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履历表（陆续添加）
在经常填写出身的年代，父亲总将自己的出身说成“官僚地主”；母亲则是地主出身，还得添上三个字：被镇压。其实，祖父只考上过公费廪生 ，基本在各地做幕僚。终其一生，只做过一任小小沽塘镇的税务局长，才多少与官僚沾上点边儿，有机会捞了些银子，使那些年家里的生活相对殷实。但不会有多少积蓄。否则，他也不会在老年还回边远的家乡遂川，去做小学校长。至于土地，祖上只有二十亩田，且已被太祖父给了他兄弟。后来，二伯与父亲大学毕业，经常给家里寄些钱以示孝心，祖父便用二伯的名义买了大约三十亩地。只收了一年租，地主老太爷的位子尚未坐稳，就赶上抗日战争中的大逃难，在逃难途中归了西。
以现在的眼光看，他大半生都在做职员，充其量不过是主任科员。因此，父亲的出身说是职员比较贴切。将祖父说成官僚有些冤枉，但这顶帽子戴在太祖父及他其余几个儿子头上则比较合适。沾瓜带络，父亲身边的官僚确有几位。在宁左勿右的年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隐瞒出身就要从严处理。将自己说得糟糕，总比组织上调查后得出结论更安全，这也是父亲不得已的苦衷。
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六十年代上高中时，我曾被戴上“白专”帽子。甚至班里每一位想入团者，都必须与我划清界限。那时，思想上的一丝异心闪念，都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填写履历表又是我等的家常便饭，这对我实在是种折磨。不愿书写那一行行沉重的履历，却又不得不对组织忠诚老实。
逝去的一切有时仍会出现在我的噩梦里，对如今的青年来说已属天方夜谭。
前尘往事俱往矣，早上醒来时有天翻地覆的感觉。
脸上曾经的刺字，那些触目惊心的黑色变脸为了金色，还仿佛身价倍增，不但不用回避，倒可到处炫耀了。“剥削阶级”变脸为“有产阶级”、“资本家”、甚至“知（知识）本家”……很有些个光荣意味在其内。而当年无限荣耀的“工人阶级”则大批下岗，或叫待业什么的，不知不觉失去了价值……
曾经的父亲，除非万不得已，多年来避口不提家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却对我说，我们家是有家谱的。随大流的他再不说前辈是反动官吏和地主了，他强调，我们也该算书香门第……
受过往昔的刺激，刚开始，我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什么家谱不家谱的，别来烦我！但随年龄一天天增大，知道谁都有早晚归去的时候，就有了想知道自己身世来历的念头。晚年的父亲尽管还没糊涂，可搞清家谱已无可能。作为一种旧时代的遗物，它早随革命风暴灰飞烟灭了。但他有时会对我谈些太祖父、祖父的旧事，甚至包括多年来绝口不提的三伯父……
我总算粗略知道了些先人的事情。这是属于我社会关系的真实“存在”，证明我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一、父亲的长辈
太祖父张希侨是前清南昌城中有名的贡生，也称拔贡，还是明朝理学家王阳明的崇拜者与研究者。至于研究成果有没有公之于众就不晓得了，对这些故纸堆，我提不起兴致，也就没问过父亲。
才子佳人戏中动不动就状元及第，其实，就是破格被选拔为贡生也颇为不易，算得上家门的荣耀。因为秀才要经过几番考试，只有成绩特别优秀者，才能被选拔进京并推荐到国子监学习。所以，太祖父在南昌城很出过一阵风头。
学成归来，他在江西新建县当起了学老师。所谓学老师，相当现在的县教育局长，专门管理秀才。他一干十八年，直到满清政府倒台。科举制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育局长的地位仅逊于县长，就是县长与他见面，也很客气。一十八年，他门下的学生桃李满天下。称他为老师的秀才自不必说，就是举人、进士也大有人在。
逢太祖父整寿，祖父都要带全家回南昌给他拜寿。这时，便总能看到翰林、知府等官员进进出出。拜寿、送条幅的络绎不绝，一箱箱贺仪排成长队被抬进门……还有人将大幅寿联展开，像在戏台上唱戏，摇头晃脑，诵读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这在父亲小小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一点没觉得这些是陈词滥调，反而觉得做太祖父这样的读书人颇为风光。
父亲的亲婆婆（祖母）身体一直不好，早已谢世，身后留下二个儿子，一位是父亲的大伯，一位就是我祖父。后来，太祖父又续娶了二房，但不算明媒正娶，是花银子从穷苦人家买来的。因与前妻的儿子年龄相仿，身份低微，被父亲的大伯和祖父称做细娘，即小娘。细娘出身穷苦，自然处处谨小慎微，对太祖父照顾得十分周到，所以深得他的欢心。以后，细娘又相继为他添过三个儿子。
前清之前，父亲的大伯考中过举人，曾当过几任县教育局长和盐务局长，均属于有实权的职务，因此，手头积攒下不少银钱，家境比较富裕。
祖父排行老二，与太祖父、大哥比，就显得有些窝囊了，只考取过公费廩生。民国前，他多在各地做职员，就是幕僚之类的职务。例如，他曾在广州财政厅当幕僚，地位类似现在的主任科员。他做过的最高职务是在沽塘镇任税务局长。总的来说，他基本属于研读儒学的书呆子，遭遇巨大的社会变革就只有碰壁的份儿。
而两个异母弟弟却比他有出息得多。老三考取秀才后，正赶上太祖父手头有几个闲钱，便不惜血本，将他送往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明治大学学过几年法律，归国后，又在最后一科考中举人。这个举人当然非同一般，属于洋举人，很是风光。民国后，他最初在东北省法院做推事，即法官。后来陆续换过几个地方，但一直没离开过法院。
太祖父比较有眼光，认为后代都是书生不行，家里要亦文亦武，遂安排老四习武，到南京陆军中学上学。民国后，老四继续在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就读。毕业后，他一直在军队发展，最高做到联军总部（相当于总后勤部）的少将处长。退休之后，他在上海做起了寓公并兼带抄股，家境一直很好。
至于最小的老五，为太祖父晚年所生，比父亲还小三四岁，是他小时不多的玩伴之一。
太祖父去世前，儿子们每回在南昌老家，都要带家人在老屋盘桓数日。祖屋共分三进，有三间堂屋，每间堂屋大约三十平米，两边各四间房，前后都带天井，院里共四间厨房。那时共分三房，父亲的大伯父一家住一进，祖父与父亲的三叔住二进，最下面一进是太祖父与父亲的四叔共住。以后，太祖父便按此种格局，将祖屋分给已成家的各房。如此，祖父一家实际只分到两间老屋。
人口众多，住房并不宽敞，又是面和心不和的两房，可为了叫老人家高兴，必须维持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待他一去世，这种虚假的景象便难以为继了。一次，父亲的三叔与四叔要为自己的母亲做寿，请父亲的大伯和祖父也过去凑热闹。大伯却不给面子，硬拉着祖父溜掉。幸而我婆婆（我祖母）识得大体，不忍叫细娘过于难堪，匆忙赶到后面去应酬了一番。
再以后，飞鸟各投林，都有了自己的家。虽说其心各异，由于是旧式堂兄弟，毕竟与现在的各自为政不同。因为，每个人的成功都该和他家族的共同努力有关，表面上的亲情还需维持，家族中其他人有了困难也不可漠视，彼此应当照应。 二、父亲的兄妹
大伯（名字不祥，但中间肯定是个建字）：父亲说大伯脾气极好，是世间少见的好人。鲁迅先生说过，忠厚乃无用之别名，用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小时候，他像别人一样读过私塾，但还没去考秀才，便到了民国。父亲断言，就是有机会，他也未必能考取。他们的举人大伯，属于多面手，除了做官，能诗善文之外兼通医道，曾有在北平挂牌行医的经历。祖父也略通医道，能熟背汤头歌，虽没正式挂牌行医，却也不时给人摸脉开方。那时的中医有的是从师学艺，有的便像祖父，属于自学成材。祖父以为，人总得有捧饭碗的一计之长，便让他跟着自己和他大伯学习。他很用功，不久，中医的汤头歌即能熟背，中药也认得八九不离十了。按理，这就算已经学成，只欠着实践。不料，他不是可造之材，天生胆子奇小，始终没勇气提笔开方，更别说挂牌行医。因此，尽管学过多日，却全部就饭吃掉，一个铜板也挣不来。好在家里还有饭给他吃，他便终日憋在家里，除了陪家人打打牌，就是给一家人做饭。
太祖父活着的时候，他每晚都去老人家那里，给他读读书，再聊一会儿外面的事情。太祖父那时已七十多岁，老眼昏花，只能终日闷在家里。别的孙子都在忙着读书与做事，一概不能也不愿陪他。所以，他对这个脾气温和，百无一用的孙子倒格外看重，几乎到了离不开的地步。只要有一晚见不到大伯，就会让人去喊。
太祖父于七十八岁谢世，祖父其时已赋闲在家，大伯那时已二十多岁。祖父不工作后，家境每况愈下，已没钱雇佣人，而婆婆和姑姑又向来不下厨房，于是，尚未成家的大伯理所当然成为家中的厨师。他烹调手艺过得去，也幸亏有他，一家人才能吃到较比像样的饭菜。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大伯眼看就到三十了，却还没有正式成家。由于没本事，大伯二十五岁时闹过一件当时当地十分丢人现眼的事情，还未成婚，便打了一场离婚官司。事情是这样的：经亲戚介绍，大伯与南昌一个大财主的女儿定亲，聘礼也已下过。女方因家里有钱，便不太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曾将爱女送往新式学堂念过几天书。就在女方与大伯快成亲时，两人曾见过几次面。心高气傲、且有新观念的女子看到未来的夫君如此窝囊，家境又不算好，就坚决要求解除婚约。按传统观念，既已下聘，对方就该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没承想，女方家长竟然同意女儿悔婚。群情激愤下，张家与女方最终对簿公堂。大伯完全是被动卷入的这场官司。最后，没能把媳妇要回来，只将聘礼索回而已。在舆论的裹挟中，大伯从此愈加灰溜溜地做人。可他本性纯善，一贯心平气和，在众人忘却这事之后不久，他也就释然。
几年后，有人又给他介绍一门亲事。女方不到二十岁，是位小地主的女儿，解放脚，不识字，生得相貌平庸，人也不怎么能干，但老实本分。以大伯的一事无成，能找这样的媳妇已算不错，全家也都知足。大娘烹调手艺比大伯差着许多，可自打新妇娶进门来，再让大伯这个男人做饭就太不合适了。全家人只好凑合，皱着眉头吃大娘毫无味道的饭菜。好在时间不长，二伯不久即大学毕业，出来做事之后，便能不断贴补家用，家里又开始雇佣保姆，再不用大娘掌勺。
由于身体不好，大伯只育有两男一女。最大的我们唤做高哥哥，从小懂事；中间的怀姐是个读书坯子；最小的抟哥聪明活泼，长得也最可爱，深得祖父母欢心。由于二伯婚后一直不能生养，而他又是家中最出息、最劳苦功高的一位，遂不顾大伯与大娘是否舍得，祖父擅自作主，将抟哥过继予二伯。从此，抟哥远离亲生父母，随修铁路的二伯四海为家去了。
抗战开始未久，祖父去世，婆婆与大伯、三伯两家一同往遂川避难。老家生活艰苦异常。胜利后，婆婆曾对接她回南昌的父亲说，若再不接我回去，我非死在遂川不可！
婆婆好歹算坚持到了胜利，大伯却没能等到这天。不知他得的什么病，死时年龄只五十岁，身后抛下大娘及一对正上中学的儿女。
直到我们离开南昌，大娘一直跟婆婆与我们同住，主要由父母养活两个家庭。大娘与婆婆的婆媳关系相当不错，两人从没拌过嘴、斗过气。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娘每顿饭都保证婆婆有条鱼吃。婆婆去世后，父亲没有了工作，就全靠母亲一人养家。那时，高哥哥正在贵州上大学，因为战争失去联络，音讯全无。后来听说，他参加了解放军。而怀姐刚从初中毕业，新中国百废具兴，银行此时非常缺人，母亲想介绍她去银行工作，这样也可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可堂姐被革命事业鼓舞，坚决不从，毅然加入了工作队。至于在工作队具体做什么，母亲说不大清，总之是新中国的新事物。
儿女在外头干革命，可农民却没把大娘当作军属或革属，坚持将她划为地主。是时，父亲已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鞭长莫及。多亏母亲奔走筹措，特别是二伯及时寄来了八百块钱，才使大娘未蹈外公的覆辙。
我们全家到北京时，曾有意让大娘一起来，但到底没有成行。从此，直到她去世，我们再未见面。大娘不识字，无法与我们通信，只能从高哥哥与怀姐处知道她的一些消息。晚年，她靠一双儿女供养，得以颐养天年。
高哥哥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三线工厂做办公室主任。他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最后能进入革命队伍的核心，实属不易，曾令我辈羡慕异常。只是，他的晚景并不算好。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唯一的儿子，三十五岁时中煤气而死。丢下一个孙女，靠他们夫妇抚养，儿媳嫁人去了。
怀姐后来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如今在教师岗位已退休。偶有信给父亲，似乎身体不大好。母亲说，她对没有将大娘带到北京有意见，便跟我们疏远了。母亲无奈地叹到，当时，我带着你们一群孩子，实在太困难，哪里顾得了她！ 真名网正在举办家史大奖赛，如果你写的是家史请发到“九思杯”家史大奖赛专栏里去。 回吴洪森先生：我是资深电脑盲，不知道怎么发，而且从来也没参加过任何征文活动，还是不参加了吧！但是非常感谢您的邀请。 二伯（张建中）：二伯一家我曾多次见过，所以印象较为深刻。二伯比父亲大着整整十岁，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已五十余岁。个头儿不高，微胖而秃顶，圆脸庞上透出一团和气，望着我们眉开眼笑，我感觉颇像庙里供奉的弥勒佛；又因为他头颅硕大，镜片后面的眼神十分聪颖，我便认定他一定颇有学问。二娘是位文质彬彬的女人，比二伯大约小六七岁，看样子不太喜欢小孩儿，对我们不冷不热。
二伯毕业于有名的唐山交通大学。据父亲回忆，他不但是父母的骄子，更是他所在的南昌新远中学的骄傲。他在新远上过整四年学，年年考试成绩都是全校第一。总成绩之和，特别是所得百分之多，一直保持该校历史的最高记录，多年来竟无人能破。当年，他同时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唐山交通大学工科。二伯是位孝子，知道家境日益衰落，大伯又不争气，而学文的收入将来肯定不会看好，为尽早负起养家的重担，他只有忍痛放弃著名的北大和心爱的文学，改学工科。二伯在唐山交大共读六年，其中两年预科，四年本科，成绩仍旧出类拔萃。据说他的英文也特别好，以他的成绩与能力，考公费留学绝无问题。但大学一毕业，他就面临供养全家的重任，现实严酷，迫使他必须将这念头在脑筋中扼死。
毕业后，二伯先在县中学教过一阵书，又当了一段学监，时间不长，便转到铁路做工程师。工程师的收入颇丰，每月差不多三百块大洋。那时，维持普通生活，每月不过两到三块大洋，雇个保姆只需两块，一般警察，最高收入也只八块大洋而已。因二伯的绝大部分收入都贴补家用，使家中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由于至孝，他直到三十岁尚未成婚。祖父母当然着急，便为他做主，托亲戚给介绍。女方姓陶，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小学教书。因父亲去世得早，家中一直靠叔叔接济。她叔叔也并非一般人，与李烈钧是同僚，曾做到江西省省长，下野后又搞实业，是一家纱厂的董事长。而她哥哥也是留美回来的博士。两家门第还算相当，二伯回南昌后，旋即定下见面的日期。女方虽不是美女，长得也算文秀，言谈举止颇有教养，既然父母认为满意，二伯也就没什么好挑剔的了。而女方觉得，能找到这样少壮有为的大学生也不容易。趁二伯回家探亲，两人频繁见面，等二伯走时两人已经同行，女方遂成为我的二娘。
对大家庭，二伯最是劳苦功高，对父亲更是恩重如山。父亲能读完大学，完全靠他供养。抗战中，父亲失业找不到工作，也曾得他接济。长兄如父，这话对父亲来说一点不错。
我们一家到北京后，更是得到二伯一家很大的帮助。
刚来北京不久，在我家干活的阿姨便突然撂了挑子。雪上加霜，当晚我们三个孩子同时发起了高烧。连夜到医院看医生，诊断为传染病腮腺炎。母亲一来好强，二来在单位立足未稳，不愿也不敢请假。
当时，二伯家住南河沿，离我家不远。二娘已经退休，堂哥在校住读，家里又有保姆，父亲遂跟二伯打了招呼，第二天一早就把我们全都送了过去。
开初的两天，我们发烧发得糊里糊涂，全都躺在床上，并不记得吃了什么喝过什么，只记得两腮涂满黏糊糊的中药。三个孩子中我的体质最好，是第一个退烧的。发烧的我特别乖，烧一退就躺不住了，开始满屋子乱跑。二伯天天上班，晚上回来吃过饭后，手里拿张报纸，不时抬起头来，看着我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孩子。二娘就不同了，她对我们并不殷勤，但非常尽责，不停招呼保姆做这做那地照顾我们。可她有洁癖，生怕我的不安分将屋子弄乱或将东西打破，总紧张地盯住我瞧。
因为经济条件一直很好，她非常讲究吃喝。不只会吃，还有一套出色的烹饪手艺，阳台上挂满自己做的香肠、腊肉之类。或许因家中人少，或许因日子过得细，二娘每顿饭虽保证四菜一汤，可均为小盘小碟。由于我的病基本痊愈，胃口大开，馋性又充分发挥出来了。那些精美的饭菜使我愈吃愈想吃，尤其那一小碟蒸香肠，根本不够塞我的牙缝儿。我的吃相一定相当难看，否则，二娘不会皱紧眉头，一脸严肃。
记得临离二伯家的那天晚饭后，我站在阳台上不忍离去，围着晾晒的香肠不停兜圈圈，一面忍住就要流下的口水，一面抬头对二娘说，你家的香肠真好吃！说完，就要用手去够。
二娘慌忙跑过来说，不要用手抓，不卫生！
她的脸色是否好看我没理会，但来接我们的母亲却特别在意，她跑过来，在我胳膊上狠狠掐了两下。我没哭，挨打我向来不哭，除非觉得委屈。我知道自己错了，不该馋到穷凶极恶，使母亲脸上无光。
不久，咪咪和黑皮也痊愈了。咪咪继续读书，并继续做她流泪不止的林妹妹。黑皮还不到三岁，没有托儿所肯接收。父亲只好厚着面皮，每日上班带着他，继续将他放到机关附近的二伯家中。二伯一直待父亲很好，二娘心中尽管不那么乐意，到底知书达理，懂得长嫂若母的道理，因此，从没说过任何难听的话。
后来，不迎自来的小妹出生了。三个孩子已经够多，母亲的娘家负担又重，除了外婆，还有八姨需要照顾。这回多添一张嘴，经济上自然更加困难。她曾几次想把小妹送人。可送给外人，当然不如送给亲戚。她觉得二伯家经济宽裕，小妹去后肯定不会受屈，便抱着小妹，几次去二伯家串门，请求二娘收养，二娘却总将话头岔开。这是个整洁到几乎病态的妇人，从来不曾喜欢过小孩儿。当初，公婆的意旨违逆不得，她是捏着鼻子才过继了抟哥。如今，已没了老人的管束，她自然不会将枷锁主动套在自己脖子上了。
由于在铁道部工作，二伯以近六十的年龄，不辞劳苦，常年到各地奔走出差，特别是经常到冰天雪地的东北。从未听他抱怨过，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大约因为任劳任怨吧，他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记得被接见后不久，他曾拿着被接见的照片到过我家，很是意气风发的样子，将一米多长的照片展开，指着后排一个模糊的人影对我们说，那就是我！
我仔细辨认了半天，也没能认出那是二伯。虽然我没有激动地扑过去，握那只与老人家握过的手，但心中仍是万分羡慕。毕竟，他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并跟他握过手啊！
时过不久，被我羡慕的二伯突然被从铁道部调离，去到包头铁道部附属的中专教书。以高龄离开首都北京，去到边远的内蒙古，二伯、二娘心中肯定不会乐意，可那时组织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也不会告诉你任何理由。没听二老抱怨过，但他们从此离开了北京。好在抟哥已考入清华大学，不用跟他们一起走。多年后，我向父亲问起二伯调离的原因，他说，当然是因为二伯的家庭出身与自身历史不那么干净。
再以后，就只有二伯出差我们才能见面。困难时期，我特别盼他常到北京来。每次他来，都要带我们孩子到比较大的饭店打牙祭。由于家里生活不富裕，我的记忆中，也许父母就没有带我们下过馆子。我或许是井底之蛙，才觉得二伯每次带我们去的都是高级饭店吧？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南河沿的欧美饭店。那时该饭店似乎在全国政协所属的文化俱乐部内，饭菜中西兼顾。小妹那时尚小，二伯是带我们三个大孩子去的。他点了一大桌子菜，让我们敞开了吃。
咪咪与黑皮全都继承了父亲冷漠而内向的性格，默默地只是低头吃。那时的我心理上尚未遭受任何挫折，有点浑不论，话特别多。而困难时期，人对饥饿的恐惧犹如传染病，传染到我这从小的馋嘴身上，看见好吃的就像饿狼扑食。席间，我一面贪婪地咀嚼，一面不停在说，就属我的嘴动得欢。二伯笑眯眯地望着我，给我讲哪道菜配什么吃才最地道。他还亲自为我夹了一大块烤蹄膀，看我立刻要往嘴里塞的贪婪像，他急忙制止，先别忙吃！要沾着椒盐才有味道。
果真，加了作料之后的蹄膀肉，我感觉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食物。夹了一块又一块，最后，简直要从胃里冒出来了。
二伯最后一次来，是困难时期过去不久的1962年，他来北京出差，顺便和父亲商量退休事宜。回去后，他就要办退休手续了，却拿不定主意，是回南昌老家好，还是去找已经分到山东工作的抟哥好？二伯对我们孩子很热情，可在父亲面前却端着兄长的架子；而父亲不善言辞，从不曾主动表达对哥哥的感情。那时，健在和尚保持联系的就他们两兄弟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应该埋于内心甚至在骨头深处，所以，这次遇见大事了，也只能他们两人商量。商议的结果是南昌气候太坏，还是到山东好。
临走，他请我们四个孩子去北海玩，顺便到坊膳吃了一顿。他拿着菜单点了坊膳的几道代表菜，抬起头对我们说，坊膳的小吃最有名，特别是那道肉末夹烧饼，不可不吃，否则白来一趟！
那天，我当然又没让自己的嘴和肚皮闲着。和二伯边吃边聊，他甚至对我讲起自己的中学时代，说除了国文，他所学的课本一律是英文的，和现在不同。还说，少年时他和我一样，特别喜欢文学，曾经立志搞文学，甚至考上过北京大学中文系。只因家境所迫，才忍痛放弃……我问他最喜欢唐代的哪位诗人，他回答是杜甫。这使我不免失望，因为我崇拜的是李白，总觉杜诗太工整、太缺乏浪漫色彩，我甚至还和他辩论了几句。二伯不恼，反而看着我笑得眼睛迷成了一道缝，不住夸我聪明。看来，二伯很赏识我。
但从二伯走后，我就把他丢在了脑后，所记住的，不过是他请我吃过的那些好东西。
不久，二伯举家迁往山东。期间，在兖州拖拉机厂工作的抟哥曾几次来出差，说他们那里虽是小地方，可比包头强多了，东西也便宜，二老的生活还习惯。父亲听了这话很是安心。
“文革”中，我家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当然更无暇顾及二伯他们，一时与山东方面断了联系。因我四川的表姐做了抟哥的妻子，后来，我们从南京四姨处辗转得知，抟哥被整得很厉害，头上戴了一大堆帽子，甚至连退休的二伯也受牵连，被搞出历史问题，打成历史反革命……
我问父亲，二伯不一直是工程师吗，搞技术的，跟你不一样，怎么成了历史反革命呢？
父亲转着脖子望了望四周，见没有旁人，脸上立刻现一副无奈表情，两臂一摊，压低声音说，唉，他当初做学监搞糟啦！又加入过国民党……
好好一个搞技术的，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那时，在我的观念中，凡是加入国民党的都不是好人。然而，我对二伯的感情却有些矛盾。看来，吃他的糖衣炮弹吃多了。
1967年底，我到内蒙古插队，热中于与天、与地、与人奋斗，也没忘了谈情说爱，别说二伯，就是父母也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五年后，我带着满心的伤痛回到北京。听孤身一人在京的母亲说起，二伯已于1969年72岁时离世。他得的是脑溢血。原因是听说了平反的好消息，高兴的喝下几两白酒庆贺，当晚，便因兴奋过度不治而亡。
还是二伯生前，黑皮在河南干校劳动，回京探亲返回时，曾去山东看望过二伯。他当时已七十岁，正戴着帽子劳动锻炼，每日的活计是扛铁轨。二伯倒很乐观，还请黑皮喝啤酒，边喝边乐呵呵地说，看来，人没有吃不了的苦。你看，我不是还能扛得动铁轨吗！
经历过人生挫折的我，这时已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不是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划分的。听说了二伯遭遇的那一刻，我心中似乎有一点在隐隐作痛。耳畔不由响起二伯豁达、开朗的笑声，他摇头晃脑地对我吟颂着杜甫《春望》中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然后，得意地对我说，你们只知道背诗，根本不会吟颂，而好诗是要吟颂才有韵味的！
二伯终究没能等到春天的到来。如今，二娘也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魂魄早已飞远，远得我根本捕捉不到。在我的记忆中，仿佛只剩下椒盐沾蹄膀的肉香，烧饼夹肉末的滋味，还有二娘亲手灌制的香肠……我无法接近那一代人的灵魂与文化，甚至和在山东的抟哥也很疏远与隔膜。 在原创找了半天没找到，原来被“绑架”到这里来了。一个蹩脚的票友在这里唱独角戏，是不是很尴尬啊！希望玉们赶紧上来，把我这破砖烂瓦赶紧埋上。 抟哥（二伯的继子）：抟哥毕业于1958年。清华时期，他属于校园中的白马王子，人机灵、长得又帅、学习成绩也不错……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而是他的乒乓球打得特别好，校队的主力队员之一。记得他曾给我们看过一张他正挥拍抽球的照片，真是英姿勃发啊！这样的小伙子追求他的姑娘肯定不少。巧得很，二娘的侄女也在清华上学。她的意思是亲上做亲，让她的侄女与抟哥配对。尽管两家的老人竭力撮合，抟哥他们却彼此瞧不上。抟哥认为表姐太骄傲，表姐觉得表弟整日手握球拍不务正业。
不知是否抟哥的眼太高了，直到大学毕业个人问题尚未解决。等分配到兖州，找对象就有些难了，高不成，低不就。好不容易有人给介绍了位青岛美女，两人都很满意，可女方提出，必须要抟哥调往青岛，方能成就婚姻。当时，抟哥在拖拉机厂正受重用，已升为技术研究室副主任了。为了党的事业，只能舍弃这段姻缘。
抟哥到北京出差，说起这段往事，似有无限遗憾。热心肠的母亲一贯喜好牵红线。此时，她想起了成都的外甥女——我二姨的三女儿。表姐高中毕业，正做着某企业的会计，尚未婚配。如今的抟哥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不再要求学历。看过表姐的照片，他认为比较满意，就由母亲写信介绍，他们开始通信。以后，抟哥又去成都出过几次差。不久，这条红线就算牵成了。两人结婚之后，表姐调往兖州从北京路过，在我家住过几天。表姐甚至比相片上还漂亮，人老实本分，只是不够聪明。大院儿里的人都夸表姐长得好，这使母亲与抟哥很有面子。
从此，抟哥夫妻与二老在小城过起了安静日子。抟哥在1965年已做到研究室主任，并育有两个儿子，可谓年轻有为，事业生活两顺，风景正好。
但“文革”开始了。抟哥被指为当权派的大红人，“黑线人物”，“黑干将”等等……写检查、被批斗，甚至戴着漫天飞的诸多帽子游街。其中一条罪状尤其令人哭笑不得。因他大学毕业时将名字改为逸冰，而大儿子的名字叫“小冰”，就指他不满现实，心理阴暗，甚至准备让儿子继承反革命事业，可见用心之恶毒。
事后回忆起来，不过是场闹剧，可身临其境六七个年头，就如同在漫长的炼狱中受煎熬了。抟哥比二伯幸运，他毕竟熬了过来。“文革”后，对他这样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知识分子很是重视，他甚至做到了拖拉机厂的业务副厂长。只是，他从此仿佛看开了，对工作不再那么认真。到北京时，他对父亲与我们讲，我这个厂长也就是混，过得去就行了！
闲暇时间，他很少帮表姐做家务，对孩子的教育也十分荒疏，完全热中在研究棋谱上，醉心于与邻人对弈象棋。他曾得意地说过，偌大一个场区，甚至整个地区，能下过他的没有几人。
他的两个儿子或许缺乏言传身教，或许智力欠佳，都没能考取大学。其中一个只读完高中，便无法继续，只能靠他的关系在厂里当工人。只有“文革”中出生的女儿念到大专，后来在地区银行成为干部。不过抟哥很知足，并不以两个儿子是工人为耻，认为做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抟哥与表姐已退休多年，按说该安享晚年了。可几年前听说，晚年的抟哥竟然得了精神病，性格活泼的他变得不言不语。表姐只好带他去成都散心，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抟哥的表现非常古怪，虽然不说话，但还是爱和别人下棋，只要摆好了棋子，他便和正常人一般无二，而且棋艺极高，少有败绩。
我常常感到不解，这个家族并没有精神病的遗传基因，为何到了这一代有这么多精神病人？这已是我所知道的第三个精神病人，我姐姐和小妹都得了这种令人生畏的病，而我可怜的姐姐咪咪已自行了断了自己。
我愿抟哥千万别走咪咪的路，甚至只要活着就好。然而，痊愈的希望也许微乎其微。看来，极有禀赋的抟哥会一直活在他的内心世界之中了。至于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有什么死结，恐怕和他做了一辈子夫妻的表姐也不了解。莫非只有死的象棋才能够了解活人吗？ 三伯（名不祥）：我一直对父亲是否有过一个三哥很模糊，因为以前从未听他说起过。只知道我有个堂哥，小名唤做疤子。既然是堂哥，那一定是他哥哥的儿子了，至于是第几位哥哥，我没有问过。因为，除了二伯，他的那些哥哥，我一个都没见过，没有感情，自然没兴趣去打听。
直到九十年代，他才对我说起他有一个三哥，我有过一位三伯，而三伯就是疤子的爸爸。同外祖父一样，我的三伯死于非命，是个被镇压的“伪乡长”。
据父亲说，三伯从小就不愿读书，天天在学堂调皮捣蛋。祖父气得经常拿竹板子抽他，间或罚他下跪，却终是无用。而婆婆却一味地好脾气，最多叨叨他两句。不争气的三伯勉强读到初中毕业，便再也读不下去，只好被送到点心、糖果铺学徒。书香门第，家中冷不防出个穿短褂儿的，谁看着都刺心刺眼。只好挤出钱来，为他开了个茶叶店，由大伯帮他管账。就这样，他好歹也算穿起了长袍。
三伯的茶叶店像一般的店铺一样，门前挂一方匾额，上书“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但也像通常的店铺，实际上货既不真价也不实。
父亲曾在店里帮过一阵忙。他发现，店里的茶叶以次充好，甚至拿劣等货去糊弄顾客，将次等茶叶与上等茶叶混在一起出售。冲泡过的茶叶俗称“回龙汤”，偶尔甚至将“回龙汤”也掺进新茶中卖。当然，并不是三伯独此一家这样行事，小茶叶铺全都一样。
那时，南昌有家名气很大的茶叶商铺，名为“信茂号”，它的茶叶质量好，自然价位也高。于是，不少商贩都到三哥的茶叶店买茶叶，再贴上“信茂号”的标签去卖。父亲记得，他在三伯店里帮忙时，曾看到不少“信茂号”的标签就地摊放。原来假冒伪劣损害名牌商标的行为从来就有，为了低成本多赚钱，将信誉一脚踢到阴沟里。
弄虚作假实乃鼠目寸光，到头来害己害人不能长久。店铺开了一年有余，三伯的茶叶铺不但没赚到钱，反而将本钱赔去不少。 家人觉得他不是块有出息的料，却看好父亲，想要父亲继续经营。而父亲根本瞧不起小商小贩，坚决不干。无奈之下，也只好赔钱将铺面让予外人。
那以后，三伯就一直打混。好在生活在大家庭里，有本事的出力，没本事的张嘴吃饭，有家长在，便谁也不敢有意见及生事。不但有他的饭吃，还给他娶了一房老婆。和大伯一样，没本事又没文凭，只好到乡下找了个不识字的，生下一儿一女，继续靠祖父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三伯一家自然随大家庭逃难，回转老家遂川。混不下去的三伯此时却咸鱼翻身，在乡里如鱼得水起来，不久竟做起了乡长，还置了些田产。期间三娘病逝，又续娶过一房。
胜利后父亲去接婆婆，见到了一别多年的三伯。这回，做哥哥的总算不靠有学问的吃饭了。他很热情，想要招待一下久别的弟弟。可贫困的乡村生活毕竟与城市差别太大，安石村甚至连猪肉也没得卖，至于鸡鸭和山珍海味就只能在梦中去寻了。为菜里能多少放点猪肉，三伯只有赶往几十里以外的高坪镇买。若大的镇子也不是每天都有肉卖，逢到赶集的日子才有。山区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唯一可以代步的只有骑马。一般家庭没有，因三伯是乡长，才有一匹马的待遇。父亲在安石盘恒的时日也骑过几次马，那算三伯对他的款待。
父亲带婆婆回南昌时，曾力劝大家同他一起走，三伯却说，你带着妈和疤子走吧！给疤子在城里找所好学校，比在安石鬼混强！我和你三嫂不走，城里不是我们能混的！
回南昌后，疤子哥哥曾跟我们一起生活过几年。我由于小，对他无甚印象，就连他头上是否有疤也搞不清楚。当时时兴给男孩子起难听的小名儿，以为这样便能顺利长大。返城后的父亲也确实给疤子找了所学校，并殷切希望他能上进。
长大后，曾多次听母亲遗憾地说起，真不该让没娘的疤子回老家受罪！可他就是不好好读书，没办法！
据说，疤子哥跟他父亲一样，也不是念书的材料，学习成绩一直很糟。特别是解放初期，大人们自身难保，更没人去管束他了。他便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打混，只读到初一就读不下去。母亲历来不怎么管孩子，可看他这么不争气，曾气得好几次让他跪在地上思过。
解放不久，三伯由于在遂川呆不下去，曾来南昌与我们同住。当时，家中已有十几口人，父亲失业，只母亲有一份数量不多的“俘虏费”，困窘可想而知。后来父亲要到北京学习，弟弟一走，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便提出带读不下书去的疤子回转故里。此一去凶多吉少，三伯不会不知道。但最大的凶就是吃不上饭。我们的饭已不够吃，只能天天喝稀饭了，若他们父子再来分一杯羹，我们几个小孩就更要挨饿。他主动提出要走，大娘、母亲也没有强留。几乎是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可以预见的毁灭。
那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三伯和堂哥疤子。不记得他们抱过或摸过我没有，更不记得他们胖抑或是瘦。婆婆刚刚去世，弟兄们远在他乡，大家都前途未卜，特别是腹中空空，想来是没有心肠和体力关心我这做小辈的。
三伯的结局只有被镇压一途，革命群众杀的当然是反革命，至于他是不是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般作恶，我们全不知情。
不过，他的两个儿女当时尚未成年，肯定没做过任何恶事，下场却并不乐观。
疤子由于是镇反子弟，自然逢到运动便要挨整。不停地被肃整，整得一辈子婚都没有结成，如今还是光棍一条。他来信说，曾经搞过一个，由于对方是贫农子女，乡里不同意两人结婚，女方一气之下，竟上吊自尽了。
没见过面的堂姐，也就是疤子的姐姐，刚解放时不识时务地与一基层干部搞对象。人家出身好，又是干部，她当然属于腐蚀拉拢。清算批斗之下，男方为前途计，只好与她划清界限。堂姐的眼前漆黑一片。在一个同样漆黑的夜里，她也在绝望中上吊。
不知道后来的三娘是怎么死的，大约是死于改造过程？父亲连亲哥哥都不怎么关心，对于这个粗人嫂嫂自然更为淡漠。
2003年的一天，我吃惊地从父亲口中得知，当年，父亲到遂川发展“小民革”组织，第一个发展的竟是三伯，并曾动员他贡献过手枪两三枝，弹药若干，统统交给了江西地下党。原来，三伯也曾靠拢过地下党，加入过进步组织！
父亲还对我说，解放后，民革省委组织曾指责遂川地下组织不纯，父亲把不够资格加入“小民革”的人，也拉入了组织之内。在该省委组织的眼中，加入者必须是中上层人士方可。而一个小小的乡长，他只有当反革命的资格，用自己捐的枪砸向自己的脑壳，想革命是万万没有资格也不配的。难道革命也分三六九等，须越反动才有资格反戈一击？
但父亲一直不大瞧得起这个哥哥，因为他读书不好，属于打流一类的人物。所以，提起他的死，到现在也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我无法进入父亲的内心，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这样想。也许，以他一贯冷酷的性格，对人极少同情，哪怕是亲哥哥也会如此？然而，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相同的血，冷漠或许是一种掩盖。否则，他不会事隔多年之后，在环境允许的前提下，终于对我讲出实情。
父亲的内心肯定有某种内疚与不安。他没照料好疤子的学业，更没能将疤子留在身边，致使三伯唯一的儿子一生困苦潦倒。而当年，就是靠着三伯资助，抗战后的一段时间内，他才能维持婆婆与他自己的正常生活。因此，自从与疤子有联系后，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年节给疤子寄些钱与衣物去。
疤子那时已然六十多岁，一身是病，父亲也已九十余岁，来日无多。叔侄两人虽再也不可能见面，却终于能够互通音讯，这也该算一种迟到的补偿，一种残缺的温暖吧？ 被我绑架来做了开创者了。 姑姑（张颜琴）：姑姑和父亲相差四五岁，她是婆婆生的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而且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家人称她七妹。父亲与她排行靠得最近，又曾在一起上过中学，说是耳鬓厮磨并不为过。
姑姑的模样我已全然记不起来，可见过她的都说我长得像她，只是她的脸庞略圆些。我估计，我的脾气大约也该像她，好强、好面子又特别拧。否则，她也不会在姑父出事之后，毅然断绝与亲戚们的一切往来。听二娘和母亲叨唠过，二伯和高哥哥都曾给她寄过钱去，父亲从革大毕业分配工作后，也给她邮过钱，却都被她悉数退回，竟连一个字也不曾写给她的亲哥哥与侄子。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又是最小的一个，哥哥们想来是最疼惜她的。可是，就在她主动断绝了和哥哥们的来往之后，哥哥们也就默认了她的决定。
姑姑的为人我仅从二娘及母亲口中了解到一星半点。她们曾对我说过，姑姑像婆婆，脾气好，从不生事，对几个嫂嫂都很客气懂理，对人也大方。因为一直做太太，丈夫能干又会经营生意，家里经济条件好，从不用为生计发愁，所以，她唯一的爱好就是打麻将牌。母亲回忆说，她家里什么都有，甚至连收音机都有！只是到你姑父出事前后，家里才困难的。当时没办法，她把一只进口旧手表二十几块钱卖给了我。我也是没办法，每天早起要上班，没表会迟到……
她们更多提到的是姑父。姑父叫姚鸣端（音同，字不一定对），一直在军界做事，为了多赚些外块，也搞些倒买倒卖的生意。军政人员却做生意，听着有些匪夷所思。细想想也不奇怪，要不怎么是末世呢！
她们还往往强调是姑父害了姑姑，他胆子太大又莽撞，所以最终被关进监狱，以至下落不明……
中年之后，我一直好奇于姑姑那决绝的个性，曾多次问过父亲，却始终不得其解。他不怎么谈他的妹妹，却说起大人们屡次提到的姑父。看来，那一代的女人只能完全依附于男人，荣则荣，辱则辱了。
原来，抗战之后，父亲与姑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几十年来，姑父的人不但蒸发，甚至从与他休戚相关的表哥口中也蒸发了。命运啊，有时显得特别冷酷。
父亲告诉我，姑姑毕业于南昌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也算受过比较好的教育了。但她像当时大多数女人一样，没有出去工作，二十岁时便嫁作他人妇，从此在家做起了太太。
抗战时期，父亲曾有几年不曾回过南昌，姑姑就是那时成婚的，他甚至没能赶回去参加婚礼。他那次赶回南昌是因为祖父病重。印象中，妹妹一直是个扎一条辫子、非常娇气的小姑娘。而此时，站在面前的已是一位保养得很好，风姿绰约的少妇，并有了一个两岁左右的女儿。
姑父是父亲舅舅的儿子，属于姑表兄弟。小时到外婆家，他们两人经常一起玩耍，感情甚笃。姑父高大、英俊，与姑姑可谓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不仅风流倜傥，还练就一手好书法，性格也活泼热情，从小便好广交朋友。因为讨人喜欢，婆婆经常把他接到家里来玩儿。他与姑姑青梅竹马，两情相悦，而家里大人也很赞同这门亲事，可说是桩两好的姻缘。姑父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刚一毕业，即与姑姑成婚。他学的是教育，却未去执教鞭，而是投入军界。
那时，姑父在省保安处工作，职务是少校科员。由于人能干又活络，经济上一直比较宽余。抗战时期，一般家庭的生活都颇为艰苦，但姑姑跟他基本没吃到苦，家里似乎样样不缺。由于工作关系，抗战时期，姑父一直跟随流亡的江西省政府跑，曾到过吉安、太和等地。姑姑不愿与姑父分离，所以没有跟家人一起逃难，一直跟随夫君左右。
以后，父亲去了大西北，从此与他们失去联络。直到胜利后返回南昌才得以见面。
抗战胜利了，父亲等来的是失业，很长时间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使他对国民党政权非常不满。在同学的动员下，他脱离了国民党，于1946年加入民社党。
此时的姑父在江西军管区工作，已是保安处的上校科长，不愁衣食，有一定的职权。但是，姑父有正义感，且是位热血沸腾的男子汉，他也认为再跟腐败透顶的国民党走绝无出路。因此，在父亲为民社党招兵买马时，他很痛快地便由父亲介绍加入其中。
1947年底，民社党逐渐向国民党政府靠拢，这引起父亲和姑父的失望与不满。在父亲一位进步同学的引导下，他们同时参加了“小民革”组织。以后，两人又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其中，父亲做的不少工作，大都利用姑父的便利身份做掩护，有些情报也只有通过姑父才能顺利传递。总之，在解放战争期间，父亲为地下党做的一些工作全都离不开姑父，两人的命运像横过来的阿拉伯数字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解放，姑父的上校自然做不成了，他觉得自己对革命多少有些贡献，也从未想过跟国民党去台湾。
刚解放的南昌很乱，为了生计，他一门心思想做生意。他的血液中肯定有不安分因素，一拍脑袋竟搞起了实业，并撺掇父亲与他一起做。父亲当时手头颇紧，抠巴巴挤出一百块大洋算做投资。姑父又找来几位投资人，终于开起了麻袋厂。一直以来，姑父的所谓生意，不过是倒买倒卖，对做实业经验全无，那些投资人更属门外汉。麻袋厂开工仅几个月就关张倒闭，成为了镜中花水中月，一分钱都没挣下，本钱也全部泡汤。
1950年，正在父亲没人答理的时节，姑父由于人活络，江西民革已经打算要他去上班了，他却跑到北京去找工作。人生地不熟自然不会有满意的工作在等他，又因为思念姑姑和孩子，他只呆了几天就往家里赶。可等他回到南昌，那位置早已被别人填上。
不久，父亲为了找出路，决定到北京革大学习，姑父却不愿意同往。他不去也有不得已的原因。到革大学习不发工资，父亲尚有母亲这个后盾，可以帮助养家活口，而姑姑没有工作，三个孩子一个大人都靠他养活。
没去学习的姑父下场颇惨。
父亲去北京时，姑父正与一姓李的合伙做米行生意。他向来爱把别人视为朋友，对这姓李的当然也不例外。姑父对他信任非常，钱款上的事任由他一人打理。其时，刚好接了一单大生意，是给公家收购稻谷并脱粒，预付钱款已经到帐。一天，他突然发现姓李的没了踪影，然后便听说那是个特务，已夹带所有现款逃往台湾去了。他顿时傻了眼，国家的钱没了，这可是犯大罪的事情啊！此时，他想到了经济条件宽余的二伯，想向他借些钱来填补亏空。没与姑姑打招呼，他便一人跑到北京。他不敢去找父亲，知道父亲向来谨小慎微而且两手空空。不巧，二伯刚好去外地出差，只有二娘在家。二娘一听钱的数目吓坏了，对他说，这么多钱上哪里去找啊！我看你还是回去自首吧！
不知是个性使然还是一时糊涂，绝望中的他觉得坐以待毙不如脚底抹油，这回他真打算跑了。可没能跑多远，就落入天罗地网，被抓回了南昌。在亏空公款的前提下，他曾参加民主运动的历史当然忽略不计，而成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一惯与共产党为敌的反动军人。因此，他虽然没有捞到一纹钱，却是与姓李的合伙贪污公款的大罪犯，还是个历史反革命，理当判以重刑。究竟判了多少年，亲戚们不清楚。那是1951年，以后便再没有他的消息。多年后听说，姑姑曾到监狱打听，说是人已经放出来了。可人毕竟不是空气，到底蒸发到哪里去了？没人敢细打听。姑父最后是死于监狱，还是放出来后死的，亦或是没脸再见家人，远走他乡？这已经永远成为一个迷团。
自从姑父出事，姑姑便斩断了与亲戚的一切往来。
不知道姑姑和她的孩子们那些年是怎么活的，但政府一定不会叫她去工作，这样的人是决不可信任的。总之，姑父从地球上消失不久，姑姑就被自己和哥哥们主动埋在了远方的迷雾中。
父亲与姑姑恢复联系是在晚年，双方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二伯早在“文革”中迫害致死。姑姑在信中对唯一健在的哥哥谈到自己与晚辈的近况，对于姑父和过去却绝口不提。恢复通信后的父亲可能由于内疚，曾在年节给姑姑寄过几回钱去，却又被姑姑悉数退回。她说自己年岁已大，花不了什么钱，主要知道远方的亲人活着便好。
姑姑也提到儿女的近况。我大表姐十八岁嫁给了一个工人，自己也一直当工人直到退休。中间那个儿子也早早就成为学徒工，已是资格很老的工人师傅。被送人的小女儿蓝蓝已与她恢复联络，目前在广东退休了。总听母亲说起，蓝蓝长得很漂亮，是代替我被送人的。这就是说，从第三辈起，姑姑的后代改变了成分，成为了工人阶级。仿佛心有不甘，在姑姑离世前的最后一封信中，她说，张家也算世代书香门第，可第三代（她指的是儿子）竟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所以，希望就放在黑皮儿子的身上了……后来，我侄子总算考上了一所大学，虽不是名牌，总不致使九泉下的姑姑失望了。
从姑父出事起，姑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连一面都没有。而之前，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们分开的时间至多不过月余。父亲和母亲都说，她们夫妇情爱甚笃，姑父这人过于活络，才把自己和姑姑害了。父亲还说，若是姑父能活到现在，也会平反的，闹不好还能弄个离休，因为他毕竟也搞过民主运动。
讨论姑父的为人和可能的景遇已没有任何意义。但他与姑姑的感情一定是深挚到骨髓与血液里的，否则姑姑也不会从三十多岁就一直守寡，却一句怨言都没有。如今，她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那个世界，她一定会见到深埋于心底又不敢在嘴里说思念的姑父了吧？ 家族史，是与生命贴得最近的， 谢谢铁蛋！ 堂伯（张良莘）：履历表中有社会关系一项，而有一人对父亲，乃至我们一家都有深刻影响，他是父亲三伯的长子，父亲称做八哥的堂哥。以当日的标准，无论是好或坏，社会关系最忌搞不清楚。而父亲的八哥，我这个堂伯，早年曾在黄浦军校就读，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做军官。解放前夕，他带领全家去了台湾。而解放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无法与台湾联络，他们的情况自然难搞清楚。所以，堂伯属于反动亦搞不清楚的一类，无论我们是否回避，都是政治生命中的一大污点。
父亲的履历表我当然不可能看到。但这个堂哥对他一生的走向实在重要，我料他是不敢向组织隐瞒的。我自己从来没在表上填写过堂伯，只出身“反动军政人员”就足够了，已被整得七荤八素。被整有没有堂伯的因素？不好说，我从未有幸看过自己的档案。
然而，我小妹从东北兵团辗转将户口调京之时，档案是由她自己带来带去的。由于封口不严，她曾偷偷启开看过。若认真追究起来，这应算她的违法或违纪行为，也该算管理档案人员的失职。可当时办户口的知青遍地都是，档案刹时变得轻如鸿毛，顾不过来了。开启之下，小妹吃惊地发现，这个从未见面、她不知道的堂伯，竟是她怎么努力改造思想和拼命干活也入不了团的障碍。她当然没有胆量篡改档案，但这事对她刺激颇深，多年后还心存余悸。
在运动一茬接一茬的年代，父亲的处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连亲妹妹都绝口不提，更不要说这位八哥了。因此，对他的事情，我一无所知。直到晚年，父亲谈起自己的往事，才简略地说到这个八哥。
堂伯名张良莘，又名建（有“健”一说）南 ， 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毕业后，从下等军官做起， 抗战时，父亲去投奔他时，堂伯已是甘肃省保安处处长，官职为中将，任官是少将。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拿中将薪水，实职为少将，属于坐冷板凳的一类。
父亲去大西北投奔堂伯，原本还是想做教员的。可是，一时却没有空位，他立足未稳，堂伯已接调令，将去西安赴任。不得已，堂伯只好把他介绍到保安团队特别党部，在军中做少校干事，属于文职人员。
当初，离开教员的职位出于拳拳爱国之心，曾慷慨激昂，想为抗战略尽绵薄之力。而此时的投笔从戎，则有几分无奈，实属生活所迫，解决吃饭问题。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不去投奔共产党？他回答，当时也曾隐约听说过有八路军办事处，知道有人去那里找出路。如今回忆起来，若真去了八路军办事处，当然是好事，可不一定能活到现在。共产党的主张离他毕竟有些遥远，他的亲戚、朋友绝大多数都在国民党，而那时的国民党政府属于正统……种种因素决定了他只能去投奔国民党。
靠堂伯的关系与人情，他在国民党军队从少校做到上校。但因性格清高孤傲，一直搞不好人事关系。
这点，倒挺像堂伯，性格决定命运。说起来，堂伯的资格不谓不老，仕途却不甚发达。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其为人。当年做团长时，他曾在京沪路驻扎过。线路上除有正规军驻守，另有宪兵队在火车上负责安全检查等事宜。一天公休，他穿着便衣去坐火车，忘了带车票。宪兵对普通老百姓耀武扬威惯了，不知道这位是爷，见他拿不出车票，自然要难为他。平日里，他最瞧不起这些狐假虎威的宪兵。今日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团长大人不由勃然大怒。到底年轻气盛，下一趟乘车，他竟带领一连士兵，把为难他的宪兵抓下火车。其实，雷声大雨点小，主要还是以骂为主，只有个别忍不住的，骂激动了捎带着动过几下手。这一下闯了大祸，宪兵队将他告到宪兵司令部，进而上告蒋介石处。本来，蒋马上就要任命他为旅长了，知道他胡闹的情形后，便不顾师生情谊，立刻彻了他团长的职务。
官场犹如赛跑，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从此，他便和那些官场得意的同学拉开了距离。后来，他与上司汤恩伯、胡宗南等也没搞好关系，与同僚的关系处得并不融洽，因此，不像他的某些同班同学，位高爵显。他的官运只到中将为止，一直没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不仅工作上父亲得到堂伯扶持，就是婚姻上也是堂伯母介绍的。大西北地域偏僻，男多女少，父亲年龄已过三十五岁，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女人结婚。堂哥有两房太太，一房是明媒正娶的大家闺秀，父亲称为八嫂，偏房是唱京戏出身的花旦。我的堂伯母正巧是四川人，当时在乐山老家表姐处避难。而她表姐也是母亲的表姐。于是由堂伯母牵线搭桥，成就了父亲与母亲的婚姻。
抗战胜利，父亲失去了工作。人之常情，走投无路时，便想起亲属中地位最高的。那时，堂伯正在徐州接收（可能就是黄埔档案所书的“第八战区日俘管理处中将处长”），他听说后便赶往那里，以图解决自己及家人的生计。
到得徐州，堂伯却已去南京述职。不日后返回，说自己被发表为上海师管区司令长官。他又满怀希望跟随堂伯一家来到上海。但军中的文职只有秘书一职，而师管区司令秘书的级别不过少校，对他这个曾经位至上校的人来说级别太低了。一时之间，堂伯又想不出妥善安置他的去处。他只有返回老家南昌再做打算一途。
父亲与堂伯一家终于分手，从此再未得过他的关照。父亲的三叔一直在南昌老家，堂伯以后回家省亲，两人仅匆匆见过。父亲那时已在地方从政。随着父亲加入民社党和参加小民革，俩人就成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只临解放，父亲因怕国民党加害自己，曾在自己的三叔家躲过数天，而堂伯一家已飞往台湾去了。堂伯是否于1946年7月退役，父亲没对我谈起。
“文革”中，父亲曾对我说，自己的历史之所以复杂，一来受堂伯影响，进入过国民党军队；二来解放战争时期，自己曾是民社党骨干分子。
文革中，我听说小妹竟也受未曾谋面堂伯的牵累，再加种种其它原因，使我开始怨恨命运，其中之一便是怎么竟让我辈摊上这样一位堂伯！
世事沧桑，人的看法跟随世事在变。文革后数年，堂伯母与父亲恢复了联系。得知堂伯已去世多年。生前一直不得志，先在国民党军政部任职，后做“国防部”高参，还当过“国大代表”……都是闲差，没做具体工作。而堂伯母靠做股票，积攒了些钱，为自己和儿子置下了房产。与堂伯母的通信往来中，我发现父亲对她极为尊重。
曾几何时，我也不再以堂伯为耻，甚至有时还会向人吹嘘，我伯父是黄浦一期……由是引来啧啧赞叹，仿佛我沾了堂伯的仙气儿似的。
数年前，堂伯母也以九十多的高龄谢世。毕竟在海峡两岸，父亲不能送终，只发了两天呆而已。
近日翻出父亲的旧诗几首，其中有一首做于1980年，题目为《中秋怀在台亲友》：
炎黄子孙总相亲，反帝抗日曾联心。
何事海峡一湾水，隔绝无限旧时情。
父亲极不善于表达，感情从来深埋于心。见到此诗，才知晓他对在台堂伯父母的感情。细细想来，不以政见为准绳，而以人情为尺度，堂伯一家对我们，特别是对父亲恩惠有加。可叹的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我们，竟无情地将人情过滤殆尽，所剩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总在想划清界限。然而，这界限却永难划清。谁能滤清自己的血液，身体中携带的相同基因？ 脸上曾经的刺字，那些触目惊心的黑色变脸为了金色，还仿佛身价倍增，不但不用回避，倒可到处炫耀了。“剥削阶级”变脸为“有产阶级”、“资本家”、甚至“知（知识）本家”……很有些个光荣意味在其内。而当年无限荣耀的“工人阶级”则大批下岗，或叫待业什么的，不知不觉失去了价值……
——这种对比，极具中国特色。很想看到，一个人在这两种角色中变幻的心路历程。 三、母亲的兄弟姐妹
不算小时候夭折的，母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可谓兄弟姐妹众多。如今，活着的只有六舅一人。
大舅是破产商人，阶级成分为城市贫民。解放前，母亲出道时曾在他的店里工作过，因与嫂子的关系没搞好，后来来往不多。
解放战争时期，三舅由于参加地下进步活动，神秘失踪，只留下寡舅母与一个表哥。寡舅母是母亲的中学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只因外公被镇压，母亲怕连累他们，从此便有意减少了来往。
在写咪咪与母亲的文字中，我已经提到过二姨与四姨。
六舅的事有些特殊，八姨则是与我接触最多的，在这里只粗略地介绍这两位。
六舅胡思贤：几年前，四姨胡毅还是母亲娘家掌舵者的身份，脑筋十分清楚。她与母亲姐妹情深，每星期必煲一次电话粥。
当她听说六舅近年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纪念他家保姆的，说保姆把他的几个孩子带大，使他时时怀念，永难忘怀云云，四姨就有些生气。她在电话中说，保姆你纪念她是对的，可是，居然眼睁睁看着父亲去死，使我们都成为被镇压的反革命子女，一辈子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多年来，你自己也饱受其害，在“文革”中挨斗、挨打，甚至子女也受牵连……几十年过去了，你就没有一点想法，没有一丝悔意？四姨平日最偏袒这位小弟，总为他说话，在八姨与六舅之间和稀泥，看来，这次真是恼了。
六舅可不是傻瓜，他从小聪颖，读书一直出类拔萃，又是幺儿，在家里自然最受宠爱。由于成绩优秀，他被保送到浙江大学。人往更高处奔是秉性，他自己又考取了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因为有政治野心，不久转到了中央大学政治系。到他读大学时，家境已非常困难，一半靠家里东拼西凑，一半靠有钱子弟的接济。学政治外公是不赞成的，愿意他选择将来搞实业的科系。与他感情最好的四姨也反对他的转学转系，写信将他痛骂过一顿。
选择政治必须有靠山与背景，否则毕业即意味着失业。他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写信给当时在台湾的少将表哥，请他在那里帮助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大约是为国民党某机关效力。工作了几年，积攒下一笔钱。表哥到大陆接家属，他又跟着回来了。
六舅是聪明人，当然有心计，知道家里困难，便将钱存在了我一个远方表姐那里。说这笔钱他以后准备结婚用，千叮咛万嘱咐，不许她告诉别人。表姐与他年纪差不多，从小有种青梅竹马的情份，只是由于辈分不同，不能逾距。
解放后，六舅在一所中学教书，收入也算不错。那时，八姨该上大学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留在成都，但每月要十块钱学费。八姨找到这个亲哥哥，想获得部分赞助，却被断然拒绝。不得已，八姨只好选择了东北免学费的一所大学。
外公出事后，知道消息的姐妹们立刻通知他，与他感情甚笃的四姨一连去了两信，动员他一定要想法子筹钱，无论如何都要挽救外公的性命，他却回答自己一分钱没有。
外公态度恶劣，又不能退押，抄家时抄出了鸟枪一枝。外公遂被升级为恶霸地主，下场只有枪毙。
八姨是外公最疼爱的小女儿，为了六舅不肯帮忙学费，更为了他对外公的见死不救，一生都不肯原谅他。
最终，母亲也从来北京的表姐那里了解到真相，得知他宁肯偷偷存钱以备结婚之用，却不愿出一个子儿叫深爱自己的父亲免死。知道真相后的她也常心中梗梗，但因她生性宽容，才没断绝与六舅的往来。只有四姨因为在成都和南京曾与他相处多年，觉得他有才，很快便原谅了这个弟弟并竭力为他开脱。
他的表现不仅于此。外公被枪毙后，他又给姐姐们分别写信，诓她们说，外婆被农民吊起来了，只因为他卖了金条，换回五十六元钱交给了农民，才使外婆免受皮肉之苦，叫她们立刻筹措资金寄来。
听说外婆被抓，母亲急得手足无措，几夜失眠。可我们刚来北京，立足未稳，几乎一贫如洗。
当时，不少银行的职工都申请困难补助。母亲不愿占公家的便宜，更怕人说三道四，就一直咬紧牙关。
收到六舅的信后，为救外婆，她实在无法可想，第一次向组织伸手，去工会借钱。还算顺利，领导批下来二十元钱。但钱还未到手，却引来有些同事的批判与奚落。有的说她立场有问题，有的说双职工缺钱装蒜插葱……听到这些议论，她的眼圈红了，不是怕立场出问题，眼泪恐怕当时就涌出眼眶。从小父母不疼，非打即骂，她甚至到了不想活、希望染上霍乱的地步，自己和父母有什么感情？可毕竟砸了骨头连着筋，生养自己一场，难道想法子挽救母亲也有错吗？
一赌气，她对组织表态说，这钱不借了。领导立刻找她谈话，划清界限是对的，也是必须的，但母亲你还得管！
就这样，她拿着沉甸甸的二十块钱寄给了外婆。
母亲平白受了一场辱，都因为六舅。
六舅曾来过北京一次，我与他相处了大约两小时。在这段时间内，只听他大吹特吹，不停在说自己的孩子如何有出息，并说爱看京戏。我给他弄了两张戏票，没有陪他去看。他对母亲说我挺懂事的，我却觉得他不懂事，否则，怎么会眼睁睁看着外公去死呢？
直到如今，也没听说他有忏悔的意思，他大约认为自己当初的表现理所应当吧！ 八姨淑萱：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八姨就从东北某所大学休学来到我家。二十多岁，梳着两条大辫子，眼睛大大的，长得没有母亲秀气，却也很精神。
听说由于不能适应东北的气候，她得了严重的妇女病。这一休学不知怎么就变成退学了，再也没回转东北。
八姨比母亲小十几岁，是外婆四十多岁生的最后一个孩子。为生孩子所累，外婆简直见不得这个最小的女儿，可外公却格外喜欢幺女。为了外婆打她，愤怒的外公有一次竟然揪住外婆的头发，往墙上撞，可见外公与八姨的感情之深。
外公被镇压后，面对革命形势，八姨并不敢发多大的牢骚，只是对六舅痛骂不止，说他太没良心。耳濡目染，我也就对六舅没有好印象。
八姨在我家逗留了几年，为我们这个家出过不少力。但每逢她的同学汪阿姨来我家串门后，都会引来母亲一阵叹息，你看人家多好！然后就怨八姨不能把学习坚持下来。
八姨是倔脾气，听了这话，一摔门出去了。母亲只有继续对我们孩子唠叨。
自从汪阿姨结婚，母亲就开始为八姨的个人问题着急，已经二十六岁过了，没有正式工作，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的街道已经开始负责分配工作，她的名字也在册登记。可好几拨人已陆续分配出去，却一直没将名额给她。刚开始，她和母亲都很乐观，还以为是街道舍不得她这个积极分子呢！只有父亲听了这话冷笑着“嗨”一声说，我看是政治上不过关吧？
工作不行，就先托人找对象吧。母亲一贯热中此道。
表姐到银行工作后，她立刻为表姐的终身大事四处求人。银行中一多半都是晋察冀来的老干部，很快给表姐介绍了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未来的表姐夫比她年长十岁，人长得不怎么样，在老家又有老婆孩子，表姐内心甚不满意。但她因吃药过敏造成耳聋，也只能凑合。
作为调干生，未来的表姐夫此时正在人民大学学习。他也是个热心肠，听了母亲的请求，陆续将身边好几位单身同学引到我家，目的就是让八姨与他们见面。这些人基本都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八姨与之交往过几天后，不是她嫌人家五大三粗或文化根基太差，就是人家说我外公属镇压地主，对她的出身不满意。走马灯似的，一个也没成功。
不久，表姐正式举行婚礼，是在公主坟的一家军人礼堂。婚礼上必有糖果吃，八姨就带我这小馋鬼去了。记得某首长主持婚礼讲话之后，接着便是跳交谊舞。有个长得挺帅气的小伙子，不停把八姨从我身边拉走，将她带进舞池。我当时忙于吃糖嚼苹果，根本顾不上注意他们谈些什么。
以后，那帅气的叔叔经常在我家出入，带八姨出去玩儿。刚开始，还有我这小电灯泡照着，再后来两个人出双入对，没我什么事儿了。叔叔脾气好，会说话，常常跟我开玩笑。甭看他年轻，竟也是三八式老干部。
大约三个月或半年后，恍惚间听说两人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叔叔的单位已经要来街道外调了。因那时的婚姻不仅是个人私事，特别是这些革命干部，他们的婚姻与革命大业密切相关，因此一定要慎重，必须经过组织审查与首肯方可登记。这一传统后来又普及到一般人，竟也延续多年，直到“文革”后才逐渐消亡。
差不多又过了十天，叔叔忽然从我家绝迹，八姨宣布跟他的关系吹灯拔蜡。在我懂事后，八姨才告诉我，就是因为外调，两人闹起了摩擦。她很不高兴，硬硬地对叔叔说，我父亲是镇压地主，我没向你隐瞒。调查，还不就查这事！你是不是为这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
叔叔说，我是应当考虑……
他的话没讲完，八姨已经气炸了，既然你要考虑，那咱们就吹吧！说完掉头便走。
一桩好姻缘散了，事后八姨也有些后悔，有话好好说，自己的脾气不该那么倔。
高不成，低不就，八姨的个人问题一直难于在北京解决，正式工作也没有着落。女大不中留，这时，她在内蒙古工作的同学路过北京，听说了这情形，立刻给她介绍了个中专毕业生，在锡盟水利队工作。当时边疆正缺人，婚事只要定下，工作肯定没问题。
锡盟比长春偏僻落后多了，可八姨再也不能拖累负担沉重的姐姐。人到穷途末路，什么罪都愿意受。心理上能承受，身体上也就真能承受，人的承受力是很难界定的。
八姨跟着我叫做刘叔叔的人走了。她在东北吃不了苦，到了更苦的内蒙古却终于安居下来。
母亲内心是不愿八姨走的，但自己没本事，既不能给她安排工作，又不能给她找个合适的对象。长期下去，既耽误了她的前途，自己的负担又确实太沉重，她无法挽留她。
人算不如天算，八姨前脚儿走，后脚儿街道就通知给她安排了工作。那时，八姨刚结婚去内蒙古没几天。母亲气得想跺脚，可就是将脚跺碎，总不能将她与八姨夫拆开吧？
因为生气，母亲就骂六舅，当年若不是他舍不得掏五元钱，也不会今天让妹妹跑到边疆去受这份罪。
八姨对我和老公是有恩的。在老公蒙怨受屈的年代，她不怕受牵连，一直照顾他。若没有她在逆境中牵线搭桥，恐怕也没有我与老公的婚姻。
可能是边疆太苦的缘故，八姨不到七十岁就走在了母亲前头：一个跟头摔到地下，再没起来，据说是心肌梗塞。那时，八姨夫正因癌症在北京手术。大约一年后，八姨夫也跟着走了。
八姨走时，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只有媳妇。母亲活着时，一直为此伤心，于是又开始骂六舅，不是由于他，最小的妹妹能走在前头吗！我只能这样安慰母亲：好人进天堂不受罪，心里却如母亲般不能释怀。六舅名为思贤，行事却甚为不贤。过去，也只有母亲与六舅偶有联络。从母亲去世后，我与六舅就断了来往。但还是愿他能健康长寿，这一生挨整受批不少，活得也不容易。 回淡泊人生：谢谢关注！这种心路历程，写起来就有点长了。只想把社会关系介绍一下，贴一张履历表而已。关于家族历史，拉拉杂杂，在真名过去也贴过一些。家父活到虚岁100，历经三个时代，大致一写，都是几十万字，在网上贴太长了。别说看得不耐烦，我若一章章贴都不耐烦。
较长时间没来真名了，原本是来逛一逛，问声好的。因此，向大家拜个早年，愿明天比今天好！身体健康！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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