼角布满了眼屎。我们家住的房子稍大些，屋后有一口水塘，塘边长满大树，绿森森的。又一个炎夏来临，家里没有凉床，每到黄昏，母亲先往门前空地上泼凉水，去掉些暑气，然后让我们拆下门板，在风口搭起睡铺。那时父亲经常要为队里值夜守庄稼，吃过晚饭出门，第二天早晨才归家。我们睡在夜空下，心思随着星星远去，露水渐渐润湿了眼皮，于是飘渺的梦境来临。有些夜晚，风暴不期而至，母亲一个个推醒我们，怕惊着我们压低声音急促地说：孩子，快起来，要变天了。我睁眼看看天空，果然大块的黑云已经阴险地集结，沉沉欲坠。大风从田野的尽头尖啸而来。在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中，我们赶紧拆除睡铺，把门抬回原处。这时风暴已经猛烈地扫过我们的小屋，我们的头发和高高的大树同样翻卷起来。门板被风吹得把持不住，怎么也上不回门框里去。风凶险地灌入屋内，屋子开始在摇晃抖动。母亲紧张得声音断断续续，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天呵天呵老天呵。她的手臂既要抵住门板，又要照护我们，怕我们给风吹跑。终于门插进轴里，但却给风吹得拴不上，我们竭尽全力，通过薄薄的门，和凶恶的大风对峙着。风中的世界在抖动，我们的心也在抖动。我们也经历过另外一种恐惧之夜。深夜，整个村庄都沉浸在睡梦中，突然有个人是说梦话还是因为某种神经质般的恐惧，惊呼一声：老虎来了！在露天沉睡着的人们全给惊醒，连忙不顾一切地往家跑。没有人真看见老虎，但也没有人不惊惶失措。这种骚乱有时要惊扰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像炸了锅一样，由某个人梦中的一声尖叫开始，村庄里随之而起一片喧哗呼号的声浪，脚步乱纷纷的，有什么东西给碰得轰然一响。大人小孩猛然一齐发出驱赶巨兽的“唆一唆”声。被黑夜分割的惊慌恐惧的人们，只有通过喊声相互壮胆。白天时，人们谈起这事，觉得可笑，但一到晚上又控制不住自己了。村人不由自主地随着丧魂落魄的村庄一起惊悚不止。这也可能是荒年之后日子虽然逐渐正常，但人们对可怕的灾祸仍余悸未消的缘故。在这样的夜晚，母亲总是连拉带拽地让我们这些孩子回到家里，然后紧紧拴上大门，再把桌椅板凳搬过来顶住。她再点上一盏油灯，我们几张惊魂未定、没有血色的脸就都依偎在灯影里。巨兽舔啮着我们的神智；巨兽和夜色一样无所不在。母亲隐在窗口，久久地朝外窥探。家里闷热异常，汗湿了衣衫，但没有谁敢到外面去。夜早已没了动静，油灯却始终没人去吹灭，直到黎明来临，灯油干了自己熄灭为止。 弟弟出生了在饲养场居住的那一段时间，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弟弟的出生。弟弟于一九六三年的夏秋间出世，比我小十一岁。弟弟后来多次回忆起他小时候跟我在一张床上睡觉，以及带他玩的事。但奇怪得很，我对这些事却统统不记得了，我甚至没留意他是怎么长大的。而我和姐姐戽鱼、扒草的事却至今记得很清楚。是不是弟弟的出生使得我不再是家中的独子，因此我对他有一种本能的敌意呢？这个问题我已经无法回忆了。但弟弟的出生确实让我精神上某种优越感衰落，生活更多地展现出真实严酷的一面。现在想来，父亲在他第二个儿子出生以后，心理上肯定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确切地说，我对弟弟的最初和最深的印象是来自母亲的妊娠期。尚在胎中的弟弟闹得母亲面色枯黄，颧骨四周长满了黑黝。母亲老是呕吐，吐得蹲在地上起不来；吃不下东西，只能弄一些很酸的腌菜、萝卜放在嘴中嚼。村里几个老太太都说：可怜哟，“害肚”害得这么凶，可怎么得了！几个月后，弟弟就出生在我们借住的饲养场里。那是六三年下半年。在一个雨夜，父亲请了一位朱婆婆来接生的。在忙乱的气氛中，我不知怎么就睡着了，到早晨，姐姐在我耳边悄悄说：快起来，妈妈生了小弟弟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狂喜的感觉，看到小弟弟睡在妈妈的怀抱里，我的神态想来是很冷漠的。我还记得弟弟老是巴在妈妈的奶头上吃奶，毫不害羞地东张西望，妈妈干活的时候，他也纠缠不休。□□□奶喝到五六岁上，后来妈妈实在没办法，只好弄了一些苦胆黄连涂在乳头上，这样，弟弟慢慢地才不喝了。人家再提喝奶的事他也有些难为情。
自己家的草房子我们在南方的挖沟，真正有了立脚的根基，是在有了自己的草房子以后。自然，由于是白手起家，建成这样的草房子也是充满了艰辛的。头一个难题是没有地基。我们是外乡人，不像那些老住户都有较好的宅基地，经人说合，四队的张来文同意让给我们一块地基。之后，父亲开始备料，如买石头、脱土坯等。脱土坯是一件累活，先是选一地挖开生土，四周成方塘状，再放水浸泡，之后牵一头牛来反复踩踏，直到把泥和熟，切成一块一块的，挑到一处空地上，脱坯者把泥砸进坯盒里，再用臂膀把盒外边多出的泥抹去。这活没有一把子气力是干不成的。并且，脱好的土坯还要每天翻晒，一遇天不好，全家人抢火样把土坯集中，再盖上草苫。一块干透的土坯也还有二十多斤，搬的时间长了，累得手臂酸麻。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很少请人帮忙，大多数活儿都是自己干。做房子是一件劳心伤神的事，除了种种杂务，最关键的问题是家里缺少必要的资金，此前父母把鸡猪、衣物什么的都变卖掉，又找东北的老舅和西安的小姨告贷，钱还是不足，一天早晨，父母下了决心，趁天气渐暖，把一床新棉絮卖掉。父亲驮着棉絮，毅然绝然地走向城里。房子终于如期开工，天气很好，母亲却仍在私下里祈求老天爷不要下雨。那次做房子我还有着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如对自己家即将有新屋的喜悦犹如在我心里头扑腾的一只小鸟，时不时地要从喉咙里飞出来；还有干燥的墙砖抹上湿泥之后那种鲜腥的气息，以及向站在高高山墙上的砖匠抛掷土坯的跛老何。新砌的墙由于尚未压实，稍微触碰便会摇晃，何况砖匠站在上面除了砌墙，还要伸手接住跛老何抛上来的二十多斤重的土坯呢。这是需要有一身好功夫的。跛老何的膂力在村里也几乎是无人能比的，山墙砌到两三丈高，跛老何抛得还是十分轻巧，沉重的土坯竟像燕子展翅腾空。换一个人，砖早就把墙给砸坏了，说不定砖掉下来还会砸伤人。当时还有一种很有趣的风俗，如果木瓦匠同桌吃饭，肯定是木匠师傅坐上位，酒杯先端，筷子先摸，这个规矩是违反不得的。有时木瓦匠分成两个阵营，一边吃饭，一边斗嘴，总是引来许多围观者。搬家那天，我们全家人从后半夜起就兴奋得睡不着了，母亲点着一盏油灯，坐在灯影里凝思着什么。在新屋那边守夜的父亲过来，说天上掉点呢。母亲说下雨好下雨好，雨天搬家吉祥！我不知道何以有这种说法，我觉得下雨有一点好处是：很长日子里全家人忙做房，都很疲劳，下了雨正好安心睡一觉。村里老人说：早晨开门雨，一下就要下一天呢。果不其然，等我们把不多的家当搬过去以后，雨越下越大，我们在雨的喧嚣中倒头便睡，一直睡到又一个夜晚的来临。只有在自己家的新房子里睡觉，才会真正地有了一份安然。但在草房里肯定已经充满关于瓦房子的梦想了。人总是这样，当他走到一个半山坡时，他脑子里盘算的是什么时候能到达山顶。这样的念头父亲可能更强烈。
新邻居我们的新邻居就是张来文家。来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立平比我大一岁，从小学到初中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在学校里学习一般，但长得很壮实，虎头虎脑的，有一把子力气，小名好象就叫老虎儿。我那时最羡慕他每天早上都有油炒饭吃，炒饭油汪汪的，嘴上也油汪汪的。立平的奶奶眼不好，人称“瞎奶奶”，每天摸着板凳在家里走来走去，她对孙子惯，对性格憨厚的媳妇却恶，每天鸡生几个蛋都要暗暗数一数，少一个就认为是媳妇偷吃了，骂个不休。整个家都是她管着，她说一不二。张来文是个很有性格的人，脾性刚直，好打抱不平。年轻时就和人一道去上海当厨工，学做西式餐点。后来又去了日本，在中国领事馆当厨师，据说薪金很高。他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生养了两个孩子。抗日战争时，他基于国恨家仇，毅然抛妻别子回国。但在返乡途中被中国军队怀疑为日谍，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其后他愤而斩断自己的一根手指，以表心志，才得被释放回归挖沟老家。一二年后，又娶本乡胡姓女子为妻，这也就是立平现在的娘。来文在郁郁不得志当中，却也做了一件令本地人几十年后还忘不了的壮举。当时挖沟的圩堤外面有一处野湖，年年长江汛期都要随水进来一些鱼，任人捕捞，村人谓之渔湖。但有一年，一家大地主依仗权势，把湖圈为己有，不让老百姓捕鱼。来文不服，带着村人前往抗争。大地主先有提防，雇了本地有名的拳师姚成卓看守渔湖。姚正值盛年，宽肩窄腰，双手环胸，十分膘悍的样子。众人看到姚成卓站在那里，畏惧不前，来文仗着自己在日本时学过些西洋拳术，率先冲过去，和姚成卓对打起来，甫一交手，竟不是姚的对手，身上挨了几拳，只得且战且退，跳到了湖里，就势扑腾起来。姚成卓立在岸上，面露轻蔑之意。来文忽然想到如把姚成卓引到水中来打，自己未必就处下风。于是在水中高声叫骂，撩得姚成卓耐不住了，脱下上衣，也下了水。由于湖中有很厚的淤泥，姚成卓的身手难以施展，加之水性也不算太好，和来文交手，一时竟占不了上风。几回周旋下来，来文的西洋拳显出了分量，他拼死进攻，一记重拳打在姚成卓的腰眼上，姚哎呀一声，往水里一猫腰，身子竟软了下去。他的手下人赶紧过来，把他搀着就跑。那一仗，来文大获全胜，从此名声大振。来文好饮健谈，家中常是朋党满座。有时酒醉，就大声唱歌。他也好打麻将，但一输了钱，第二天肯定饭也不吃，起早就去地里干活。他在年老之后，体弱多病，家事又不顺利，某一天他坠楼自尽，死得十分刚强。来文让给我们家的屋基原是他家老屋基。因为住老屋时，他的两个兄长在短短数年内先后暴病死去，所以认为老屋不吉祥，1954年破圩后，老屋被大水冲垮，就挪开了些地方重新盖房。老屋基一直荒置，现在就让给人丁兴旺的我们家了。曾有人劝我们放弃这屋基，但我的父亲听也不要听。他历来不信邪，逢年过节不烧香纸，不敬祖宗，他的观点是先顾活人，死人毕竟已经死了。他的这些做法被当地人视为异端，窃议纷纷，甚至弄得大姑也来出面劝说，但父亲不为所动，照样我行我素。另外一点就是父亲常常打我们姐弟，下手很重，说打就打，容不得你一点申辩，哪怕你嘴里轻轻咕哝一声，一大巴掌又甩过来了，打得你往地上一滚，有谁犟劲上来，赌气爬起，父亲就又是一脚把你踢翻。有时弄得鼻血直淌，还不准你哭叫一声。村人站在边上，开始是看热闹，后来看不下去了，觉得父亲太残暴，忍不住要劝，但父亲绝不听劝的，而且越劝打得越凶。有一次父亲也这样打我，来文来劝，责备了父亲几句，父亲脾气上来，竟一挥手把他挡开，说我管自家孩子，关你什么事！来文很没趣地走开了。再加上由于我们家粮食短缺，吃饭时，父亲常常用小碗给我们分饭，谁也不能多，这一点父亲无疑是受军队吃饭方式的影响，但在乡村，这被看作是怪事：哪有父亲和孩子这样分饭吃的。父亲被看作不通人情，这些都为他后来挨整打下了伏笔。人们当面背后，都喊父亲“老东北”或“老侉子”，口气已是不恭，因为父亲的这些行为令他们把他看作外路人，怪人，甚至是野蛮人。但父亲从不串门，也不管人家怎么说他，只管在家里做一个暴君。他认为自己这样是严格教育，而村里人□□不懂，把自己家事管管好多了。 一块小小的北方飞地父亲在异乡时曾那样地为故土伤怀，企盼叶落归根，由于在遥远的地理空间之外，兼之离乡多年，南方的一切在想象中都蒙上了乡愁酿就的诗意，但当他真的回归南方之后，他也并没有找到他的根，倒是他的行为在北方时反而不被这么多人所反感，他的归属失去了意义，他的老乡们更多地是依据他的行为认定他是“老东北”。就是说他在走进故土的神话之后，反而不可免地让自己整个后半生生活在类似异乡人的孤独中。我想父亲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不愿承认罢了。因为后来很多次，父亲母亲和我们谈到南方北方的话题时，母亲总是称道北方，说当初不来就好了。而父亲则依然咬定南方好，但他已提不出什么有力证据，只能说，他捍卫南方也就是捍卫自己当初的选择，他无从认错。而这些讨论总是以母亲的讥刺收尾：哼，你那南方，那时你骗我说南方人好水甜，可是到头来哪一点好？我们来到了南方，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保留着一定的北方生活方式，在一大片有着浓厚南方习俗的地域内，我们的家像一块小小的北方飞地，这也是对远离故土的母亲的最好安慰。当然这些生活方式就像春天里的一堆雪一样，消亡的悲剧是无从避免的。家里有一张从北方带来的炕桌，它时时提醒我们得有一铺炕来摆它。还在借住饲养场时，父母就找匠人来盘一座炕，以铺上炕席，晚上让全家人睡在上面。起初由于匠人们并不知道怎样砌一座真正的北方式的大炕，他们感受到生平从未有过的惶惑，拿着泥抹子，一边摇头苦笑，一边向父母悄声地打听。几乎全村的人都先后来参观，他们袖着手，极为好奇地东瞅西看。他们咬不准字音，老是把炕读成“坑”。父亲就大张旗鼓地向他们宣传炕的优点。说起北方人怎样一家几代人睡一座炕，老人睡温暖的炕头，和儿子媳妇之间只隔一块小小的隔板罢了。说得村人们相互挤眉弄眼，长时间暧昧地笑。但这座令父亲为之自豪的炕，一到梅雨季节，潮湿得厉害，根本睡不住人，只能拆除，而以木板搭床。另外母亲也曾尝试渍出北方人最爱吃的酸菜，大缸准备好了，白菜也有，可没多少日子，腌渍的菜就开始长毛生沫，散出一种难闻的臭味，只好全部倒掉了事。母亲还有一台从东北带来的缝纫机，有时用来做几件家人穿的简单衣服。村人用十分敬畏的目光瞪着母亲熟练地操作，因为他们还从没见过缝纫机，而村里的杨裁缝向来只是用手工缝衣的。至于后来年成好了，母亲常常做些面食，如饺子、千层饼、面片等等，惹得不少人有事没事都来我家厨房看看，甚至掀开锅盖，抓起一个尝尝。我们和本地人在语言特别是风俗习惯方面的隔阂则是严重地存在着。我总觉得他们说话很快，声音尖细，听上去像鸟唱歌一样。即使骂人，声调也是拖得很长，悠悠扬扬的。至于风俗人情，也有很多我们不太理解之处，例如谁给你送点东西，你得赶紧考虑怎么还情，要不然就会被认作不懂事理。请客吃饭，要三番五次去催请，甚至动手拉拉扯扯。请和被请的人都要做够姿态。男人的扁担绝不能给女人跨过，否则那个男人就要害“疸肩”。很多时候，这些风俗都体现出对女性的轻视。
开荒地村时人还特别喜欢说鬼，听到鬼叫、看到鬼影子了，每天都有人讲起这样的话题。例如前面提到的老鲍，每次从开荒地回来，总是大肆渲染那里鬼如何如何地多，特别是夜晚，坐落在无边无际的野草芦苇之中的垦荒者小屋，阴风阵阵，门窗总是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敲击；鬼甚至坐到了锅台上、床上。有时夜晚油灯都点不着，一划火柴就好像有张嘴在对面吹气，火就灭了。他讲这些的时候，津津有味，摇头晃脑，仿佛他正在为自己走出那个世界回到人间而庆幸不已。村人私下里却说：他在开荒地干活有油水，怕人把他顶替了，所以才讲得这么悬乎。顺便说说，几年之后的一个春天，我和几个少年相约去开荒地采马兰，行前的夜晚我还心有余悸。村庄离开荒地约20里路，我们起早走黑路，人好像还在睡梦中。到开荒地要过几条河，有时渡船要自己撑划，被惊动的水鸭子在河面上掠出条条银线。黎明时分，天色尚很混沌，眼前总有一层雾气遮着。我们走进了芦苇丛中的小路，夜露如雨，苇叶湿耷耷地触碰到我们的脸。苇丛深处散出一种长时没经过日照的霉腐气。还有什么小动物在爬行，悉悉索索地响。我们找到老鲍的小屋，却没见到老鲍本人。我们把带来的干粮放在灶台上，就去采马兰。苇丛中长满各种野菜，蹲下身去，不一会就可采到一篮鲜嫩的马兰。但蛇非常多，有时视野里同时有几条蛇爬过。开始时感到吃惊，后来逐渐就不十分害怕了。偶尔有一只大鸟从苇丛中卜楞楞飞起，呷呷叫着，显出苇丛以及天空的寥阔。我不知道苇丛之中还隐藏些什么，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洪荒野寂面前，我们本能地有一种被排斥感。老鲍一个人呆在这么荒凉的地方，想来也不容易。别说女人，大概连鬼也不会来陪伴他吧。
母亲的回乡路`来到南方之后，我的母亲受过不少气，家里经济窘困，孩子好几个，只出不进，又是外乡人，常被人看轻，有时问人家讨点种、借个磨子用都遭到冷眼。父亲毕竟是半路出家的农民，能下苦力，但却往往是事倍功半。加之他那九头黄牛拉不回的犟脾气，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母亲为此也伤过好多回心。我记得好几次她和父亲争吵之后，发誓要回东北去；她的身上总揣着临来南方时姥姥给的一点钱，说这是姥姥让她呆不去时回北方的路费。有一回，她似乎真的动了回东北的念头，把洗换衣都打了包裹。又对着我们几个孩子千叮咛万嘱咐的，脸上有着一种毅然决然的神情。父亲开始劝说，但他怎么也不习惯比较温和的语气。母亲根本不理会他。父亲只得偷偷撺掇我们：赶紧拉住你们的妈妈，不然她就真的走了。母亲上路了，我和妹妹们哭泣着，一个接着一个地扯着母亲衣角，抱住母亲的腿。母亲并不停留，也不回头，顺着圩堤，向几里外的镇上走去。我们像小狗一样盯在她后边，一直跟到了镇上。母亲没有走向通往城市的渡口，而是叹了口气，很怜惜地牵住我们的手，来到镇上唯独的一家小饭馆里，掏出姥姥给她的路费钱，买了些饭菜，让我们饱餐一顿。她看着我们吃，嘴里喃喃说着：你们这些累赘呵。黄昏时她又带着我们回家来了。父亲很高兴，显得出奇地殷勤、温和，端来洗脸水让母亲揩脸，母亲说他什么他也不做声。那几天他对我们也照例是不打不骂。还有一回，是在伏天的中午，家人都在睡午觉，母亲却坐在那里不声不响，我总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头，躺在凉床上偷偷地打量着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等我睁开眼睛时，母亲已经不见了，我跳下凉床，撒腿就往圩堤上跑。我看见母亲已经走出很远，削瘦的身子在刺眼的日光下若隐若现。我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地面上厚厚的尘土给太阳晒得滚烫，我光着的脚板犹如踩在了火灰上，烫得一蹦一跳的。我追赶着母亲，她看见了我，就停住脚等我。我走近母亲，一直近到能闻到她大襟褂上强烈的太阳气息，我不做声，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她牵着我的手说：这大热天，你跟来干什么？我只不过去镇上邮局看看你姥姥来没来信。...
我还记得母亲常常在忙完家务活的黄昏，独自一人来到圩堤外的河塘边，默默地遥望着北方，直到天上的星星缀满了河水，她才慢慢地往家走。此时，我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但我能感觉到她的步子充满了辛酸。现在回想,母亲很难丢下孩子和家庭回她的北方故乡去，但她不能放弃回东北的设想，只有这样她的日子才不那么难熬。从村庄走向小镇的短短过程，毕竟也是踏上回乡之路。在关于回乡的遐想中得到一丝快乐。母亲脚下的路是没有尽头的，但母亲的大虎山总在心路的尽头招手。……
申明:这篇文章我曾节选其中一部分文字，收入自费出版的散文集《通往河流的门》中。
现在是连载全篇，还会把一些我写家史族史的另一些文字以及图片附录其间。 我把你另开新贴的二，和一编辑在一起了。你不必每次更新都另开新帖的。这样会很乱的。 明白了，谢谢吴先生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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